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季远︱向声而行

文摘 2025-01-14 18:30 浙江

向声而行

文：麻季远

没有人比盲人更渴望光明，

没有人比聋人更渴望声音。

一

　　我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看医生了。

　　那是1995年的夏天，在杭州第四人民医院二楼走廊，耳鼻喉科诊室门口边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大概只有一岁的婴儿，蹲在墙脚痛哭。而她的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则斜靠在墙壁上，表情木然，不知所措。

　　候诊的我看到这一幕，不由得鼻子发酸……我知道，这个孩子的耳朵没得救了！我庆幸自己还可以说话，而眼前这个孩子那么小，肯定学不会说话，那等待他的结果将是十聋九哑，他将生活在世俗的嘲笑和屈辱中。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童年……

　　在我六岁的时候，奶奶最先发现我的听力有问题，经常听错别人的话，比如把“三分凿”说成“三寸凿”，把“万隆”听成“饭桶”，把“青蛙”念成“青花”……

　　于是，我成了别人口中的“聋嘭”，这是一张异常沉重、撕不掉的标鉴。只要我一出门，人家就大老远地冲我喊：“聋嘭！屎吃了吗？”我以为问我饭吃了没有，就说吃了。然后，毫无意外，那些看热闹的人笑得前俯后仰……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成了他们的笑料。这个时候，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我的失聪，成了父亲心头的一座大山，向来性格暴躁的他，面对我一张口就是“短命鬼”！在那个充满世俗偏见的年代里，我就像一个瘟神！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这辈子没救了。

　　渐渐地，我变得胆小木讷，我不想回自己的家，尤其害怕见到父亲。奶奶的羽翼是我唯一的避难所，在我受到委屈的时候，是奶奶的一句“宝贝”、一句“心肝”，抚慰了我稚嫩的心灵。

　　亲朋好友建议家人带我去看医生。从岔路的区卫生院，到宁海的城关医院、海游的三门人民医院，甚至麻岙的黄公殿卫生院都去看了。各种药丸、药汤，吃得比饭还多。（记忆中有一回，是三门人民医院医生开的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药吃下去不消化，一直胀在肚子里造成便秘，最后是村里赤脚医生用肥皂水灌进肠子才拉出来，足足有半痰盂。这个药自然不敢再吃了。）但是，听力并无任何改善，每个医生的说法也不同。限于当时的条件，也没有去过更远、更大的医院。

　　直到我十二岁那年，在宁波二院，确诊是感音神经性聋，医生怀疑我小时候打了庆大霉素导致，这种聋没有特效药可治疗！而且，就在这一年，我的听力再度明显下降。

　　如果耳聋仅仅是被世俗歧视嘲笑也就算了，问题在于听力障碍严重地影响到我的学习。自上初中以后，我基本听不懂老师讲课，经常不知道讲到哪里，只能靠自己懵头懵脑对着书本盲猜。人家是听课，我是“看课”。

　　农村人遇到一点事总少不了要求神拜佛，每一次出门看医生都要先到“老爷殿”里拜拜“老爷”，许个愿。尤其是医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老爷殿”里的“香药”泡开水，我都记不清喝了多少回。母亲甚至还带我去求巫婆，要我拜她“老寄娘”，以期“管顾”我耳朵好起来。年少的我，自然也和祖母、母亲他们一样希望“老爷”会显灵，期盼着有一天能出现这样的奇迹：我变得和正常孩子一样了，能听会说，再也不用忍受别人的嘲笑。

　　可是，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

　　我还在神游的时候，姐姐碰了一下我，轮到我就诊了。在做了电测听、脑干检测等一系列检查后，我们拿着报告单回到诊室，那位身材精瘦的耳鼻喉科主任王卫大夫，神情严肃，对我姐姐说了很多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是从他的表情也能猜到我的耳疾肯定不简单。然后看见王大夫在病历本上写下这么几个字：双耳重度混合感音神经性聋，建议试配助听器。

　　出了门诊大楼，姐姐蹲在路边拿出纸笔给我“翻译”医生的话：耳朵聋得很严重，无法治疗，可以试配助听器，至于效果也说不来。又“说”，助听器要3000元以上。我的心一下子拔凉了，那是1995年，那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农村有几个人能一下子拿出3000元？

　　转眼到了1999年，按捺不住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决定跟朋友去哈尔滨打工，虽然当时的木雕技术只学了点皮毛。在我的央求下，父亲同意陪我去配个助听器，希望能改善我微弱的听力，毕竟要一个人出远门了。

　　我和父亲来到宁波兴宁南路秧田头的惠耳听力，验配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做了听力测试后就验配助听器。当我戴上助听器后，确实听到了很多久违的声音，但是语言交流依然困难，只听到对方在说话，但是不明白说什么。验配师的意见是我刚戴上去，需要时间来适应。父亲是个容易悲观的人，脸上写满了失落。

