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发新加坡《联合早报》）文/徐海娜 “有情”和“事功”作为相对的概念，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于1952年一封家书中提出来的。当时，他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从垃圾推里找到一本《史记》，挑灯夜读，有感而发。
他说：“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学！”“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
他肯定了《史记》中“有情”的部分，认为时人只注重“事功”，是因为人们太“无知”。在这封家书中，他也批评了当时的教育，“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
在前不久于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一场“文史对谈”中，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也提到了沈从文的人生道路和这封家书。当时讨论的正是文学的力量，因为“有情”，文学才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我于线上聆听这场讲座时，却想到了现在新加坡的华文学习现状。我认为，孩子们正是因为没有感受到华文中“有情”的那个部分，才无法建立起对华文的感情和兴趣。而学校里面的华文课程又比较注重“实用性”，没有余力去探索华文和华文文学中“有情”的那个部分。
先于王德威教授发言的是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教授，郑教授也是前城大中国文化中心创办人，他们都是钟情中华文化的老一辈学者。郑培凯教授说，他们这些老一辈做中文文史研究的学者，最开始读的都是外文系，学的是西洋语言文学，为什么后来都把兴趣转向了中华文史研究，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
郑培凯成长于台湾，小的时候，父亲让他学习书法，也读古书，这让他对于文字应该如何表达出来产生兴趣，也对文学产生兴趣。但是那时候，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强调的是“经学”和“小学”，也就是训诂、文字、音韵这些，与文学毫不相干。
因此他读了外文系，以为和文学关系更近，没想到当时的外文系也不教文学。于是大三的时候，他就又去读了历史，后来去国外留学也读的是历史。因为那时，他就体悟到了“文史不分家”的古训是多么有意义。
郑培凯说，人们问我现在研究的是什么？中华文化和历史，包括书法、茶、园林、昆曲等等，其实都有所涉猎。“我可以说是个杂家，也是个文化史家。”他说，其实，深入进去中华文化，是不仅包括文学和历史的，是真正的“文、史、哲、艺不分家”。
他的这番话，也让我想起已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滋斌在过去课堂上讲过的话（那时我在读硕士，他教其中的部分课程）。他说，他毕生研究中文，但从来不敢说自己精通中文，因为中文包括的东西太多了。
与会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虽是加拿大人，却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他喜欢中文，主攻明清史研究，目前在福建永泰探索民间史料。他说，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在现代大学分科中被边缘化，很令人遗憾，而这些思想瑰宝都值得挖掘和传承。
这些与会的学者们到底为什么都对中文情有独钟？郑培凯教授说，那是因为他们“对从中华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有兴趣。”
与会的台湾大学教授李孝悌也是如此，他的学术著作《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曾成为畅销书。书中呈现的明清士大夫和民众的生活面貌，古人生活中“逸乐”的部分，以及他对“逸乐”作为一种价值的阐释，也吸引了学术界之外的人们。
听了这些学者的话，联想到新加坡学生学习华文的现状，于难过的同时，我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当人们真的想要提升学生们对于华文之兴趣时，真的不能只注重实用性和考试的范围，不能只注重“事功”，而是应该从“有情”的部分入手，探索出一条适合新加坡孩子的道路来。
什么是“有情”的？文学是“有情”的，历代优秀文学作品能流传到现代，最核心的就在于打动人心的那个部分。历史也是“有情”的，哲学和艺术也都是“有情”的。当然，还有那些物质的部分，包括物质史。乃至饮食、服饰、园林、戏曲、方言等等，都是人们投注了感情的地方，也是审美情趣和追求的体现。这些比起教科书来，能够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感情和热爱，也更能够与人建立情感共鸣。
当孩子们发现，学习华文，不只意味着掌握考试需要的词汇量，不只意味着读懂教科书，而是有一个浩瀚无垠的文化的海洋，可以通过华文这张船票畅通无阻的时候，那么就不用靠外力去推动他们学习，他们自然就会有兴趣、有动力学好华文。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们，有一片深邃而闪光的大海在等待着他们发现。不妨尝试着，就从和华文世界有关的“有情”的部分入手吧！从文化、历史、哲学、艺术中能够想到的任何一个细节入手，先吸引他们，打动他们。不要只想着所谓“事功”，先建立对华文的感情，才是更加重要和紧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