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中国考古博物馆(十二)唐宋元明,清巩金瓯

文化   文化   2024-04-06 23:2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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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一统,从长安到北京








大唐长安,神都洛阳(公元581至907年)

公元589年,中国终于恢复到了九州一都的统一天下。

隋代建立在西魏和北周的基础上,以关陇集团为核心,因此定都关中,在汉长安城旁修建了大兴城。
唐代同样以关陇集团为核心,也定都关中,在大兴城基础上修建了唐长安城。

建康、邺城、晋阳这些曾经的都城都降为了地区性城市,甚至有的就此无名,帝国都城再次成为大国一统的象征。

西安地区隋代考古的最重大成就,是1957年在西安市区发掘的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属隋代皇族墓,而且保存非常完整,出土的石棺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他文物都在国家博物馆,分散在“古代中国”、玉器展、铜镜展等展厅中。

所以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隋唐都城还是看唐代吧。

唐代三彩镇墓兽,西安西郊唐代墓地出土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约 89平方千米,整个城市坐北朝南,近似方形,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

全城以宫城承天门一皇城朱雀门一郭城明德门为南北中轴线,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居中位置,郭城内棋盘状分布有110个坊和东西两市。

唐代石狮子莲花望柱,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

皇城为中央官署集中地,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听政之所,最早为太极宫,唐高宗以后移到郭城东北的大明宫,唐玄宗时迁至郭城东部扩建的兴庆宫。

唐长安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规整、最标准、最壮观的都城中轴线。封闭式里坊制的都城布局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对周邻国家都城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唐代白瓷、三彩器,唐长安城遗址、唐代墓地出土

李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本身就有四分之一的鲜卑族血统,因此唐代观念非常开放,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密切而自然。

长安不仅是大唐帝国的中心,也随着丝绸之路繁荣而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

唐代三彩骆驼,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出土

北周到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隋唐长安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佛教中心。长安里坊里遍布大大小小的佛寺。

佛教在完成中国本土化的基础上,深深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汉语中充满了由佛经梵文转译来的优美词语。

唐代佛头像,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出土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高峰,经济、社会、文化繁荣远超前代,疆域广阔更是后来以经济总量自居的宋代无法想象。

盛唐是后世铭记的标杆,但主要存在于文献记载中,描写唐代人的绘画和戏剧全是明代的装扮,甚至什么是秘色瓷都说不清。

唐代青瓷长颈瓶,西安西郊唐代墓地出土

近百年来,对唐代的研究和考古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在二十世纪上中叶,前辈们先后发现了佛光寺东大殿和南禅寺主殿等保存至今的唐代建筑,考古人员又相继清理发掘了唐长安城、大明宫、华清宫等重要遗址。

文献上记载的大唐终于展露出原有的宏伟。

唐代葡萄瑞兽纹方砖,唐大明宫三清殿遗址出土

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了众多唐代高级贵族墓,出土了数不清的唐代人物、动物形象和礼仪活动的三彩器。

考古人员还清理了乾陵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等帝王级墓葬,出土了写实反应唐代面貌的大型壁画,再现了盛唐的建筑、人物、社会活动、宫廷习俗,让大唐变得形象生动。

唐代三彩罐、白釉绿彩壶,西安西郊唐代墓地出土

唐代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高峰,受西域影响的金银器发达,瓷器发展成熟。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取得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等重大考古发现,出土大量唐代金银器、陶瓷、丝绸、琉璃、钱币文物,全方位展现了大唐的繁盛。

唐代绿釉细颈壶,西安西郊唐代墓地出土

考古人员还陆续发现了邢窑、定窑、耀州窑、巩义窑、鲁山窑、长沙窑等唐代窑址,明确了传世品渊源,印证了唐代瓷器南青北白的格局。

如果想教科书配图式地了解唐代应该去国家博物馆,完整欣赏唐代陶瓷可以去故宫陶瓷馆,真正体味大唐辉煌还要去陕西的博物馆。

唐代注壶,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出土

随着帝国版图和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关中和北方都无法再为长安提供足够的粮食物资,要开凿一条大运河来加强国都与日益重要的江南的联系。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偏向东南,关中显得有些偏了,因此洛阳作为天下之中再次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隋代为东都,唐代与长安并称东西两京。

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文物

隋大业元年始建新的洛阳城,称为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至北宋时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修葺,城内街道纵横,郭城划为众多里坊,形成棋盘式布局。

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的里坊建制,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筒瓦、砖、瓦当,洛阳唐东都皇城、宫城遗址出土

到了武周时期,东都洛阳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盛况,武则天干脆赋予洛阳神都的称号,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洛阳在历史长河中又一次焕发出耀人的光彩。

唐代三彩文、武官俑,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三彩器在盛唐时期非常流行,一般认为是专用的明器,但也在唐代宫室遗址中发现过,可能有一些器物类的三彩器也曾用于实用。

