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文、杨学锋︱宁海是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武装斗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

文摘 2025-01-23 18:30 浙江

山洋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探析】

宁海是解放战争时期

浙东武装斗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

文：刘开文、杨学锋

近期，笔者研读了顾德欢、马青、邵明、张任伟、诸敏、王槐秋、杨民奎、童先林等革命老前辈的回忆文章，还阅读了台州市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百年征程》，三门县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三门党史一卷》等资料和文献，其中都提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武装斗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在台属地区，但均语焉不详。当时台属地区包含临海、黄岩、温岭、三门、宁海、仙居、天台、嵊县、新昌和奉化等地，究竟这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在何地？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本文试将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进行初步探析，以期抛砖引玉之作用。

“上海会议”明方向

台属地区负重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内战爆发。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战场，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分局于1947年初在上海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浙东地区（是指位于浙江东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临东海，南达东阳至宁波的公路，西跨浙赣铁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武装斗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分局代表林枫、顾德欢，浙东党组织负责人刘清扬、王起。会上林枫作了《关于浙东环境与任务的报告》，并决定由隐蔽精干转为积极发动开展敌后游击战，创立武装游击部队，广泛发动群众“抗税”“抗丁”“抗粮”及其他群众斗争。大胆放手，恢复基层党组织，全面开展武装游击斗争，以军事手段打开局面，开辟和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会议根据浙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各地区利弊，着重分析了台属地区的政治、历史、地理、民情等诸多有利因素，决定把台属地区作为浙东地区建立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成立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工委），刘清扬任工委书记，马青任副书记，王起任委员。

梅花村会址纪念馆

梅花绽放是起点

砥砺奋进干革命

　　“上海会议”既然确定了浙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设在台属地区，因此顾德欢、刘清杨、王起等人认为有必要去台属地区召开一次会议，以便把“上海会议”的精神尽快在台属地区贯彻落实下去。抗战时期曾任宁海特派员的许少春向浙东工委建议，将此会议在宁海西乡白岭根村葛希曾家里开比较好，因为那一带地下党员较多，群众基础好。这个村坐落在天台山延伸山脉，宁海县前山头岗六琴岗山麓，白溪水从村前绕过，位于宁海县城西南20公里，西距桑州7公里，隔溪与岔路、前童相望，是宁海、天台、三门三县毗邻的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这里安全、可靠、幽静，交通也相对方便。1947年1月底，正值春节期间，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宁海工委的同志迎送到白岭根村葛希曾家，并精心做好会议的各项事务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顾德欢、刘清扬、张任伟、许少春、应为民、童衍孝。会议由刘清扬主持，顾德欢传达了“上海会议”精神，讨论了如何在台属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应为民汇报了三门、临海、黄岩等县地下党的工作，童衍孝汇报了宁海工委的工作，张任伟做了筹备武装工作的发言，许少春作了1943年到1947年初台属工作的总结汇报。成立了台属工作委员会，邵明为书记，许少春为副书记，丁友灿为委员，并确定台属工委工作中心由宁海转到临海北乡，还成立了临海中心县委，由邵明兼任书记，许少春兼任副书记，丁友灿为委员，增调宁工委委员杨民奎任武装委员。

　　会议将结束时，大雪飞扬，红梅怒放，顾德欢凝视着皑皑白雪，庄严地说，此次会议决定着浙东党和浙东人民的命运，是浙东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会议在飞雪迎春中召开，建议将此会议定名为“梅花村会议”，待全国夺取胜利后定要竖碑建馆以示纪念。大家一致赞同。

　　这次由浙东工委在宁海白岭根召开的“梅花村会议”，被史学界一致认为是浙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出发点。

