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学术｜郭丛斌，高雪姮，王家齐：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县级城市人口远距离迁移行为与居留意愿的视角

财富 2024-06-27 18:4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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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县级城市连接城市、服务乡村，是我国城镇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人口流失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已经成为许多学子的追求，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家长对于家庭居住地的选择。为探究县域教育对县域人口流动的具体影响效应和群体间异质性，本文从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两个角度，探寻县域高中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该地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如果某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则流动人口远距离迁入该县和定居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49.6%和15.8%。对此，县级政府应该更加认识到加强县域高中的重要性，多措并举提高县域高中质量；高等学校在分配各类高考专项计划名额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县域高中，促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

关键词：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流动人口；公共服务

作者介绍：

郭丛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高雪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二级主任科员

王家齐，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0年度面上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高中教育质量研究：评价体系、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72074012）

发表期刊：《教育研究》2023年第12期

县级城市作为我国城镇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发挥着连接城市、服务乡村、支持城乡融合的重要作用。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聚集，由于县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相对较低、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少，加之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县级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日益降低，人口流失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作为县级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县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县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留住本地人才，充分发挥吸纳人口的潜力，助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探究县域教育对县域人口流动的具体影响效应和群体间异质性，本文从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两个角度，分析县域高中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以期为制定更为科学准确的县域教育、人口、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级城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县域GDP约占全国GDP的53%，^[1]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同时，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基础组成单元，县是连接城乡市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所在。然而，与大城市相比，部分县级城市受到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先天客观因素，以及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定位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对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能力较弱。与此同时，县级城市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削弱了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优质教育、医疗与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人口流出成为县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当前我国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呈增长态势，但是县级城市常住人口减少和人口流失却是普遍现象。^{^[2]}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县域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58.6%下降到53.0%；全国66%的县域出现了常住人口减少的情况。^{^[3]}我国城镇人口包括城区和县域城镇人口两大类，2010-2019年，我国县域城镇人口占总城镇人口比重从41.07%下降至38.22%，而同一时期城区人口由58.93%上升至61.78%（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城镇人口结构变化除了与流动人口大量向城区迁移有关，还与我国部分县改区、改市有关。但从总体的人口流动趋势来看，前者应该是主要影响因素）；两者的差距也由2010年的17.86个百分点提高到2019年的23.56个百分点。^{^[4]}

人口迁移的有关问题很早就引发了学者的关注。传统的新古典迁移理论将迁移决策视为劳动力的独立个体行为，从个人角度出发，以预期收入为主要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5]}而没有综合考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因素的作用。与之不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流动人口做出迁移决策时不仅会考虑自身利益，还会考虑家庭成员的利益，^[6]即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发生受到家庭收益最大化和家庭风险最小化等一系列预期、偏好和约束条件的综合影响。也就是说，迁移的动机不仅包括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包括其他个人或家庭因素。近年来，受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教育作为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研究专门分析了其对流动人口迁移和居留决策的影响。首先，在教育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方面，我国有学者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与31个省份的区域特征数据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地区其他特征变量后，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越有可能流向该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16岁以下子女数和家庭教育支出这两个家庭特征变量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流向教育水平更高地区的概率。^{^[7]}有学者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220个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教育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基础教育平均增加1个标准差，劳动者选择迁移到该城市的概率提高0.116倍。^[8]其次，从教育是否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来看，有研究对2021年太原市六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且不同维度指标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其中，班师资源配比、教师教学能力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9]}有研究对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5-2016 年数据和35个样本城市的特征数据的分析结果同样表明，大城市高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能够吸引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但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有学龄子女或有即将步入学龄阶段子女的流动人口；此外，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子女留守会严重削弱这类群体的长期居留意愿。^{^[10]}由此可以看到，自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从理论层面提出家庭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后，当前已有实证研究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教育等影响家庭成员利益的因素对流动人口迁移和居留决策的影响。

