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活了50多岁了，搬了三次家。
第一次是在七岁时，那是1978年，当时我家住在隆德城里面的“湾儿”（现在的大约位置是在华天广场对面那里）要搬到城外面南门以南的地方，现在的位置就是龙城世家的A区。
当时那里还是一大片农田，在农田里用土打起来的墙围了几座土院子，院子里盖了几座土坯房，其中一座就是我们家。
那时，隆德县城不大，也就是城墙里面的一圈，城墙里面公家的单位不多，隆关大队和临泉大队也在城里面。
隆关在城北和城东，叫做“关里”，临泉在城南，环绕“观泉”而居，叫做“湾儿”，县政府等单位就夹杂在隆关和临泉中间。
关于我在“湾儿”的家，幼小的记忆里很迷糊，只有说着陕西话的爷爷死去时，我在炕上大哭的记忆，那座院子好像有前后两道，有一座很气派的上房。
后来很多年后，我工作了，碰见在地区教育局的李老师，他说，他们家曾经租住过我们家的后院，说起来那座我毫无印象的院子。
去年在银川拜访杨新才老人时，他也是临泉人，在“湾儿”长大的，离我家不远，又说起来了我家的那个院子以及和父亲的记忆。
那座院子，虽然我全无记忆，却是我的第一个家。也是我住的最短的家。
二
南门外的家，我住了25年，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那座土院子从最初的一家十口人，随着哥哥们的分家，姐姐们的出嫁，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父母两人了。
那座院子，也从最初的土墙，土院，不断的翻新，变成了砖墙砖房，直到2010年拆迁，变成了小区，那年父亲也走了，他一辈子没有住过楼房。
南门外的那个家，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有童年的快乐、也有少年的忧郁，更有青年的无奈，
那时，总有时时刻刻离开那座院子的冲动，那年离开时，头也不回，毫无留恋。
而现在，我总会在梦中回到那里，那座院子再也回不去了。
门前的迎春花，院子里春天的大牡丹，秋天的大丽花，总会在梦中出现，而老父亲、老母亲已经在对面的堡子山上遥望山下的院子十多年了。
那座院子凝聚了父亲一生的心血，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一座一砖到底的院子是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
那时的隆德城里，还没有楼房，站在堡子山上望去，一大片院子，大院子套小院子，大院子是政府的单位，小院子是住家的院子，政府的院子都在城墙内，是排列整齐的一排排砖房。
住家的院子分为城里单位上的家属院，城外隆关和临泉队上农户家的院子。
家属院一般都是单位上修建的，一色的砖木结构的架子房，排列的整齐有序，私人的院子大都是土胚的半厦房，杂乱无章。
上学时，班里的孩子自然分成两派，住家属院吃商品粮的，吃农村粮的，住在架子房家属院的学生自然优越感十足。
我们这些城外土坯房里的孩子很羡慕那些住家属院的孩子。
我们家原来在“湾儿”的那一片地方，已经变成了一座很大的政府“家属院”，里面成排的架子房，住满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和家属，有那些外地支宁的，也有不少老家在乡下的，我们不少同学也住在这里。
旁边就是有名的“上海院”了，住满了很多外地人，吃的那时我们吃不到的大米饭。
那时城墙还没有拆，从城外的南门进城要通过城墙的洞子，穿过那个洞子，就像穿越了两个世界，城乡的差距不仅仅是那道城墙，还有跨越不了的理距离。
三
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城墙拆了，进城再也不需要穿过洞子了，城里城外连成一片了，虽然城墙外的那道护城河的深沟被填平了，但那道城乡之间的壕沟依然难以被跨越。
拆除城墙大约是因为县城发展的需求。
那年，县城单位新增的越来越多，干部队伍也不断增加，单位的平房都变成了楼房，需要扩大地盘，那些干部在乡下的家属、子女也到县城上学了，老旧的家属院也不够了，而且，院子太占地方，住不了多少人，家属院也变成了家属楼。
隆德县城里的楼房越来越多了，开始像一座城市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那些最早住上家属楼的人无疑是幸运的，大部分都是干部们，就像现在的那些暴发户一样，那些从家属楼里出来的孩子，就像过去地主家的儿子一样骄傲。
其实，我家是有可能成为县城里最早住家属楼的人家，当年父亲是百货公司会计，百货公司在当时是一个热门单位，会计也是一个关键岗位，当年百货公司效益挺好，在县城西门那里修了几套二层小楼的家属院，家属院的门是圆形的，很是好看，给父亲分了一套，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运动”惊吓的，胆小谨慎，这家属楼坚决不要，为此，母亲和家人们一直埋怨他，后来，百货公司的经理出事了，被判了好几年，而父亲则安然无恙。