初建“铁流”武工队

立足西南游击区

　　为了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伍，根据“梅花村会议”的部署，张任伟（新四军派遣浙东指导武装干部）、杨民奎率领鲁华、王蔚青、王阿法、王宏广、杨小昌等人到三门亭旁、芦田山一带，以“避壮丁”的名义组成“打猎队”，开展游击活动。他们在深山冷岙中进行训练，不慎暴露了目标，遭到当地国民党驱逐。在张任伟、鲁华带领下，随即转移到临海大石。而杨民奎回宁海迎送邵明，并抽调杨新科、童时大等10余名党员骨干到临海大石组成武工队，开展游击斗争活动。当时这支武工队只有少数领导干部配有短枪，解决武器问题的主要途径，一是向敌人缴获，向地主“借枪”，再就是向上级要求增援。上海分局曾派了4位同志携带部分枪支弹药来临海，但在运输途中不幸遭劫，几位同志失散回沪，武器也没有到手。这支武工队在临海大石、双港一带活动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武器简陋，又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无法立脚，只能暂时分散隐蔽。

　　1947年9月22日，邵明带王蔚青、王阿法、鲁华、陶秀贤4人去南田岛，在当地周象银、董方红的配合下，机智地缴获了国民党南田区自卫队的武装，拉起了台属地区第一支武装队伍。邵明和周象银带领这支队伍辗转到三门亭旁、芦田山一带活动，由于生活艰苦，一部分人员思想动摇而离开队伍。为了稳定这支队伍，加强武装力量，台工委再次调临海中心县委委员杨民奎和宁工委委员童先林、叶荣、杨谷峰、童时雨等人充实队伍，改变了这支队伍的政治素质，才在亭旁山区暂时立住了脚。至此，台属工委以“南田缴枪”为基础组建的武工队，称“铁流”部队，邵明为政委，周象银为大队长，金鹤鸣为副大队长，杨民奎为指导员、民运组长。“南田缴枪”和“铁流”部队的建立，标志着台属工委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诞生，台属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48年1月中旬，“铁流”部队准备去国民党将领刘膺古家缴枪，不幸走漏了消息，在里金村遭到了临海、三门、宁海、天台等四县国民党自卫队的“围剿”，“铁流”部队的指战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浴血奋战一天一夜，终于突破重围。部队突围后撤离了亭旁山区，从陶山出发到小坑附近上山，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昼伏夜行，翻过望岗山，路径上叶、桑洲到达山头螺。从此“铁流”部队就以宁海西南区为基点，开展游击斗争。

　　1948年1月下旬，王槐秋从四明山到宁海福泉寺，宣布“铁流”队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游击支队第二大队”。

宁海福泉寺铁流部队命名纪念亭

　　“铁流”部队活动在宁海西南区的大田头、山头螺、永乐寺、梁皇寺、洋加山等地，生活极其困难。他们得到了宁海工委的大力支援，官地、桑洲、白岭根、前童、柘湖杨、栅下、大溪王、沙柳等村党支部和群众，为部队筹送物资、做向导，使部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铁流”辗转游击区

创建“山洋根据地”

　　“铁流”部队辗转宁海西南区寻找立足地，在杨民奎的建议下，“铁流”初次闯入山洋地区。山洋地处宁海、天台、新昌三县交界的群山之中，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县、镇、乡所在地，敌对势力相对薄弱。其范围包括宁海境内东起梁皇山的辽斗、平溪、赤岩，南联高塘、吕家，西至冠峰的兰田庵，北靠双峰的逐步、杨染、大陈、横坑等地，地形易守难攻。杨民奎为何建议这支队伍进入山洋地区呢？这是因为他曾在上金乡中心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传播革命火种，并做国民党乡长娄时清的统战工作。他常以家访和走亲探友的名义，对周围各村和附近山区进行社会调查，勘察地理环境。这一带村庄的民众对他都比较了解，因为他个子高，戏称他为“‘电线杆’杨先生”，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

