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防疫政策的转变，疫情进入了新阶段，但回忆疫情这三年，还是有很多思考。
回忆疫情的发展进程，让我有过太多人生中的新体验。2020疫情刚起，开始学习如何在家办公，第一次组织的连续三天的集团视频会，从早到晚不停歇，我作为一个串场的主持人，感觉不但不能走神，连吃饭和去洗手间的时间都很紧凑。那段时间连续的居家办公，加上自己做饭，我还写了篇居家办公的心得。疫情虽貌似危险，但自己那时对疫情的理解还非常肤浅，潜意识甚至认为是轻松有趣的生活新体验。
频繁往返北京深圳总会中招，某次因为同行旅客疑似阳性，下飞机后被拉到酒店强制隔离。这也是崭新体验，请同事送来一堆生活必需品，在酒店房间里健健身，开开视频会，不到一周就因为那个旅客解除疑似被释放。
2021年那年已经完全感受不到新冠影响。除了不能出国，听到偶有密接，似乎整个生活都恢复了常态，大部分时间连口罩都不戴。看航旅纵横的出差记录，密集的和正常年份一样。
但到了年末奥密克戎来袭，航班的大面积不正常，深圳北京航班动辄取消，为了回家，我转道过杭州，转道过成都，辗转过多次，直到北京发明了健康宝弹窗这个补丁，我再也没有转机的可能，我开始学会了网上申诉。
2022年初，深圳遭遇突然的病例爆发，整个城市实行了准封城，我也下定决心结束了在两地往返的工作（实在是再也没法往返了），结束工作后我还有小半个月就被封控在深圳公寓里，这时候不用开视频会，天天看书，偶尔借核酸检测之机溜出去，拍下了好多这个超大城市暂停的照片。
辗转西安回京，遭遇了毫无道理的居家隔离，心情糟糕，和各种机关打电话投诉，才理解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又可以随便按对你最不利的方面解释的叫做规定的东西。
回京后也并不是结束，正常生活了没几天，儿子学校就开始停课，陪小朋友上网课，既看到他视力的不断下降，看他上课状态又时刻让人想起自己视频会议时的心不在焉。时间安排上感觉充满了不确定。没事时一切正常，但就是困在这个城市里，遇到很多人突然消失，实际上就是关在家里七天不能出去。大家都互相鼓励，过完最重要的11月，一切都会好的。
11月开完大会，尝试着回了趟西安，代价昂贵，又遭遇熟悉的健康宝弹窗，然后解锁了“洗码”新技能，被迫飞去杭州小呆一周，过程中忐忑不安，最后勉强归来，归来后还做了一周自我居家隔离。算了下，一个健康人离开这个城市再回来的代价是十五天的隔离，感觉此时真是负面情绪的最顶端，面对沟通交流高成本确定性和时间安排的极不确定性，对经济极度悲观，感觉防疫政策如果是这个强度，什么行业都不可能再正常经营和恢复再投资。
12月初，突然放开了，北京恰逢奥密克戎爆发，尤其严重，大多数人在头两周就中招了，我们也是全家皆阳，但所幸的是症状不重，发烧三天后，我就已经咬牙半夜起来看世界杯半决赛了，到决赛时刻，我已经感觉自己是个身体正常的梅西粉丝了。最近日子，虽然医院、殡仪馆还有不少坏消息，但是大街路上，可见的车多了，快递也恢复了准时准点，感觉城市基本正常了。
这三年的经历让我产生了一些道理总结，在这里记录一下，算是一个自己和自己的讨论。
第一条是我们其实摆脱不了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经常被批判的四个字，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到处成立。作为人类，我们似乎只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2020年初，我还去了趟香港采购了批过年给家人的礼物，当时内地一切如常，但香港已经感觉如临大敌，高铁站有广播不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发热且去过武汉的乘客，请主动和车站联系，一下让人联想到SARS时的气氛。
香港对SARS的记忆深刻，所以反应很灵敏，后来看内地也是如此相同记忆。
我们遭遇的上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就是SARS，所以一开始确定是传染病后，大家以为武汉的故事就是2003年的北京，全国迅速都进入了严防SARS的模式。这个经验根深蒂固，似乎SARS就是这样根治的。我们隔离，我们小心，等到半年后，病毒就会自动无影无踪了。
经验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路径依赖，因为有SARS的深刻记忆和防控经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隔绝了我们思考与病毒共存，思考放开的可能性。但换个角度想经验主义也是人性，其实挺难改变的。大家只能尽可能的多有多样化，而不是单一绝对化的经验，或者组织有多种经验的人共同决策，才能避免经验主义对我们的桎梏。
第二条是不能只看总量，不看结构，边际上总有些群体受伤最深。
