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自2020年开始，推出“学位论文推介”专栏。
向读者介绍教经所培养的硕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2020级教育经济管理专业
博士生：辛晓佳
指导教师：岳昌君
研究背景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以下简称“一代大学生”）指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作为家庭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成员，一代大学生往往承载了一个家庭对知识的憧憬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可以说，一代大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承载着家庭的无限期待。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来，高校出现了大量的一代大学生，基于“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CCGES）”数据，2013年～2023年一代大学生占比持续超过60%；基于“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hina College Students Survey，CCSS）”数据，2011～2015年我国本科高校中一代大学生占比一直保持在70%～75%左右（张华峰等，2017）。
以父母文化资本分层为代表的一代大学生突破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通过选择性淘汰迈入高校大门，在高等教育的入口处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向上流动。然而，囿于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限制，一代大学生在就学表现上能否继续实现文化流动，从而在就业质量上取得积极成就，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出口处的结果公平，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此外，中美一代大学生处于高校扩张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中美社会结构和文化存在显著差异（方士心，陆一，2022），因此有必要进行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初始阶段特性的一代大学生研究。从教育扩张的发展阶段来看，1978年美国是仅有的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岳昌君，2018)，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此时的美国一代大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大多数群体，因此一代大学生研究是1978年左右从美国开始的（Billson & Terry，1978）。2015年美国一代大学生仅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3%（Landers，2017），已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多数转变为少数弱势群体，这一时期美国的一代大学生呈现了较大的学业困境，种族、移民和贫困问题，同时复面临复杂的社会背景，这些情况都加剧了一代大学生弱势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再生产（方士心，陆一，2022）。我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至2019年的20年间急剧扩张，但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1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近年来一代大学生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多数”群体。同时，我国高考基于认知能力筛选以及普惠公办教育体制，使得一代大学生有助于实现基于学业追赶的社会地位的跃升，因此短期内是否会与美国一代大学生表现出类似的绝对弱势还尚未可知。但长期来看，对一代大学生有利的体制、政策等因素可能会逐渐弱化，因此需要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支持（方士心，陆一，2022）。
研究结论
为帮助一代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提高一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和社会收益率，以及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综合文化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学生发展理论等理论，采用统计分析、计量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Oaxaca-Blinder分解等计量方法，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一代大学生在入学情况、就学表现和就业质量上与非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差异的形成机制及其内部的异质性，并同时关注主观和客观维度的表现。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家庭文化资本的劣势对一代大学生的入学情况、就学表现和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较大。在入学情况上，一代大学生更难进入“双一流”高校、更难获得更高学历，也更不可能去发达的东部地区求学，并且专业兴趣也较低。在就学表现上，一代大学生在成绩前25%、学生干部、境外交流和院校参与程度上都处于劣势，其自我评价、院校评价和专业兴趣匹配度也都显著较低。在主观就业质量上，一代大学生的主观就业满意度显著较低。
第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代大学生在高等教育出口处取得了不逊色于非一代大学生的客观就业结果。从毕业去向来看，一代大学生就业意愿更高。从起薪来看，在未控制学校和学历信息时，一代大学生的起薪显著低于非一代大学生；在控制学校和学历信息后，两者的起薪不存在显著差异，与Oaxaca-Blinder分解的结果一致，即两者的起薪差异主要被入学质量所解释。其中，“双一流”高校解释了起薪差异的31.53%，学历层次解释了起薪差异的20.13%。从代际流动看，一代大学生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性更高。
第三，家庭经济资本、院校参与、专业兴趣、就业匹配与求职途径发挥了中介效应，是影响一代大学生高等教育表现的机制之一。具体来说，家庭经济资本在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入学情况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是影响一代大学生入学质量的机制之一；院校参与和专业兴趣在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就学表现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是影响一代大学生就学表现的机制之一；就业匹配与求职途径在一代大学生身份对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是影响一代大学生主观就业质量的机制之一，但就业观念没有发挥中介作用。
第四，家庭文化资本在家庭背景较好的情况下会对就学表现发挥更大的作用。与非一代大学生相比，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修读更高学位、进入“双一流”高校和东部地区高校、以及获得奖学金有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
第五，家庭资本的优化和个人人力资本的提高都有利于弥补一代与非一代大学生就业质量上的差距。一代大学生的就业劣势在中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非“双一流”高校、非研究生、人文社科专业、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群体中更为显著。“双一流”高校和成绩前25%的一代大学生进入金融IT高薪行业的概率显著更高，符合人力资本理论与信号筛选理论。家庭资本的弥补效应在“双一流”高校中最为突出，家庭经济背景的差异占“双一流”高校的一代与非一代大学生起薪总差异的30.77%，符合主流文化理论。
对上述结论进行分析与讨论发现，本研究的结论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将就业质量分为主客观两个维度，与其他研究结论相似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代大学生的客观就业质量并没有因为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而处于劣势；但是，一代大学生的主观就业满意度在各项评分上都显著较低，家庭文化资本对一代大学生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更为突出，相比客观就业质量，这种对主观指标的影响也极有可能对一代大学生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一代大学生在劳动市场的长久表现，包括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力以及职业生涯发展动力，这些都难以用客观就业指标来衡量。从发展的眼光看，一代大学生的主观就业质量值得关注，在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的背景下，亟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进步，因此，一代大学生的主观就业质量不仅关系到一代大学生长远的幸福指数，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政策建议
创新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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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研究所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由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支持设立，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全国唯一一所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重点研究机构。
教育经济研究所秉承北京大学“开放民主、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和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形成了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特色。
研究所依托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国内该学科第一个博士点），不断推进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模式创新，为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和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国家教育问题的重要研究和咨询机构，教育经济研究所以教育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基础理论问题为研究重心，致力于探索教育经济学科前沿重大问题，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重大战略需求。
研究所现有专职研究人员20名，来自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多种学科，思想敏锐，训练有素，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国际合作研究的经验。除拥有一支精干的专职研究队伍外，研究所还聘请了国内外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
多年来，研究所人员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机构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2000年，教育经济研究所被国内同行专家评选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专家评为全国重点学科；2003年，被评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并取得了博士后流动站的资格；2010年，教育经济研究所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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