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E双抗概念及早期获批药物：双抗概念旨在通过同时结合两个靶点或桥接两个细胞，更好地符合肿瘤免疫概念。首个获批的TCE双抗药物是德国Trion Pharma公司的Removab，用于治疗肿瘤恶性腹水，基于Triomab平台，通过大鼠和小鼠杂交瘤融合方式生成嵌合抗体，一边结合EpCAM，一边结合CD3，起到T细胞引导的效果。另一款较熟悉的药物是Blinatumomab CD19/CD3的双抗，在TCE中针对CD19在急性白血病中疗效显著，但结构简单，存在工艺挑战，如无常规IgG结构，表达量、理化特性、稳定性、纯化方式等与单抗分子不同，导致生产成本高，患者价格贵，且半衰期短，缺少Fc不能在体内与Fc受体结合进行循环利用，体内半衰期约2小时，当时还为其设计了体外注射装置。
TCE在血液瘤中的发展：2020年前后，针对血液瘤中B细胞上的特异性靶点如CD20、BCMA、GPRC5D等的出现，使TCE在血液瘤中展现出良好效果，在一些适应症中可与CAR-T媲美，且给药机制不像CAR-T那样完全个性化定制。通过对双抗结构的优化，提高了其在体内的半衰期，并出现了皮下剂型，应用广泛。在实体瘤中也有一定突破，如安进的BiTE在小细胞肺癌中展现出不错的响应率，通过进一步优化，在一些临床上针对其他实体瘤展现出积极数据。
TCE在自免方面的应用：德国CH教授通过CD19的CAR-T或TE在SLE患者中的研究，看到其能清除患者体内B细胞，实现SLE患者各项指标恢复并维持较长期效果，使TCE在B细胞疗法中成为热门方向，去年有数种大额BD交易诞生，未来在实体瘤和自免疾病方面有更多可能性。
BD产品及优势：过往做BD的产品中，药明康德通过噬菌体展示技术开发的CD19的TCE CN201，在国内披露数据中，在ALL里效果不错，整体ORR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CRS发生比例较低，且主要在头几个剂量下，后续不再有。默克等看重TCE对B细胞的彻底清除能力以及安全性。目前大部分TCE围绕CD19，如GSK引进恩沐生物的CD19与CD3的双靶点TCE，康宁杰瑞引进嘉和的GB261，安迈的BCMA CD3双抗，韦立智博的CD19 BCMA加CD3三靶点的TCE。对于BD机会，认为更多在多特异性的三抗、四抗，能实现更广的B细胞清除覆盖范围且安全性有保障，可控的低级别的CRS需非常可控。国内拥有双抗平台及过往开发基础的公司在BD方面有较大机会。
海外研发角度的判断：对于B细胞肿瘤，自免尤其是SLE等疾病与肿瘤的目标都是清除B细胞，TCE机制通过T细胞干B细胞，符合这一需求。肿瘤药若能实现对B细胞的良好响应且长时间CR，可印证其B细胞清除能力，而TCE停药后B细胞可恢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自免相关问题，这是TCE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海外从肿瘤跨适应症到自免开发的判断角度。
TCE双抗与其他疗法的比较：TCE与BAFF类、TNF类等细胞因子类治疗手段相比，是降维打击，它直接清除B细胞，对于SLE等B细胞异常导致的自免疾病，若其安全性和效果能达到良好平衡，未来可能主要用TCE治疗，其他疗法可能仅为缓解，不能从根源上根治疾病，但TCE的可及性和用药便利性需进一步增强。
血液瘤中TCE双抗的市场提升空间及国内厂商机会：以CD19为例，单药情况下，罗氏的Gazyva和阿斯利康的Epkinly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的ORR和CR率仍有提升空间，罗氏已进展到二线治疗，与其他药物联用有进一步提升ORR的空间，未来有望用TCE替代CD20单抗，除淋巴瘤外，白血病中CD19的TCE除应对B细胞有挑战外，还面临CAR-T和UCAR-T的挑战，骨髓瘤则竞争较为内卷。
自免中不同靶点的分析：在自免中，CD19、CD20、BCMA及GPRC5D等靶点都有应用，目前处于早期，效果优劣尚缺证据，从生物学角度分析，B细胞发育过程中靶点出现有先后，不同适应症的靶点有所不同，淋巴瘤中CD20的治疗效果可能更好，在外周B细胞清除方面，几种靶点差异不大，但在深层次组织或器官中的清除效率尚缺乏直接证据，个人猜测从肿瘤角度推测，更难治的肿瘤对于自免效果可能更好。
