（原文首发《联合早报》）文/徐海娜 前几日读报，发现新加坡两大主流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同一条信息，即本地心理卫生学院9月19日公布的全国青年心理健康研究调查结果。该调查称，本地三分之一的青年人（15-35岁）有严重抑郁焦虑等症状。该调查还指出，本地每四位青年人中就有一个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超过三小时，而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身材焦虑、网络霸凌等是促成青年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处在一个物理上相对来说最安全的环境，心理上却如此不安？这样的调查结果，令我想起德国心理学家萨拉•迪芬巴赫前些年提出过的关于“数字抑郁时代”的论述，她认为互联网技术塑造了我们的时代，也塑造了这个时代人类的精神状况。
此外，我还想起台湾临床心理师陈品皓今年四月份才出版的新书《过曝世代》。“过曝”是过度曝光的简称，原意是指摄影时，由于相机设置的光圈过大或快门过慢等因素造成的画面亮度过高的现象。而陈品皓则借用这个概念去形容一出生就和网络紧密相依、在成长中受到大量影音社群喂养的人。“过曝世代”指的就是过度暴露于网络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
虽然陈品皓辅导的大多数是青少年学生，但他观察到的“过曝世代”最核心的心理问题来源：“网路原生、界线失序、余裕失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重视。对于这个世代来说，网络就是空气一般的存在；物理空间发生的事会在网络上进一步发酵，掌控人们的注意力，造成“界线失序”；而“余裕失去”既是时间和空间余裕的缺乏，更是心理余裕的缺乏。
“高倍速的步调压缩了等候的余裕、让人们对自己是否被关注更加在意、在关系中也容易不安与焦虑，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培育深度专注的环境。”例如青少年如果遇到人际冲突，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可以歇息和冷静，以及思考和消化。现在像空气一样存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却压缩了人们这种心理上的余裕。
陈品皓说，过曝世代有以下特征：“在看似心理脆弱的背后，实则是容易受到情绪困扰、注意力普遍不集中、思绪碎片化、抽象思维、思考内容与深度普遍性低落、对于评价存在一种超乎同龄层的在乎与恐惧、缺乏目标感而呈现动机低落的状态。在这些现象的综合表现下，呈现出一种心理成熟度延迟的整体世代现象。”
其实，我们都是跌跌撞撞地就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数字化生活变得普遍的时代。技术上的更新迭代速度之快，已经让人来不及细细审视其带来的所有利弊。我们的幸福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社交媒体的定义，悄无声息地塑造出“过曝世代”，这就让“数字抑郁时代”的来临变得顺理成章。
美食可能让人回味无穷，但如果没有拍照或者录影放上社交媒体，就仿佛没有吃过；落日也许非常壮丽，但如果没有放上网，就好似不曾存在过；旧日知交，久别重逢，如果没有放上网，有如不曾相聚……
不知不觉，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就受到影响，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已经拱手交了出去。这让人们越来越注重记录，而不是当下的体验。一旦人生中重要的时刻没有被记录下来放上网，这件事的价值就打了折扣。
同时，人们放上网的每一张照片都无时无刻不处于比较中，而且是与全球无数角落发出来的同类照片和影片进行比较。个人的幸福时刻在这种无限的较量之中，越来越索然无味，当下独特的个人体验也不再重要，我们幸福的程度已经让位给社交媒体来决定。点赞、评论和分享的数量以及质量，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情绪，促使人们虚荣心越来越强。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欲望都是从比较和模仿而来，而不是我们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有时还会被所谓“应该”牵着走，而不论从“应该”而来的欲望，将把自己带到哪里去。这对正在寻找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的15-35岁的青年人来说，影响非常深刻。
德国心理学家萨拉•迪芬巴赫和信息学家丹尼尔•乌尔里希曾在他们合著的《数字抑郁时代》一书中提醒人们，除了注意数字时代的技术如何左右了我们的幸福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技术带来的特权。
书中，他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摄影师卡洛琳在南非的一次野生动物观摩之旅中，她的照相机罢工了。但比起照相机罢工更令她生气的是周围人的反应。他们都说：“让安娜坐过去吧，你在那也没啥用。”没有了设备，她也就丧失了权利，她只能默默地坐到了后排。
看到这个例子，我感到不寒而栗，类似的情景在生活中发生了无数次，我们丧失了某种权利，却习以为常。去滨海湾看烟花表演、看无人机组成的巨龙，高高举着手机、相机的人永远有站在制高点、最前面的特权，如果是所谓网红、达人来了，更是要为他们让出位置来。
如果此时站在前面最佳欣赏位置的你，不举起手机来，也不退出，那就堪称“恬不知耻”，至少会被人行“注目礼”吧？这是人们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就是网络时代和技术对人们行为和心理的一种塑造。如果我们都不察觉，都不反思，最终几乎每个人都将成为数字抑郁时代的落网之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