上述这些研究大多以地市级等大中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相比之下，专门探讨县级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对流动人口吸引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县域发展现状与基础教育的特征来看，与地级及以上城市相比，县级城市在金融、科技研发等高技术产业上普遍缺乏竞争力，而基础教育具有技术门槛低、人口黏附性高等特征，因此县域的基础教育可能是提升其人口吸引力的关键因素。^{^[11]}这其中又以高中教育质量作用最为突出，因为相较于学前教育与义务阶段教育，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最高阶段与最后环节。一个地区的高中教育质量既受到当地义务教育质量的影响，又是衡量该地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教育对县域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多体现在高中教育质量上。高中教育质量可以从投入端和产出端两个角度衡量，投入端使用的指标通常有校长、教师和学生等人力资源，校舍、教学设备、图书等物力资源，教育经费投入等财力资源；产出端的指标则包括考试成绩、录取分数线、升学率等。虽然我国现阶段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唯分数论，反对将分数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但不可否认，高考作为我国当前最系统和客观的标准化测试，可以较为客观地衡量各县教育产出及当地教育质量。而在所有衡量高考结果的指标中，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可能在影响县域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有机会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已经成为许多学子的追求，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家长对于家庭居住地的选择。因此，在影响县域人口吸引力的诸多与公共服务质量有关的因素当中，县域高中教育质量，尤其是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为进一步加强县域建设以提升其人口吸引力，《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县域高中作为县级公共服务的重要部分，其质量的提升有助于解决流动人员子女接受优质高中教育的问题，这对县级政府吸引人口流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2]人口流入一方面会通过智力流入，提高本地的人力资本，^[13]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影响传统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增加流出地的总产出和人均产出，^[14]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正向效应。因此，关注流动县域高中的教育质量与人口流动问题，对充分发挥县域在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交流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提高民生福祉、促进社会稳定，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那么，现阶段我国县域人口流动状况如何？流动意愿怎样？县域高中教育质量对县域人口流动的影响几何？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影响效应有何不同？为解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尝试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某精英大学（A大学）的本科生全样本调查数据，以各县精英大学录取人数作为县域高中教育质量的代理变量，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法、二元Logistic回归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迁移行为与居留意愿的视角，分析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县域人口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

研究设计

探究县域高中教育质量对流动人口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内生性问题和如何衡量县域高中教育质量，为此本研究采用精英大学录取机会衡量县域高中教育质量，并通过匹配后进行回归的方式对影响效应进行探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2015-2017年3年内至少有2年县域有学生考上某精英大学对县域进行了分组，在变量说明部分，本文对精英大学进行了具体界定。由于县域经济是影响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与分组依据（普通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因此如果直接按照分组计算处理效应则不满足可忽略性假设这一前提。但是，如果在匹配变量中控制了县域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同时影响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和迁移与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将县域经济作为计算平均处理效应的指标，则可以满足“均值可忽略”假设。换言之，本研究将借用匹配法的思路，对每一个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较高的县（处理组），寻找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且地区规模大致相同、自然资源禀赋类似、地理位置相近的另一个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较低的县（控制组），并对匹配后的县域进行回归。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县的人口流动情况，克服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探究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远距离迁移影响的准确效应。

1.马氏匹配

本研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县域GDP）、县域土地规模(土地面积)、县域地理位置（经度、纬度）这四个变量，对样本中实验组、控制组县域进行匹配。其中，控制人均GDP相似确保了县域样本间当期经济发展水平是相似的，控制土地面积和地理位置可以保证县域间的气候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相似。本研究将使用基于卡尺内最近邻匹配（nearest-neighbor matching within caliper）的马氏距离匹配法（mahalanobis matching）对本研究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匹配。马氏距离的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x_i、x_j是包含样本i、j匹配变量信息的K维向量。二次型矩阵为的样本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模型如下：

在进行匹配前，样本共包含426个县，通过马氏距离匹配后，县域剩余148个，其中属于实验组的县域91个，属于控制组的县域57个。如表1所示，匹配后人均GDP这一变量的偏差下降了约21%，土地面积的偏差均下降了约84%，经度、纬度的偏差均下降了约42%。T检验结果表明接受两组县域匹配变量均值相等的原假设，以上检验结果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土地面积、县域地理位置方面，我们找到了与普高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较高县匹配的普高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较低县。(见表1)