山洋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1948年春节过后，“铁流”部队接浙东临委的通知，命他们将队伍带到四明山集结。在出发前，他们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配合下，收缴了国民党桑洲警察所和驻扎在前童的塔林乡警察所的全部武器，端掉了这两个乡公所的武装，使国民党宁海县政府再没有在桑洲重设警察所。还收缴了桑洲地主杨伯灵和前童地主童协浙的武器。此举既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又唤醒和教育了广大民众，为台属工委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宁海西南区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也为打通临（海）、天（台）、三（门）通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11日，邵明率“铁流”部队开赴四明山，途经天台、新昌两县边界，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在缺乏向导等情况下，受到一些损失。北上四明山较为困难，在王槐秋的建议下（王在抗战时期曾在浙南工作过），部队改北上为南下，转黄岩西乡与浙南括苍支队会合。4月2日，他们下大雷山，在临海白水洋渡过永安溪翻越括苍山主峰，于4日到达黄岩最西端的里岙村。7日“铁流”部队顺利到达黄岩圣堂村，与括苍支队第二中队胜利会师。“圣堂会师”表明连接浙东与浙南的走廊初步打通，这对于加强浙东与浙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实现上级党组织的战略意图，加速根据地的开辟，具有重要意义。在与括苍支队会师期间，“铁流”部队进行了整训，与括苍支队并肩战斗，得到了煅练和提高，还得到了括苍支队的援助，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和装备。

　　1948年6月，林山赶到圣堂村，向邵明报告许少春于3月在天台被捕后“交代”，很快波及宁海，宁海县工委书记童衍孝、宁工委委员童连昌也被捕后“交代”，使宁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宁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邵明、王槐秋等台工委领导闻讯十分担心，忧恐台北（宁海、三门、天台以至新昌）“老家”的党组织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遂于6月中旬率“铁流”部队赶回山洋地区。6月下旬，王槐秋、杨民奎受邵明指派到官地村开展整顿宁海党组织工作。在官地村党支部积极配合下，完成了宁海党组织的甄别、整顿、改组等工作，同时，还在该村以村党支部为核心设立了交通联络站。

　　从1947年10月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被捕，到1948年3月22日台工委副书记许少春被捕，至宁工委书记童衍孝、委员童连昌被捕都“交代”，使整个浙东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鉴于此，上级党委分别进行调整和改组了浙东、台属和宁海的党组织。1947年12月，中共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临委，顾德欢任浙东临委书记。1948年4月台工委调整，王槐秋任台属工委副书记。6月，台工委改组宁海党组织，建立中共宁新工委，杨民奎任宁新工委书记。8月22日，召开“兰田庵会议”，决定成立宁（海）天（台）新（昌）工委，邹逸任宁天新工委书记，杨民奎任宁天新工委副书记。10月初，召开“台东会议”，决定宁天新工委调整为宁新工委和天新工委，杨民奎复任宁新工委书记。

　　自“梅花村会议”后，浙东各地都开始组建武装游击队。1947年5月，四明工委在慈溪草茅庵建军，命名为“浙东人民第三游击支队二大队第四中队”；会稽、金萧和三东等地区也都建立了队伍。但这些武装队伍均是各自为战，装备简陋，并且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中共上海分局和华中局，始终关注着浙东地区的发展，尤其关注台属地区的发展。上海分局于1948年4月16日给浙东临委一个重要指示：要以军事力量打开局面来发动群众，再从群众斗争中壮大武装，部队必须到敌人空隙的地方去点火，发动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跳跃式地向前，力求面的发展，不要把中心力量老是在老的地区与敌人纠缠不清，要把在内线纠缠的防御局面变成为外线发展的进攻局面。同年5月，华中局指示，要求浙东临委将放手开展游击战争与广泛发动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针对不同区域特点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以取得更大的发展。

　　为加强浙东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打开局势，以尽快实现上海局提出的四山连成山海一片（“四山”指四明山、会稽山、天台山、括苍山，“海”指东海地区）的战略目标，上海局决定将浦东人民解放总队（简称解总）和长期埋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南汇县大团镇自卫队储贵彬部（简称“储部”）调入浙东，一如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部派遣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部南下浙东，在四明山创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8年5月18日，由张任伟引领下的浦东两支队伍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机智、安全地渡过杭州湾到达姚南章雅山，与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游击支队胜利会师，受到上海局外委会副书记林枫、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副书记马青及四明工委、三支队的几位领导热烈欢迎。浦东来的两支部队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游击支队，其中解总被编为一大队，储部编为三大队，从此浙东大地上新的三、五支队又成立了。

