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65年，当时的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就代表科技部针对针刺麻醉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
“针灸麻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支持针刺麻醉研究。如果项目需要人，我们就给人；如果需要钱，我们给钱。我们应该设计一个漂亮的手术室，方便外国游客的观摩。”
概括来说，当时上层对中医针刺麻醉有两个很重要的要求：
1、要啥给啥，但针刺麻醉必须能出成果；
2、要做的像模像样，能用来给外国人表演展示用；
在领导的重视下，当时的医生们很快就在这项技术上，取得突破性成果：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代表团被邀请去参观针刺麻醉的情况下对患者实施的肺切除手术。
当这帮没见过世面的老外，亲眼看着中国患者瞪着眼睛就能被开膛手术，纷纷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度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针灸热。
只可惜，患者们对于针刺麻醉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经“有幸”亲自体验过一把针刺麻醉，并将这次经历写进了系列作品“一百个第一次”中的《第一次做手术》里。
从他的描述看，他对于针刺麻醉的反应很可能是：
1970年，郑渊洁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当兵。
郑渊洁一直有小肠疝气，按当时的规定，这个身体条件是没法入伍的。
所以当兵前，他就被父亲拉着去医院里准备做手术切除疝气。
而他所去的的驻马店的159医院，恰巧正在大力推广“针刺麻醉”用来平替西医的药物麻醉。
到最后医生还给郑渊洁撂下一句话：
“刚才你不是说为了当兵才动手术吗？不勇敢怎么当兵？”
“两天后，我躺在无影灯下接受小肠疝气手术。麻醉师将几根针刺进我的右耳朵，再从一个小仪器盒中拽出导线，连接在针上，然后接通电源，我耳朵上的针开始震颤，剧痛钻心，是一种我无法忍受的疼痛……
医生的手在我腹部寻找下刀的方位，我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手指触摸我的皮肤，这说明我的皮肤完全“清醒”，根本没有被麻醉。当刀子切开我的皮肤时，我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叫声，这绝对是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给一个活人动手术……
说实话，肚子上的疼还能忍受，耳朵上针灸产生的疼却无法忍受……我不得不靠默念教员语录渡过难关，我起码念了500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的忍耐力是无限的。从那次手术后，我就坚信这一点。”
郑渊洁还记录下了和他“同命相连”另一位“自愿接受”针刺麻醉的患者。
这是一名19岁的解放军小战士，接受针刺麻醉动的手术是……阑尾炎手术。
无论是时间还是难度方面，都比郑渊洁的疝气手术长得多，也复杂得多。
“（手术后）……士兵一手扶着墙，一手捂着肚子，艰难地向病房一步一步挪。他扶墙的手上还拿着《教员语录》。为了防止他将《教员语录》掉在地上，从英雄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护士在手术室将《教员语录》用胶布固定在他的手上。事后他跟我说，太疼了，如果不是想着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他肯定走不回来……”
我猜，聪明的读者看到这，应该明白了为啥针刺麻醉会濒临失传了。
当然了，既然有这么多医院决定要让该技术在全国推广，说不定他们找到了能让该技术不再失传的诀窍。
只是吧，有一个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果有人担心针刺麻醉有效性，那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没有确切证据前不要轻易下结论？还是“针刺麻醉一定有效，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去证明”呢？
对于这个，只能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