2.Logistic回归

为探究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远距离迁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首先选取居住于匹配成功县域的流动人口样本，使用流动人口调查中“您此次流动的范围”，这一题项作为远距离迁移行为的衡量，如果受访者选择市内跨县流动，则因变量为1；如果选择省内跨市流动，则因变量为2；如果选择跨省流动，则因变量为3。使用“您是否愿意留在本地”这一题项作为居留意愿的衡量，如果受访者回答愿意，则因变量为1；如果回答不愿意或者没想好，则因变量为0。根据因变量特点，本研究分别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行为的影响，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Logistics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为因变量，分别使用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进行衡量。为自变量，使用受访者所在县过去3年中是否至少2年都有学生考入A大学衡量，有则自变量为1，反之为0。为模型中各控制变量，包括了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特征（户口类型、子女数量）和经济状况（个体月收入的对数和其所在家庭月开支的对数），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以精英大学入学机会作为解释变量，以县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作为衡量指标，回归还对其他变量进行了控制。

1.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

本研究将位于县级区划（包括市辖县和县级市，不包括市辖区）内的高中定义为“县域高中”（以下简称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A大学作为我国精英大学的代表，学科齐全，在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均处于国内前列，是国内外公认的精英大学。本研究将借鉴之前研究思路，^[15]基于A大学的本科生调查数据，使用流动人口所处县2015-2017年考入A大学的情况作为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的衡量指标。选取该指标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高考作为当前最系统和客观的标准化测试，可以较为客观地衡量各县教育产出及当地教育质量；录取人数体现考试相对难度，不同年间变化较小，相对稳定；A大学作为中国精英大学的代表，其在各省份的录取人数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地区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水平。具体方法是，将A大学本科生调查数据中学生生源地与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流动人口所在地进行匹配，计算该名流动人口目前所在的县2015-2017年间考入A大学的学生数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可知，这3年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所覆盖的426个县中有373个县没有考入A大学的学生，53个县有至少一名考入A大学的学生。考虑到每年各县考入A大学的学生数量可能存在一定波动性和随机性，因此本研究认为如果该县在3年内的2年都有学生考上A大学，则说明该县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较高。

2.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

按照地理学第一定律，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通常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人口的流动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即随着距离增加，劳动力的迁移概率会随之降低。流动人口会优先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务工，同等条件下，流动范围越大，迁移距离越远，流动概率越低，即跨省流动概率<省内跨市流动概率<市内跨县流动概率。^[16]由此推断出，如果流动人口流动的范围更大、流动距离更远，则说明流入地对其吸引力越大。此外，外来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也可以衡量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如果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当地，则说明该地区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大。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可以较为全面地刻画县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本研究选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量流动人口的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该调查通过分层、PPS以及多阶段抽样方法获取子样本，涉及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调查对象是年龄不低于15岁且在该居住地停留时间一个月以上的人口；调查信息包括家庭成员基本信息、收支状况、就业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本研究选取其中居住地为县级城市（包括县、县级市）且所在县级城市成功进行匹配的流动人口样本用于测度县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样本总量为11040个。其中，远距离迁移行为可以从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中反映出来，来自调查中的题项“您此次流动的范围”，1为市内跨县流动，共1153个样本；2为省内跨市流动，共2391个样本；3为跨省流动的样本，共7496个样本。居留意愿来自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1为愿意，共9183个样本；0为不愿意或者没想好，共857个样本。

3.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选取了一组控制变量，共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个人基本状况，包含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受教育水平（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5；本科=6；研究生=7）、健康状况（健康为1，不健康为0）、子女个数、是否非农户口（农业户口为0，非农户口为1），以及主要职业类型。其中主要职业按照如下方式分类：白领人员赋值为4，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公务员、专业技术等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赋值为3，包括经商、餐饮、家政、保安、快递、装修等商业与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赋值为2，包括生产运输、建筑及其与之相关人员；其他人员赋值为1，包括没有固定职业及农林牧渔等有关生产人员；没有就业者赋值为0，指的是目前没有工作的人员。第二类是收支状况，包含每月家庭总支出的对数、个人总收入的对数。

（三）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11040个样本来自全国26个省426个县，其中，东部地区的县为113个，中部地区94个，西部地区191个，东北地区28个。在11 040个样本中，男性5 943人，女性5097人，平均年龄36.5岁，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绝大多数人健康状况良好；大多数样本生育多个子女；农村户口7 402人，非农户口3638人。样本中的流动人口个人平均月收入为4701元，家庭平均月支出为3450元，四分之三（75.1%）从事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行业。