　　为了进一步打开台属新局面，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张任伟带领四明山“钢铁”部队，于1948年8月13日从四明山出发南下台属；诸敏则率“灵活”部队西进会稽。在8月18日“钢铁”部队到达宁海山洋地区平溪村与台属工委书记邵明带领的“铁流”部队会师。平溪会师是台属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转折，其意义非凡。当天下午，两支部队移师山洋，召开庆祝大会。第二天，两支部队合编成一个支队，称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四游击支队”（简称“四支队”），并宣布邵明任支队政委，刘发清任支队长。

平溪会师纪念碑

　　1948年8月22日,中共浙东临委在兰田庵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宁(海)天(台)新(昌)县工作委员会,邹逸为书记，杨民奎为副书记，童先林、李黎、水柯生为委员。会上明确拓展游击区和巩固发展根据地，加速组建县级地方武装。邵明称这次会议是宁海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的意义。

　　1948年8月23日，浙东临委在天台华顶山华顶寺召开会议，称“拜经台会议”。会议由顾德欢主持，会上贯彻中央上海局、华中局重要指示，并阐述了打开台属地区工作局面的重要性，深刻分析了台属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对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部署，还对如何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以及如何对待国民党乡保人员、土顽、民枪等问题作了较具体的规定。“拜经台会议”后，台属地区始成为浙东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8月27日，“四支队”在临海大石一带遭国民党宁海、天台、三门、临海四县保警队和自卫队的“围剿”。28日，国民党台州独立营营长罗承宽带300余人增兵“进剿”大石。29日，“四支队”行至大田岭下时，遭国民党临海自卫队尾随。30日，四支队在临海双庙伏击国民党台州独立营，毙敌7人，俘敌营长以下5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60余支。双庙伏击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不仅改变了“四支队”初来台属的被动局面，还打开了整个台属地区武装斗争的局面，确立了山洋革命根据地。

洪流部队创建地纪念碑

　　根据“兰田庵会议”精神，杨民奎奉命分兵回宁海，组建地方武装。他从“四支队”带杨新科、杨谷峰、吴有春等5名战士，下山到官地，在当地党支部的协助下，官地、严家、栅下、柘湖杨、大溪王、枫山等村的党员和青年积极参军，于同年9月5日在官地村杨家祠堂拉起了二三十人的武装队伍，初名为“创造”，后定名为“洪流”，杨民奎任大队长，邹逸任政委（“台东会议”后杨任大队长兼政委）。此后，“洪流”部队在西南区广招人员，发展迅速，战斗力强，经多次战斗，组成了约有300余人的队伍，内设三支武工队，两个分队。1949年2月，“洪流”部队还指导宁海东区组建了一支武装，称“鲁迅”部队。他们拱卫着山洋根据地，活跃在西南广大区域，横扫国民党区乡政府，痛击国民党正规军，斗霸除顽，曾三批次向浙东主力部队输送骨干约260余名，还将缴获武器反哺主力部队，为浙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和解放后建立新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壮大武装扫顽敌

喜迎解放立功勋

　　10月4日至7日，浙东临委在山洋的逐步村、大陈村等地召开了一次临委扩大会议，称“台东会议”，会上交流了南下和西进的战斗情况，汇报了工作计划，统一了下步思路，部署了政治、军事、财经和群众等工作。并决定把台属地区以临(海)、天(台)、新(昌)公路为界分成东、西两片，分别建立台东、台西两个临时工委。

台东会议纪念馆

　　10月10日浙东临委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党的发展及大量吸收与培养干部的指示》。随后又在三门亭旁召开台东扩大会议，对各基层组织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临三工委、天新工委和宁新工委。

　　10月13日，部队从山洋出发，集聚到宁海前童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济南解放大会和军民联合会，还对群众十分痛恨的大地主进行批斗，并开仓济贫。经分析，此举定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将出城袭击，我部作佯退，当日晚由张任伟指挥在敌必经之路岵岫岭设伏，第二天上午，击溃来敌，虽缴获不多，但震慑了敌人。自此，敌人不敢贸然到西南区骚扰。

