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春，天京城内烈日当空，东王府门前人头攒动，东殿女官高声宣旨：“天堂之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丢邪眼起邪心，名为变妖，触犯第七天条……”言语间，跪在一旁的两男三女各有处置：东王族妹杨某遭人诱污，当众杖责二百；东王表兄、镇国侯卢贤拔与妻子胡九妹苟合，着革爵戴罪；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私会妻子谢满妹，且诱污杨某，夫妻一并斩首示众。
陈宗扬（？—1854年），清广西人，太平天国冬官又正丞相、东殿承宣，是太平天国历史上因“奸淫”罪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员。天朝初兴政治清明，王侯以下六官丞相仅24人，非立有重大功勋不得跻身其位。陈宗扬身居丞相高位，又是东殿属官，他与妻子谢满妹都在东王府任职。府内有一道二院门，门内除东王杨秀清父子外皆为女性，门外则是男性承宣及东殿六部属官。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记载，陈、谢夫妻趁夜私会多次，被东殿女官杨某察觉，二人合谋用酒将其灌醉污辱，欲以同犯天条来封堵其口。东王眼线侦知此事，才有本文开篇一幕，而整起“诱污”事件的发端就是陈、谢夫妻同宿。彼时天京城内规定男女（除少数王侯外）不能发生关系，全城军民按照性别编入男馆、女馆，时人记载说“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门首问答，声音务要响亮”。陈、谢二人或是一门之隔心痒难耐，才触犯天条，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太平天国的男女分营制度，最早源于拜上帝教创立之初，洪秀全依据《圣经》与摩西十诫，定下戒律，对行为放荡严加批评。1850年，教内高层颁布诰令，分男女为男营女营。1851年，天王在37周岁时颁布五条军纪条令，第二条即“别男行女行”。当年12月，太平军永安建制，用大字刊印营规，再次强调“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抵达小天堂杀尽妖魔后，才可夫妻团聚。1853年初，定都天京的太平军正式颁布《太平天条》，其中第七戒条严令军民“不可奸淫”。
俗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太平军高层为何要违背人性，设立男女分营制度呢？洪秀全还叫洪火秀时，曾多次前往广州府应试，这里中外商贾云集，娼妓业十分兴盛，他对此尤其敏感与憎恶。之后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写道“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嗔”，又写诗“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来贬斥广西贵县的六乌神。杨、萧等人也认为男女分营便于部队管理、可避免新生儿拖累行军打仗，并能严肃军纪提升战力。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太平军禁奸淫最严，犯者立杀，淫曰“犯天条”，虽老广西也严惩不贷。一名太平圣兵欲污辱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用剪刀将其杀害，被审明后枭首示众，此案见于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如此约束军纪，在太平天国初期也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陈作霖《可园备忘录》记载江宁妇女恐城破后名节不保，人人自危，见太平军掳掠而不奸淫，则觅死之念渐消。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男女分营制度中最莫名其妙的规定就是严禁夫妻同宿。早在杨、萧权争时，萧朝贵就因此被迫斩杀养父萧玉胜夫妻，声称“父母违犯天条，不足为父母也”。1853年定都天京后，该城实际上成为一座大军营，严别男女，规定凡与异性发生关系（包括夫妻），一律触犯“奸淫”罪，格杀勿论。卢贤拔、陈宗扬仗着是东王系，心怀侥幸暗自行事，惨遭杨秀清“杀鸡儆猴”，事见《天父圣旨》卷三。
天京军民因此“谈性色变”，但同性恋现象开始盛行，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娈童之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美少年陈玉成的娈童谣言正由此萌生。此外，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选妃法，各军女巡查将本军中幼女，自十二岁至十五岁眉目清楚者，择出十余人……检点复于数百人中选择数十人进之伪王……或留一二人，余各令回军”。每逢诸王生辰，姿色出众的少女15人被进献诸王，天王、东王各分6人，北王分2人，翼王分1人。
如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然难以持久，1854年10月，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准许夫妻团聚，次年初，天王洪秀全宣布撤销夫妻同房禁令。值得注意的是，女馆并未解散，天京高层以地位、军功为依据，让官员选取妻子或直接指定，没有被分配的女子仍居女馆。因天王求情侥幸脱罪的卢贤拔夫妻终于迎来团聚的日子，但已“升天”的陈宗扬夫妻又该作何感想呢。
天朝详细规定了诸王、国亲、官员、小吏、百姓能拥有的妻妾数量，但实际上，贫苦男子并无钱财娶妻生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死于无休止的战事与严苛的刑罚，在被历史车轮反复碾压后彻底湮没。而各个王府却拥有极大规模的女性群体，包括女眷、女官、女侍等，天王一府女性就多达近两千人。掌握金钱、权力等社会资源的男性或女性，能够拥有质、量俱佳的异性资源。这一点，古往今来倒是从未改变。
参考资料：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史景迁《太平天国》、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胡恩燮《患难一家言》、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张德坚《贼情汇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