三、

实证研究结果

为展示地区间县域教育质量差异和人口流动情况差异，首先对各地区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差异、县域人口流动情况、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行为，以及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并依据人口年龄和子女数量进行分样本回归。

（一）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差异

表2对2015-2017连续三年各县县中学生考入A大学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我国有考入A大学学生的县占所有县的比重在2015-2017年迅速减少，从2015年的12.4%、2016年的8.0%，降低至2017年的6.3%。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学生考入精英大学的人数较多，2015年有27个东部地区县有学生考入A大学，占比23.9%（27/113）。中部地区县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超过十分之一的地区有考入A大学的学生。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则相对较低，2015年分别为7.1%和6.3%。

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考上A大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度下降，从2015年的23.9%，下降至2017年的8%，2016年和2017年东部地区县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已经弱于中部地区，在所有地区中下降最快。中部地区县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有考入精英大学学生的县占比一直在11%-13%之间。西部地区县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存在波动，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二）县域人口流动情况和居留意愿

表3统计了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67.6%）为跨省的远距离迁移，21.6%为省内跨市迁移，只有10.5%为在本市内的不同县间流动。从居留意愿来看，流动人口大多倾向于留在当地，居留占比（居留占比=愿意居留的人数/总人数，表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居留占比越高，居留意愿越强）约合82.8%（9 138/11 040），即多数流动人口迁移后不会再回到原居住地。以上两点说明，我国的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的比例很高，而且更倾向于留在流入地。

本研究还按照流入县域所在地区对流动人口进行了分类。从迁移行为来看，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样本中，跨省流动的占比为82.5%，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占比分别为13.5%和4%。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大多数长距离迁移至此地。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内部地区间发展水平较为均衡，人口在省内或者市内迁移的意愿并不强烈。中部地区流动人口跨省和跨市流动的比重更高，分别为36.1%和38.8%，但远距离迁移人口比重为四个地区中最低，说明中部地区县域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低。西部地区跨省流入的人口占比为52.8%，其中，43.7%的流动人口流入地为新疆，而新疆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为74.4%。西部地区跨省流入比例较高可能是由于新疆农业发达、特色农产品附加值较高，在农作物采收季节吸引大量中部地区流动人口入疆导致。东北地区流动人口样本中，跨省流入的占比最高，为46.1%，其次为省内跨市迁移，占比34.8%，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占比相对较低。

从居留意愿来看，各地区差异较小，居留占比均在80%以上，反映出流动人口一旦从原居住地迁移至流入地，大多倾向于留在当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本持平，在82%-84%。相比之下，东北地区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四个地区中最为强烈，为90%，考虑到东北地区人员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流动方式占比较高，说明东北经济发达地区对于东北其他地区人口的虹吸作用较为明显，并且流动人口在迁移后更倾向于长期定居于此。

（三）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行为的影响

表4汇总了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录取机会的增加可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到该县域的可能性，如果该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在表5-7中简称为录取情况），流动人口远距离迁入该县的可能性将增加49.6%（此处计算方法为影响效应=e(0.402)-1，下文中关于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变化比例的计算方法与此相同）。其原因可能在于精英大学录取机会是当地教育质量的重要反映，当流动人口认为其子女在该县可以接受良好的高中教育，并有更多机会由此升入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精英大学时，就会有更强的意愿举家迁移到该县。在众多人口特征中，年龄项系数为负，流动人口年龄每提升1岁，远距离迁移的可能性将下降1.6%（e^-0.0165-1），说明年龄越大的群体越不倾向于远距离迁移。多养育一个孩子，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的可能性会提高7.6%（e^0.0734-1），这可能是由于多子女家庭更多来自农村，且农村人口的流动意愿更强导致的。户口类型也会对流动人口的远距离迁移可能性产生影响，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的可能性比农村户口流动人口低53.9%（e^-0.775-1），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样本中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去远离家乡的地方务工，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经济状况来看，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月支出水平越高，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至此地的可能性更大，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地区对外来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可能同时会影响其远距离迁移行为，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具体来说，收入较高的父母具有更强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可以通过买房择校，让子女参加课外辅导与培训，送子女进入收费高、质量好的私立学校等方式让子女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而收入低的父母经济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差，面临更大的失业可能与收入波动，子女的教育开支对家庭来说机会成本更大。^[17]为此，本研究将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三等分为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表5的模型2-4分别汇总了高、中等、低收入组的分样本回归的结果。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收入组，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对本地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更为敏感，如果该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高收入组远距离迁入该县的可能性将增加41.8%（e^0.349-1）。这一效应在中等收入组的流动人口中甚至更为显著，为87.4%（e^0.628-1），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组的流动人口子女会去比县中更高层级的高中就读，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组则对务工当地的高中质量更为关注。