　　这是我的第一台助听器，美国斯达克的牌子。

　　从此我有了二十几年的助听器佩戴史，从耳道式到耳背式，又到耳道式。期间也尝试过双耳同时佩戴的，怎奈左耳只能听到很沉的闷响，感觉乱哄哄，所以还是放弃了。

　　尽管感音神经性聋在国内外都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而助听器对重度的感音神经性聋也爱莫能助，但在我的心底里，一直对未来科技充满期待……我很多时候会这样想：古人的嫦娥奔月，那只是美好的遐想，而今天的人类已经有能力登上月球了！那么，困忧人类的感音神经性聋，也应该有一天可以破解！

二

　　2024年11月22日，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这次还是姐姐陪着我。在做了一系列必要的检查后，医生叫我们到谈话室谈话，并签字。看着长达十几条的各种条款，我有点头皮发麻，签了名字就意味着，万一发生个什么事，医院就可以少负责或者不负责。但是术前谈话签字是做手术的惯例，不签不行。

　　回到病房，想着第二天就要动手术，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姐姐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问我是不是很紧张？安慰我说这是个小手术，很快的，不用担心。其实，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虽说很早就知道有人工耳蜗这东西，但是真正了解的并不多。大概是四五年前，某天晚上，弟弟在微信上问我，做耳蜗对我有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和他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复他的，反正到底有没有用？有多大的作用？谁也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

　　后来，我在微信上问宁波康复医院做助听器的张医生，本来也是他给我提过的建议，我在他那里配过助听器，只是更严重的左耳，无论怎么弄都没有效果，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听到，就是人工耳蜗。我当时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这一回，我决心去了解一下耳蜗的具体情况。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名片，让我加她，想了解耳蜗就问她。于是，我加了她的微信，她叫朵儿（化名），是宁波地区的耳蜗项目负责人。说实在的，我当时是抱着打听和观望的态度，并非是必须要做植入手术。

　　不久，诺尔康公司在宁波二院附近的一家酒店搞活动，朵儿邀请我去参加，顺便在二院做一个检查，毕竟做耳蜗植入手术是有禁忌症的，不是谁都可以做。我答应了。那天上午，二院耳鼻喉科是一位姓胡的主任医师坐诊，他听了我的述说，得知我已经整整聋了39年了觉得很可惜，优先给我开了检查单。下午，在酒店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耳蜗这种电子设备，出席活动的有慈善中心的领导，胡主任也在，整个活动好像是一位叫苏珍的美女主持的，她是双侧耳蜗植入者，让她来主持这个活动应该有种现身说法的意味，反正我觉得要是能达到她这个水平，已经很棒了。散会后，我拿着检查报告单去找胡主任，他说我符合手术条件的，并在纸条上写了几句话：让我回老家去打个证明，再去找他，他帮我向基金会申请补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下不了决心，这件事就被拖了下来。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朵儿！可以说没有她，我今天能不能做耳蜗植入依然是个未知数。

　　自从那次活动后，我一直在做与不做之间犹豫不定。一方面，确实有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小孩读书买了学区房，房贷压力有点大，实在挪不出更多的钱来做耳蜗植入手术。如果决定做的话，起码要中高档的，我不想做那种最便宜的基础款，担心后续麻烦。另一方面，也在担忧万一植入后效果不好怎么办？毕竟是在脑袋上挨刀的事。甚至有一些听障朋友更是劝我不要去冒风险，“说”做了也不一定能听懂。其实，这些担忧都有道理。

　　但是，这些年来，朵儿一直都没有放弃我，每次有什么优惠活动她都提醒我一下，耐心解释，不厌其烦，真有点信徒传播福音的劲儿。包括有一次可以去安徽植入进口的，以及最近耳蜗被国家纳入医保采集的事，她都说了。纳入医保采集后，恐怕做不了想做的那些款式，因为不是所有的型号都会进入采集范围，那意味着到时需要自付更多的钱。朵儿不断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因为我的左耳空窗期实在太长了，再拖下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会变得更麻烦。她甚至说了，只要我想做，经济上的困难由她来帮我向基金会申请补助，说现在国家政策好，让我不要有什么顾虑。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脱呢？我不是一直在渴望着改变几十年来孤寂的生活状态吗？我不是还有没实现的梦想吗？而这一切，随着听力的提升，我相信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我决定赌一把，万一赌对了呢！

　　而今，术后一个月过去了，身体已恢复如常。目前是耳蜗+助听器的双模式听力，比之前单独一个助听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立体感，虽然听清说话还有困难，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我相信只要每天坚持做听说训练，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本来植入人工耳蜗就相当于新造了一个耳朵，但毕竟是人工设备，需要时间去适应，何况我这个耳朵的空窗期又特别长。

　　当年在杭州第四人民医院碰到的那个小男孩，现在也该三十岁了，你过得可好？假如你是现在才出生的话，其实不用那么绝望的，你只要趁早植入人工耳蜗，通过语言学习后，你或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至少，不会哑。

　　科技的发展，终将改变人类既定的生活模式。

部分图片由AI生成

作者简介

麻季远，男，宁海桑洲人，76年出生，人工耳蜗植入者。自幼患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曾长期从事木雕造像工作，文字是其理解世界的“声音”。

大河奔流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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