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亚兹莱：黑白之美
何华
比亚兹莱（1872-1898），英国黑白插图画家，26岁死于肺病。他的画唯美、纤弱、妖气、浪漫、简单且繁复。比亚兹莱作品中精细的线条，诡异的象征，勾人的情欲，诉诸官能的装饰风格，不加掩饰的颓废姿态，这些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个喜欢吃巧克力的大男孩，长脸，俊俏，有标志性的齐刷刷刘海，因为底子好，也不觉得怪，倒像是“腐国的特产”。
这位早逝的天才小哥，民国年间就在中国受到文学艺术界的追捧。鲁迅称赞他，张爱玲偷师他。鲁迅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我们知道，鲁迅热衷版画，一般都强调他推崇作为宣传革命工具的苏俄版画，没错。但他同时也具有士大夫情怀，雅赏饾版拱花笺谱。要知道他也特别喜欢比亚兹莱诗意浪漫的黑白插图（鲁迅不用颓废一词来说他，仿佛说了颓废他就不该喜欢了）。其实早在鲁迅之前，田汉、郁达夫、叶灵凤等人就介绍过比亚兹莱，邵洵美也出版过《金屋月刊》，模仿比亚兹莱的《黄面志》（黄皮书）。
1939-1942年，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时画了许多画，显然受到比亚兹莱的影响。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提到比亚兹莱（毕尔斯莱），女主角九莉到她英文教授的书房：“她看他的书架，抽出一本毕尔斯莱插画的《莎乐美》，竟把插图全撕了下来，下决心要带回上海去，保存一线西方文明。”《莎乐美》是王尔德的剧本，王尔德甚至担心比亚兹莱的插图会抢了他文学的锋头，他说：“我的文字已经沦为比亚兹莱插画的插画。”可见当时比亚兹莱多么受欢迎。
不知九莉的撕书行为是不是张爱玲的亲身经验。至少她喜欢比亚兹莱，是肯定的。张爱玲在港期间的人物插画汲取比亚兹莱简练的一面，没有学他的繁复。张爱玲对于她自己的插画是颇为得意的，她在《流言·烬余录》里自我评价：“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
比亚兹莱受到希腊瓶画、法国洛可可画家华托（Watteau）、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就像华托一样，他信仰了天主教。最后几年他在病床上度过，仍坚持作画，此外就是大量阅读和写信。他的音乐修养不亚于他的绘画，因为不能外出，无法听音乐会，他在给朋友的信里，提到一次例外：“今天我冒险去听了一场音乐会，结果一切良好。这是我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对于长时间远离音乐的我，这无疑是一次愉快的观赏。H医生就在我身边照顾我，为我切脉，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便会对我进行紧急抢救。”他听一次音乐会，多么不容易，简直就在玩命。这封信写于1897年2月，第二年的3月16日他病逝，一朵花凋谢在黑白书页里，定格，永存。
二、这才是真正的花
伦敦国家美术馆有一个展厅挂了大约二十幅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每一幅都是至宝。
可就是在这种大师云集各显神通的场域里，梵高的《向日葵》仍然放射出最耀眼的光芒，你不走向它，它也会主动扑向你。梵高的画，确实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张力和强大磁场，只要他的画在场，这个“场”就是他的。之前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和巴黎奥赛美术馆看梵高，也有类似的经验。梵高的画总是不声不响不知不觉“站到”了你的面前，浓烈凸出，呼之欲出，我想这与他层层堆叠的笔触有关，在粗旷与准确之间找到平衡点，可又绝对不仅仅是技法的原因，还包含了梵高的生命体验，在画的背后可以看到站立着的作者。
梵高画了很多幅向日葵，朵数也不同，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这张，狭义上讲，梵高的向日葵指的就是这幅。1888年2月，35岁的梵高离开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开启他艺术上最重要的“阿尔一年”。他一直希望高更来阿尔和他同住，他对高更有一份莫名的敬仰，敬仰中又带着挑战。他对高更的热情显然过头了，但梵高是个执着单纯的人，不碰壁是不会回头的。高更比梵高大五岁，当时在画坛的地位也高于梵高，他对于梵高的情感则不冷不热，可有可无，不过最终还是答应梵高来阿尔同住。梵高高兴极了，开始了筹备工作，让弟弟提奥寄钱，买这买那，把家弄得像样点，让高更尽量住得舒服。同时他也在努力画画，用最好的作品迎接高更。这幅向日葵就是处于等候高更到来的“激动期”完成的。当年的10月，高更终于来到了阿尔，两个人尽管艺术志向一致，但具体到画法的细节上，就不同了，加上个性的差异，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导致“割耳事件”，高更逃离阿尔，两人关系破裂。梵高和高更在阿尔相处了二个月，从亲密到争斗以致分手，对高更的影响不会太大，但对梵高却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专家有不少猜测，但没人真正搞得清。
不管高更这期间给梵高带来多少痛苦，我们仍要感谢他刺激了梵高的创作并使其才华发挥到极致。他俩在阿尔（包括之前几个月梵高对高更的等待）的遇合和碰撞，是艺术史最动人也最惨烈的一节。
除了弟弟提奥，高更应该是最了解梵高的，他对这幅向日葵的评价是：“这才是真正的花。”他甚至想用自己多幅画换取这张向日葵，梵高不答应，把它留给了弟弟提奥。
记得那天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盯着它，大厅里没有风，画面主要是黄色，有一些绿色，没有色彩上的明显对比，盯着盯着却看到了摇曳。它是活着的，虽然是干的，却实实在在活着。为什么这幅向日葵画得如此热情、充满阳光、带着生命的温度？因为他“心里有花开”，他期盼高更的到来。梵高也画过鸢尾花，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画了一幅颇为典雅的《杏花》，都是伟大的作品，但还是没法和向日葵比。
梵高《杏花》
说出“这才是真正的花”的高更，后来在南太平洋法属岛屿塔希提种植向日葵，并于1901年，画了一幅《向日葵》，显然是对梵高的缅怀与致敬，也延伸着向日葵的故事。
大厅里，和向日葵挨着的是梵高另一幅名画《梵高的椅子》，简单朴素。他还画了一幅《高更的椅子》，华丽讲究。椅子其实也是自画像。梵高心目中的高更就是那只“高更的椅子”，他在向高更致敬，也在挑战和讽刺，爱恨交加。梵高用他的单纯表达复杂，格外有力。虽然是两把椅子，但也会说话：高更来了，两人相对而坐，他又走了，椅子空了，寂寞。是的，寂寞不仅留给了椅子也留给了梵高。
梵高给弟弟的书信集《亲爱的提奥》，我时常翻阅。梵高不仅是伟大画家，他的文字也非常有魅力，它让我想到后来同样“疯了”的天才舞者尼金斯基写的《手记》，都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