（四）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表5汇总了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根据表6中模型5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县域高中的精英大学录取情况可以显著增加流动人口在该县长期居住的可能性。如果该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流动人口在该县的居留意愿将提升15.8%（e^0.147-1）。在人口特征中，年龄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每增加一岁，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将降低1.4%（e^-0.0137-1）；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流动人口留在当地的意愿将增加17.8%（e^0.164-1）。相对于农村户口，非农户口居民的居留意愿更强，居留意愿高约20.1%（e^0.183-1）。此外，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支出和平均月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比家乡更好，收入也更高，使得流入地对外来人口产生了更强的粘性。

高中低收入组的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6-8所示。对于中等收入组来说，如果该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其居留意愿将提升24.4%（e^0.218-1），并且该数值不但高于高收入组（6.3%）和低收入组（12.3%），也高于全样本水平（15.8%），说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流动人口更加重视教育，因此其居留意愿受到迁入地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相对更大。此外，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组别群体的居留意愿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中等收入组群体的教育程度提高1个等级，居留意愿将提高21.2%（e^0.192-1），高收入和低收入组则低于中等收入组，分别为13.3%和16.6%，由此看出中等收入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其居留意愿的增加效应最为明显。

根据新迁移理论，家庭成员的利益以及家庭总体利益最大化对个体迁移决策将产生影响，如果流动人口重视子女教育，那么地区教育质量就会成为迁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县域人口吸引力的影响机制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从迁移意愿来看，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吸引家长将子女送到该县读书，其中部分家长会为陪同子女而迁移到该县工作，进而在当地居住生活。^[18]此外，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提升有助于解决引进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使得高精尖人才能够安心在此工作，因此高精尖人才所在的大中型企业更愿意投资和入驻该县，而这些企业的入驻和产业的形成又能够进一步吸引更多外来人口迁移至本地，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从居留意愿来看，县域高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居留意愿，使得家长不必因子女教育问题而迁出该县，从而增加了县域地区对当地人口的粘性，有助于减缓县域人口流失问题。

（五）筛选目标人群的分样本回归

年龄在55岁及以下的人口是劳动人口的主力军，同时其子女更有可能尚在受教育阶段，因此本研究截取这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回归，并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经过筛选共得到7864个样本，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9、10。考虑到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主要对有孩子的家庭产生影响，本研究还将家中有子女的样本（共7795个）进行了单独的分析，其回归结果如模型11-12所示。

从回归系数和显著系数上来看，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于5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如果该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至此的可能性和长期居留意愿分别为提升49.8%（e^0.404-1）和18.5%（e^0.17-1）。相对于全样本，55岁以下流动人口的远距离迁移与全样本结果较为接近，但居留意愿增加了2.7%，这说明5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在远距离迁移决策上与全样本没有较大差异，但是一旦产生了迁移行为，则更倾向于长期留在该地区。

有子女流动人口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家中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有显著影响，其远距离迁移至该县并居留的意愿分别增加49.8%和14.6%。同时，流动人口的子女数量越多，则越倾向于远距离迁移，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父母远距离迁移范围提升1个等级的概率将增加13.9%，这可能是因为搬迁存在成本，如果一次搬迁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那么父母也会有更多动力搬迁。不过子女数量对于55岁以下有孩子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家中子女数量越多，在流入地的开销也相对更大，导致家庭居留难度上升。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利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回归，分别选用有序Probit与OLS回归模型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均表明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增加可以提高流动人口远距离迁移至此的可能性，并提升外来人口在此地长期居留的意愿，即提升了县域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5-2017年A大学本科生录取数据，从远距离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两个方面，探究了县域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于流动人口吸引力的影响。本部分将在总结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尝试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本部分将说明本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研究结论