但我住家属楼的梦想却戛然而止了， 我家依然住在南门外的土院子里，有时路过西门的百货公司的圆门家属楼，总会羡慕的朝里面望望。
那时的家属楼是单位的福利分房，个人是不需要出钱的，所以能住上这样的家属楼自然是不容易的。
后来，这些单位的福利家属楼也开始向个人收取一定的费用了，但依然还是抢不上。
工作后，单位也修了家属楼，我这样的小年轻，只有“望楼兴叹”的份，结婚时把院子整修了一番，也算是死了那住家属楼的心。
县城里的家属楼越来越多了，人也越来越多了，城外的农家院子也渐渐的由土院，土房变成了，砖墙，砖房。
1999年第一座完全商业开发的小区中关村在隆德出现了，那小区看起来很洋气，一下子把隆德的住宅水平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中关村400多套房，开盘时一抢而空，当时还没有首付按揭贷款的方式，全部是全款现付，我记得当时最少也要五万元，多则7、8万，那么多人抢房，不知道那来那么多的现金，当时的职工平均工资不到一千，一套房要一个职工的7、8年的工资，拿现在的工资水平衡量接近百万元了。
难怪那些年那些职工日子都过的“细数”的很！那些省吃俭用下来的钱都买了房子了。
而中关村也不像现在看房议价的买房方式，根据楼层位置确定价格，付钱的时候是知道你自己的房间楼层的，而当时是先交钱抢房，然后再统一“抓阄”确定楼层和房间，楼层好坏和钱无关，完全凭运气，现在看起来像笑话一样。
随后，县城里开发了好几座小区，隆德终于迎来了房地产的高潮。
四
随着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县城各单位也纷纷利用自有土地，开发集资商业家属楼了，这些家属楼由职工集资、单位统一修建，这些房当时也一房难求。
单位也集资建房了，我也熬够了资历，终于也集资了一套。
于是也开始了我的第三次搬家，从院子里搬到楼房了，逃离了院子，也就离开了原生态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城市化的进程，父母不愿舍弃那座院子，也住不习惯楼房的局促，一座大院子，自由自在，年龄大的人都有一种院子情节。
但我离开院子，父母总是不舍，而我则是毫无留恋。
当时的集资房不像现在的毛胚房，虽不是精装，但基本的住宿条件是具备的，直接可以入住，装修的很少，而我则是花了一万多大肆装修了一番，当时也算豪华。
这集资房当时也算县城里最好的房子，是以质量闻名的辛老老修的，学校里抢的不亦乐乎，甚至还闹出来矛盾，算了算也八万多元了，根据工资水平，比现在的房子能贵出一倍，但那时的人们不管如何，千方百计借遍七姑姑八姨姨也要集一套，房地产火热可见一斑。
这个楼我住了二十多年，直到现在。
南门外的老院子，随着房地产的热潮被开发了，变成了新小区，置换了一套，父亲没有来得及住上，母亲住了三年，姐姐们都恋旧老院子的地方，也都把房买在那里了。
终于，城外的那些农户们也都住上了楼房，和干部职工住在了一起，城外的土地也都被开发征用了，补偿了不少的钱，腰里“硬成”了，扬眉吐气起来，开始瞧不起那些曾经羡慕过的掙死工资的干部们了。
站在堡子山上，城里城外都是一片楼房，城乡界线终于被打破了，隆德 城终于像一座城市了。
五
县城里的楼房修的越来多了，乡下的学校也撤并搬迁到县城了，那些孩子都到城里读书了，父母也都跟着进城陪读，起初租房，后来也买房把家安在城里了，乡下很少回去了，院子也锁了起来，长满了荒草。
县城规模越来越大了，人也越来越多了，乡下就冷清了许多，县城的房价越来越高。
城里的干部职工们，工资涨了不少，钱存的越来越多了，慢慢的都开始在银川买房了，隆德一套，银川一套，已经成为标配。
终于，房子空置了，房价下来了，县城的人也开始少了起来。公租房，廉租房让那些买不起房的人也实现了有房的梦。
房子终于不再是价值增值的附加值了，人们已经平和务实的看待房子了，家幸福的意义不再是房子大小来衡量标准了。
房子住的久了，有了换房的念头，但县城越来越少的人口，不断降低的房价让这样的念头一再压抑。
终于，决定要把这旧房翻新了，就像把那座土院子改成砖房一样。
把那些旧家具，就物件重新搬出去，也算是第四次搬家了，那些不断翻出来的旧物件、旧照片总会勾起往事的记忆。
房子翻新了，也许就一直住下去了，也许还会搬家，也许会离开这座日益人口减少的小城，但乡愁却是永远不会搬家的。
生活了几十年的小城，搬了三次家，不算多，但是却见证了小城发展变化的历程，每一次搬家都是和小城发展变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是这座小城和国家发展红利的受益者。
小城在不断的变美，我却在变老，但愿有生之年，小城依然会不断的发展下去，越来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