有一句流行的话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是现实中时代的一粒沙不是平均落到每个人头上的。作为群体，我们总是以不同的结构展现在不同的事件上的，所有事件的冲击，总是结构外层的人感受强烈，里面的人泰然自若，大家感受完全不同。
拿防疫政策影响说，我因为往返两地，对健康宝弹窗极其敏感，深恶痛绝，但后来在北京不出去的时候，就丝毫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影响。频繁的封控，居家，很多外向经济遭遇巨大打击，发工资的老板突然没有了公司收入，度日如年，但是固定领工资的人就感受不明显，似乎就是在家办公和出门办公的区别。很多行业觉得封控下我还能再坚持好几年，但影院，航空公司这些行业可能已经亏损到全行业关门的边缘。上海封城的时候，被封的人群除了感受到对病毒的恐惧，切实感受到的还有封控的不便，这和上海以外的人纸上谈兵的讨论不同的防疫策略，感受完全不同。
思考结构的不同导致对大家影响的不同，其实会对实施策略有更全面的认识。奥密克戎刚一来的时候，似乎网上还有很多地域争论爱好者，说某地管控能力强，能控制住，嘲笑某地管控能力弱，明显以自己是木桶长板自居。但恰恰因为在一个木桶里，实际上结果是由最短板决定，我们总体防疫策略能否持续，都得以最短的那块板能执行来评价。如果短板不能执行，那么早就应该思考有没有更合理的方式。
自上而下思考结构问题太难，太粗，很难考虑周全，很难想象所有情况。自上而下的管理都讲究分类，但只要有分类，分类的边界就有误伤。如果是要保证每个人都不掉队的现实社会，可能需要有很强的自下而上的方式补充，在微观层面，自下而上才能产生自发救济。
这次疫情让我更加感受到计划经济的不可行，即使在这么先进的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和算法误伤司空见惯，而且算法越复杂越黑箱，纠错越难。想象让一个算法，一个中心安排让所有人满意的计划经济，当然不可能，那种情况下或许99%的情况都ok，但是最后这1%异常情况会导致社会死机。
第三条是要实事求是，但要理解只有成年人的社会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2019年底我们去拜访了房晟陶老师，他说他发现人们太多时候就只是争论谁对谁错。这几年的社会现实，为他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脚。
这几年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对立情绪，产生了非常多可以让朋友间割席断交的话题。从开始的病毒溯源，各种疫苗的好坏，社会封控与精准防疫，出国的航班与管控，要不要进口特效药，放开封控是不是太快导致死亡人数剧增等等。
但很多话题的讨论只是基于创造出的对立情绪，缺乏事实的支撑，大多数人的努力都没有用来寻找事实。争论经常就是由谣言和误解开始，大家形成立场，选边站队，最后事实如何也不重要了，有的都是情绪发泄与谩骂。一个社会面对对立情绪，更要注重基于事实讨论的氛围，实事求是态度是解决对立情绪的利器。
但实事求是其实特难，甚至说，找到真实的信息，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信息，简直是要出于一种信仰才能做到。
真实信息的获得和扩散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信息也同样有平权问题。比如一个真实信息，让公众了解可能造成恐慌，我们该不该告之公众？一件自我的负面事例，被他人知晓出去可能动摇大家对于自我的信心，我们该不该掩盖？或者说这时宣传出去的人是不是别有用心？把自己放在这些问题不同的相关方立场都想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稳定一致的答案。
我们生活中充满善意的谎言，但善意谎言也会反噬。把自己放到被谎言欺骗的一方，你是否还会喜欢这样的谎言？如果知道你身边一个朋友总喜欢对你讲善意的谎言，你对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信任？
真实发生的事情，不隐瞒的让大家都知道，本身是残酷的，对讲的人，对听众都有很高的要求。Ray Dalio写书说自己公司只雇佣成年人，所以公司极度求真，不惜把所有会议都录音和内部公开。这次卫生部门也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其实也是希望现实中能够少一点巨婴。很多人谈已经被国家保护了三年，同样是巨婴思维，他们闭口不谈被保护付出的代价，巨婴社会实际上是个双向选择。