TCE双抗与BTK的关系：BTK在血液瘤中主要针对惰性的CLL，单药效果一般，ORR不算太高，而TCE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方面效果更优，从机制和疗效上，肿瘤免疫概念更持续持久，已上市的TCE药物在ORR和OS等方面比BTK有优势，未来两者联用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可拓展市场。
不同靶点产品的差异及预测成功率的指标：CD19靶点主要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CD20主要用于治疗淋巴瘤（NHL），两者在肿瘤开发方向上无太多冲突，且CD20的抗原结构更稳定，表达量更高，更不容易耐药，市场可能相对更大。判断TCE的成功率主要看双抗平台，解决错配问题，不同平台会带来CMC或工艺上的差异，影响成本和工艺难易程度，也可通过临床前药效、毒理证据及临床数据进行判断，目前海外疗效数据较好的是Amgen的CD20双抗。
TCE在CLL和SLL中的情况：对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和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TCE的疗效优势相较于其他小分子药物不太大，因其患者进展不快，用其他药效果尚可，TCE效果会更好，但真正的优势体现在侵袭性、进展快的病症上。
Janssen的遮蔽肽技术：Janssen的遮蔽肽技术是用一系列肽库对CD3抗体做筛选，筛到与CD3有适中结合的多肽，该多肽亲和力不能太弱也不能太强。还对遮蔽肽的肿瘤微环境酶的切割位点进行筛选，如MMP酶等。其GAMs技术对CD3有遮蔽，还有针对白蛋白的结构，希望到达肿瘤病灶后暴露CD3结合位置并切掉抗白蛋白增长效区域，以增加安全性，但该技术目前只有针对前列腺癌的PSMA效果较好，其他适应症效果不佳，可能是药效原因，未来针对不同适应症的暴露问题还需更多探索。短期内，实体瘤应用方面，更希望看到像安进的策略，通过降低亲和力或延长半衰期，增加给药剂量，持续刺激T细胞达到杀伤效果，也有加入第二共刺激信号的策略，但T细胞过度刺激可能引发耗竭或强毒性，还需更多体内临床数据来评估TCE在实体瘤中的机会。
TCE与ADC、PD-1/PD-L1等的联用：TCE与化药或ADC联用的机制间冲突较少，而与PD-1/PD-L1等免疫激动剂联用可能存在毒性风险，可尝试用小分子化药进行小剂量节拍化疗，先引发免疫系统初步激活，再加上TCE。
安进的TCE产品：安进的TCE产品中，GD2CL3数据较好，其成功可能源于靶点选择（如DLL3是较干净的靶点）和抗体选择，未来可发现更多干净靶点及使用多价或多特异性抗体来提升疗效，安进是TCE的坚定拥护者，虽过往有很多TCE产品临床终止，但通过研究已初步看到TCE优化的一些维度，未来方向是向上的。
DLL3靶点的TCE产品：一般IgG结构、BiTE结构、Harpoon的串联VH-VH结构等不会因平台导致显著的药效或其他方面差异，选用的Fc抗体不同、结合的Epitope不同，T细胞与靶细胞形成的焦点也不同，不能简单通过抗体设计或临床前对比来判断，好的平台能更容易达到药效和安全性的平衡。
同一靶点的ADC和TCE的比较：ADC和TCE虽都属靶向治疗，但机制不同，ADC靠内吞，TCE靠T细胞。做理想ADC的靶点相对TCE较少，对低表达的TAA，ADC效果可能有折扣，而TCE对TAA的可接受阈值更低、更灵敏。同一靶点的ADC和TCE联用效果可能打折，更好的方式是通过肿瘤上的不同靶点，以不同模式形成叠加效应。
2025年实体瘤新靶点：过往证明安全性无太大问题的实体瘤TAA，通过更优的TCE设计有可能跑出来，如GPC3、MUC1、CLDN18.2等都是较好的实体瘤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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