　　10月下旬，顾德欢在宁海方山长田头召开各边区县工委会议宣布，成立“浙东行政专署”和各县办事处，行使政府职能，以保障部队的需要。

　　为了巩固和加强山洋根据地的建设，浙东临委以山洋为中心，相继建立了联络总站、后方医院、枪械修理所、被服厂、印刷厂和干部培训班（燎原训练班），还利用本地矿产资源办了一个白泥生产合作社。同时，加强交通联络工作，建立了辐射宁波、四明、上海、苏北、宁海、奉化、新昌、天台、临海、三门等地的交通联络线路。宁海的交通联络站就设在官地村，它具有三级工委的联络功能，承担着人员接待护送、情报搜集、军需物资筹集、信息传递等工作。山洋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吸引着广大有志青年，他们纷纷从上海、宁波、绍兴、定海、宁海等地，经由官地交通联络站接送到山洋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从而山洋成为较具规模的浙东游击根据地之一。

设在山洋革命根据地内的后方医院、枪械所和被服厂

设在官地的交通联络站

　　根据全国和浙东的大好形势，临委领导认为浙东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加强临委机关和主力部队，把浙东的游击战争推向高潮，迎接全国的解放。1949年1月28日，在新昌回山村，马青代表浙东临委郑重宣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马青为司令员，顾德欢为政委，刘发清为副司令，张任伟为参谋长，诸敏为政治部主任。二纵司令部下辖第一支队（金萧地区），第二支队（会稽地区），第三支队（临委直属），第四支队（台属地区），第五支队（四明地区），第六支队（路南地区）和东海支队。

　　同年2月10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率三、四、五支队，以声东击西的战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入天台县城，歼敌300余人，缴获颇丰，部队按计划班师山洋。当月17日，按预定计划奔袭三门县城海游镇和亭旁镇，虏敌200余，活抓国民党三门县县长陈兆荣，三门成了我省第一个解放的县城。天台城被攻入，三门县被解放，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美国一家报社惊呼，活动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居然解放了距蒋介石家乡仅180华里的天台县城。蒋介石于4月25日从宁海西店团堧下海仓皇逃离。

解放三门作战命令

　　对于宁海的解放，临委领导设想效仿北平和平解放的方案。同年2月中旬，马青司令员、四支队民运部长詹步行等人与国民党宁海县县长的代表在前童村进行了一轮谈判，但因双方距离较大，再加我部另有任务，谈判没有再次进行。迫于我军的威力，国民党宁海县政府释放了几位在押政治犯。

　　同年4月18日，宁新工委在宁海桑洲召开西南区农民代表大会，这是浙东地区首次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邵明等领导，新昌、三门、天台、嵊县等地派代表前来观摩、祝贺。大会期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邵明作形势报告。19日，代表们移至干坑村继续会议，邵明宣布浙东农会的领导：王起为浙东农民协会主席，王槐秋为台属地区农民协会主席，李黎为宁海县农民协会主席。同时选举产生官地党支部书记兼联络站站长杨民昆为西南区农民协会主任。西南区农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为迎接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西南区农民代表协会会议纪念馆

　　通过以上梳理分析，我们可以明晰解放战争时期的宁海是浙东武装斗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中心。在“梅花村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斗争，经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终于在宁海西南区及临海、天台、三门北部，新昌东部开辟了广泛的游击区，建立山洋根据地，成为浙东临委的指挥中心和浙东游击战场的立足点，实现了“上海会议”的战略意图。在此期间也培养、锻炼了宁海大批干部，我们仅从六地委（台州地委）首批只派选了20名南下干部来参与接管宁海就可见一斑（当时原则上是一个南下干部中队约100余人接管一个县）。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认识当下，烛燃未来，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 2025年1月16日）

作者简介

刘开文，退休干部。现任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宁海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杨学峰，退休干部，宁海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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