民众和社会管理者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是不是仍然希望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社会管理者所想象的，对民众负有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引导，教育，出于善意的隐瞒等等是否存在？
很多人欣然接受父母子女这样的关系结构，但即使这种结构，也需要思考，我们究竟是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还是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如果社会群体的选择永远是前者，说明我们离走出巨婴社会还有很大距离。
第四条是对于大规模事件，削峰平谷就是善行
这三年学了一个新词，世卫组织说拉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特别有收获。
在我们日常的商业研究中也是这样，供给和需求（尤其是需求）除了总量需要研究，时间上也很关键，看来需求不大，如果集中在短时间爆发，也能创造瞬时峰值造成麻烦。
想起我们很多日常常见的创造峰值的商业模式，双十一，卖楼时集中开盘，供地时集中供地等等。
我现在感受是，真正能削峰平谷的商业模式才是善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是可持续的。反之则是恶的，是利用人性的恐慌的，是投机的。希望以后自己能多用这样的标准去看待商业模式。
第五条是学习怎样和一群人沟通，自己可能要先有自洽稳定的强逻辑
疫情期间的社会是个好的实验室，仔细观察就有很多收获，比如怎样和一群人沟通？
和一群人沟通很难，沟通不了复杂的道理，因为群体表现出的理解和智力程度是由这群人里最不理智，最极端的人决定的。理性温和派沟通明白后往往就在群体中隐身了，最后你面对的仍然是极端派。
这时候不用沮丧悲观，想想金庸老爷子说过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只要保持自己的逻辑自洽完整，重复重复再重复，最后尽可能多的创造温和理性中间派，就能很好的完成和群体的沟通工作。
这其中逻辑的自洽完整，其实非常重要。拿香港的放开案例看，疫情扩散和上海基本同步，而且当时内地媒体上要求香港全民强制核酸管控的呼声很高，内地似乎也对支援香港核酸检测做好了准备，但是香港还是抵制住了舆论压力，用相对更放开，更与病毒共存的方式调整了防疫方案。
香港方案虽然当时看起来不好，但逻辑上非常自洽，反而极端封控方案是缺乏长期逻辑的。
当德尔塔毒株肆虐的时候，新加坡反而放开了封控，总理李显龙在2021年10月有一段发言，大概就是讲虽然新冠很危险，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能接受长期封控的代价，只能选择与病毒共存。
这套逻辑实际也非常适应香港。作为一个外向经济体，香港往来世界，往来大陆都需要签注，实际上和新加坡类似，只有尽可能开放的道理，没有封闭的选项，何况当时世界很多国家已有开放先例。最后看，选择最终共存方案的香港，逐步达到过渡到温和共存的目的，而当时严格封控住的上海、深圳，后来也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短期看受了遍“二茬苦”，更重要的是经济还增加几个月的萧条期，未来需要更努力的补课迎头赶上。在香港放开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的媒体上对香港政府的群体质疑不断，现在回想，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林郑顶住压力坚持了正确的策略，堪称很好的政治家。
也有很多问题讨论是缺乏自洽逻辑的。疫情中经济学家李稻葵说，防疫让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十天。这个说法听起来就荒谬和缺乏逻辑的，先不谈这十天是不是都用在核酸和封控上，导致实际无意义，但从逻辑看，如果一个严重致病的病毒出现后，我们人均寿命反而增加了十天，难道不该想想为这十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吗？
只片面宣传好处的新闻总是让人有缺乏逻辑之感，这样对群体的沟通，实际上是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你可以不允许我发表质疑，但我确实有选择内心不信的自由。而且长期看，我以后对李稻葵说了些什么，要说些什么再也不在意了，我觉得这就是和群体说话最坏的结果。
啰啰嗦嗦讲了这些在疫情中的思考，我想每个人，整个社会都会有很多类似的思考和反省，希望等到风调雨顺时，我们能利用好这些思考和教训，让这段疫情下的魔幻岁月不显得那么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