第一，县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跨省远距离迁入的人员比例最高，为82.5%，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为36.1%、52.8%、46.1%，反映出东部地区省份对人口的吸引力远高于其他地区省份，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省份普遍经济发达、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此外，各地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在80%-90%之间，说明了流动人口一旦选择迁移至某县级城市，那么他们在此地长期居住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提升可以提高该地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如果某县近三年高考至少有两年存在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则流动人口远距离迁入该县的可能性将增加49.6%，长期居住在此县的可能性将增加15.8%。这说明，随着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越发重视，地区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当地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反映指标，地区精英大学录取机会越高，流动人口就会有越强的意愿举家迁移并长期居住在该地区。

第三，县中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对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效应高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这反映出如果以子女教育作为迁移的目的，高收入流动人口可能更倾向于往教育质量更高的市辖区流动，而中等收入流动人口由于向这些区域流动的能力有限，因而更为关注县域高中教育质量。相对于全样本，55岁以下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增加了2.7%，这说明处于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县中教育质量的影响而长期居住在此县的可能性更大。此外，流动人口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父母迁移范围提升1个等级的概率将增加13.9%，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子女数量越多，一次迁移所获得的教育收益越高，因此会有更强的迁移意愿。

（二）政策建议

第一，县级政府应该更加充分认识加强县域高中建设的重要性。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福祉。目前，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教育发展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加强县域高中建设不仅有利于减少本地人口外流，通过实证研究我们还发现，优质县域高中教育有助于提高该地区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特别是吸引劳动年龄人口长期稳定留在本地工作生活，促进县域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此外，县域人口规模的增长能够降低人均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当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与水平。因此，县级政府应该意识到，县域高中能够发挥为政府留住本地人才，以及吸引外来流动人口和高端人才的积极作用，对县域高中的财政投入不是单纯的教育支出，更是一种有利于人才引进的政府投资。

第二，多措并举提高县域高中质量。在生源方面，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全面落实属地招生、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同步招生政策，严禁提前招生、掐尖招生等违规行为；完善优质县域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招生政策，从源头上扭转“乡村空、城镇挤”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促进县域内城乡教育融合、可持续发展。在师资方面，各地区因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实施县中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建立健全教师补充机制；加强县中校长与教师培训，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县中校长和教师队伍；在职称评定、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向县中教师尤其是长期扎根于县中的优秀教师适当倾斜；杜绝发达地区学校向县中等薄弱学校抢挖优秀骨干教师等行为；真正让县域高中能够招得来、培养得好、留得住能够为县中发展贡献力量的优秀教师。在经费投入与使用方面，各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对县中的经费投入力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确保每一笔县中经费用在“刀刃”上。

第三，各类高考专项计划的名额分配应该重点关注县域高中。

当前，我国各类专项计划虽然在促进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在不同群体间的均衡分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缺乏精准性、投放指标被少数高中垄断等问题。^[19]所以，未来在划定专项计划的定向范围前，相关部门应该科学评估高校专项计划自实施以来的政策效果，充分调研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县中塌陷等突出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能够兼顾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的定向招生范围划分依据，使得专项计划不但能够切实提高我国农村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而且能够进一步成为振兴我国县域高中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城乡学生在能否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20]但相较于省会或副省级城市的高中学生，县中学生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却有所降低，^[21]因此，国家应该适当扩大专项计划招生名额，并在指标分配方面向薄弱县中倾斜。

第四，提升包括县域教育质量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质量，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其本质就在于人的城镇化，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是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提升人口整体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尽管地级市的教育质量较高，但对农民工的覆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获取成本。而在县域层面，农民工在享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当地城镇居民差异较小，且我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已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这说明在未来，县级城市将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因此，县域层面教育质量的提升可以惠及更多的人，也能够真正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品质，以高质量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由于衡量县域高中教育质量的定量指标在获取上存在较大难度，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本研究仅使用精英大学录取机会这一高中教育质量的结果性评价指标来讨论人口流动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尝试收集和使用过程性因素、学生非认知能力等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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