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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隆·马斯克被赋予终极目标：美国政府
2017年，埃隆·马斯克曾称唐纳德·特朗普是个"骗子"和"世界上最会忽悠人的人之一"。如今，他在马阿拉歌被称为"埃隆叔叔"，已成为这位候任总统核心圈子的一员。本周他们一起观看了火箭发射。这位全球领先政治家与全球首富的联盟创造了一个他们都想用来产生爆炸性效果的权力集中：削减官僚机构、打破自由主义正统观念，并以促进增长为名进行去监管。
特朗普确实有这种颠覆性变革的民意授权。尽管美国经济实力强大，但从普通商业界、华尔街金融界和硅谷科技界的大部分人都对政府的浪费和无能感到不满。他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政府确实需要彻底改革。然而，由马斯克主导的改革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具有爆炸性且腐化倾向的寡头政治的出现。
在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几周后，马斯克已攀升至权力巅峰。候任总统任命他进入一个名为DOGE的新咨询机构，负责削减支出。马斯克已经在与外国领导人接触，并为内阁任命进行游说。这并非美国首次出现大亨拥有非凡影响力的情况。在19世纪，约翰·D·洛克菲勒等强盗大亨主导着经济。在20世纪初，当还没有美联储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扮演着一个人的中央银行的角色。
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型垄断企业相比，马斯克的企业更具全球性，但若以利润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则规模更小。马斯克公司的市值仅相当于美国股市的2%。其主要业务包括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卫星通信Starlink和火箭业务公司SpaceX、前身为Twitter的X平台，以及本周在一笔交易中估值5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xAI。这些业务的市场份额大多低于30%，且面临实质性竞争。《经济学人》估计，马斯克3600亿美元个人财富中，约10%来自美国政府的合同和优惠政策，15%来自中国市场，其余则分布在国内外客户之间。
马斯克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是个颠覆者。他不是利用垄断来抬高价格，也不是像建立稳定的银行系统作为金融基础，马斯克公司主要是利用技术在竞争市场中降低成本。这种颠覆性是马斯克救世主式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创新可以征服从气候变化到火星殖民等人类难以解决的挑战。实现这些远大目标依赖于不断重新思考工业流程的天赋。他对更自由行动的渴望有助于解释他对正统观念的蔑视，包括他认为的觉醒政治的盲目追随。从纵容国防企业操控美国政府航天发射市场的官僚，到墨守成规地管理特斯拉工厂的加州监管者，他都将政府视为发展的绊脚石。
特朗普和马斯克都想颠覆整个联邦政府体系。马斯克表示，DOGE可能旨在从每年7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中削减高达2万亿美元，并取消许多机构。嘲笑这些目标太天真很容易——2万亿美元超过了政府的全部可自由支配支出。但在预算赤字占GDP 6%、债务接近100%的情况下，改革确实是必要的。老态龙钟的五角大楼机器正在努力适应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时代。在位企业的游说活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联邦法规已达到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9万页。即使马斯克只实现了其自由化目标的一小部分，美国也可能获益良多。
但是，危险又在哪里呢？一个是权钱勾结和利益输送。候任总统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而由于与中国的竞争、太空军事化和跨境信息战，马斯克涉足的行业已变得具有战略意义。接近权力中心可能让他扭曲法规和关税，并在从汽车和加密货币到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削弱竞争对手。自9月初以来，随着投资者押注其老板能从与总统的友谊中获得特殊利益，马斯克公司的总市值已上涨50%至1.4万亿美元，远超市场和同行表现。
同时，马斯克在其专业领域之外可能会犯错，尤其是当他涉足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时。他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出判断力不稳定，比如微观管理Starlink卫星服务在乌克兰的使用，以及将台湾的地位与夏威夷相提并论。他对聚光灯和阴谋论的热衷，以及对社交媒体漩涡的沉迷都令人担忧。由于他有5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与◽️◽️关联，而中◽️承担了特斯拉一半的产能，这使他很容易成为操纵的目标。
他也可能在开始之前就失败，这是因为特朗普-马斯克组合的不确定性。下任总统热衷于雇佣和解雇。这位科技大亨也同样频繁地更换高管和人际关系。硅谷的自由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与特朗普世界的MAGA民族主义的融合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改革政府需要耐心和外交手腕，而这两者都不是马斯克的强项。
在另一个星球上
即使马斯克的政治生涯证明是短暂的，它仍可能产生两个持久的负面影响。一个是让政治家们对政府改革望而却步。随着他的任命，这个目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如果他推出一个半生不熟的方案最终以惨败告终，那么解决支出问题的抱负将会被推迟多年。
另一个影响将是使政客和大亨之间的勾结正常化。随着国家在贸易、产业政策和技术领域的扩张，国家被俘获的动机正在增加。同时，特朗普的方法包括削弱那些本应防范利益冲突的制度和惯例。美国离新兴市场的行为方式还很远。但如果寡头商业巨头习惯性地与主导地位的政治家合作，美国将遭受巨大损害。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不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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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在19世纪，美国经济由一批被称为“强盗大亨”的工业巨头主导，他们通过垄断和激进的商业策略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中，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洛克菲勒于1839年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贫困家庭。他于1870年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并通过一系列兼并和收购，迅速控制了美国石油行业的绝大部分市场。到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炼制的石油占全美的95%，并掌控了主要的铁路运输线路。洛克菲勒的商业策略包括与铁路公司达成秘密协议，以获取运输折扣，从而压制竞争对手。他还通过收购竞争对手的炼油厂，进一步巩固了标准石油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行为引发了公众和政府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违反反托拉斯法，被迫拆分为34家公司。
进入20世纪初，美国尚未建立中央银行体系，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稳定机制。在此背景下，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成为金融界的核心人物，被誉为“一个人的中央银行”。摩根于1837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富裕家庭，1861年创立了摩根商行。他通过一系列金融操作，整合了多个行业，包括铁路、钢铁和电力等。1901年，摩根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这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
1907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和信托公司相继倒闭，股市暴跌，经济陷入混乱。在政府缺乏有效应对措施的情况下，摩根召集纽约的主要银行家，共同筹集资金，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贷款，稳定了市场，遏制了危机的蔓延。摩根的干预被视为私人资本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拯救，凸显了当时美国缺乏中央银行的弊端。这一事件直接促成了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正式拥有了中央银行。
洛克菲勒和摩根的商业行为在当时备受争议。他们通过垄断和金融操纵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也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公众对大企业权力的担忧，促使政府加强对商业活动的监管，制定了反托拉斯法等一系列法律，以限制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这些法律和监管措施为现代美国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约翰·D·洛克菲勒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商业实践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成功和争议反映了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与市场监管之间的复杂关系，促使美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