唐代三彩罐,洛阳唐东都宫城遗址出土

唐代白瓷工艺完全成熟,能大批量生产胎釉洁净的白瓷,问世就受到全社会的喜爱,一些精品白瓷被刻上“官”、“新官”字款,供宫廷或官府专用。
唐代“官”款白瓷花口碗,洛阳唐东都宫城遗址出土

文献记载唐代宫廷使用秘色瓷,并得到法门寺地宫考古发现的证明,但唐代宫殿遗址中没发现秘色瓷,说明秘色瓷可能只供帝后等极少数人使用,也可能帝后主要使用金银器。

唐代“新官”款白瓷葵口深腹碗,洛阳唐东都宫城遗址出土

1984年至1993年,考古所在河南洛阳偃师的杏园发掘了69座唐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是唐代厚葬之风的体现,也反映出唐代洛阳城的繁华与精致。

唐代大鱼化龙纹瓷盘,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杏园唐墓还出土了多面精美的唐代铜镜。
唐代金银平脱对鸟纹铜镜,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葵花形云龙纹铜镜纽圆珠形,龙身弓背,通体鳞片,曲颈回首朝向宝珠,四腿粗壮,向左右舒展,尾卷曲。周边衬五朵流云,使构图更富动感。

这面铜镜的镜面为银白色,制作精细,是云龙镜中的精品。

唐代葵花形云龙纹铜镜,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西汉阳陵出土了我国已知较早的茶叶,到唐代已普及饮茶,但是比较复杂的点茶,要加多种配料,做出来的味道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方便面汤。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全套的唐代皇家金银茶具,偃师唐墓出土了瓷质茶具,反应了茶文化在唐代的盛行。

唐代白瓷茶碾、茶盏,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洛阳也是唐代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定鼎门遗址发现了千年驼印,还出土了大量带有西域风格的文物。

鎏金簪花九曲银勺柄扁方修长,弯柄的末端做成凫头形,勺面上视呈九曲花瓣状,器表以鱼子纹为地,錾刻尖瓣宝相花及雀绕花枝图案,为典型的唐代西域风格器物。

鎏金簪花九曲银勺,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洛阳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众多退引官员和文人,在长安白居不易的大诗人晚年就隐居在洛阳龙门的山中。

考古博物馆展出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文物,也许当年曾为大诗人亲手持用。
唐代白瓷盏托盘,洛阳南郊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唐代白釉绿彩印花盘,洛阳南郊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

洛阳在北宋仍占据重要地位,被列为西京,而且是北宋的文化和学术中心。

幼时砸缸的司马光在洛阳完成了400万字的《资治通鉴》,并时刻以洛阳的王朝兴替为铭,激励自己一定要熬到王安石下台的那一天。

北宋绿釉五足炉,河南洛阳东城宋园遗址出土








两宋的汴梁和临安(916至1271年)
洛阳在五代十国时还曾被短暂的后梁、后唐、后晋设为国都,但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落到江南和沿海地区,因此重新统一的宋朝选择了河运更便利的开封汴梁为都。

北宋东京城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由宫城、内城和外城组成,南北向中轴线贯穿内外三重城垣,重重相套,平面呈回字形布局。

在隋唐两京基础之上,汴梁进一步突出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一改汉魏洛阳城以来宫城置于都城北部的传统,宫城位于内城中央,内城在外城中央。

汴梁城以宣德殿为中心,象征全天下的中心。

宋代福建建阳水吉建窑遗址出土瓷器

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由经济活动催生的超大型城市兴起,汴梁城也适应了这种经济活动需要。

从北宋中期起,严格的里坊制被打破,采用了开放式街巷制,经济活动全面放开,可以临街进行贸易,城市面貌大为改观,充满了市井风情。

宋代黑釉罐,福建建阳水吉建窑遗址出土

开封城历史上曾被黄河淹没,北宋汴梁城深埋在今天地表下七米的黄土中,上面压着现代城市,除非有大规模城市建设,很难看到汴梁城遗迹。
大概因此,汴梁城的考古成果不多,或者考古所没参与汴梁考古,北宋两京展柜里没有汴梁的文物,只放了一些宋代的瓷器。

这是四层展览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宋代酱釉撇口碗,福建建阳水吉建窑遗址出土

好在考古博物馆里一层大厅展出了一件北宋龙形脊饰,出自北宋西京皇家遗址,是难得一见的北宋时期大型高等级建筑的砖瓦构件。

北宋龙形脊饰,河南洛阳东城宋园遗址出土

北宋虽然版图不及唐代的一半,但最富庶的南方得到充分开发,粮食种植技术和产量提升,四大发明全部出现,商品交通顺畅,海上贸易兴旺。
发达的经济和真正的城市生活,促进北宋手工业和文化的大发展,瓷器、诗文和书画成为北宋的标志。

中国人口还在此时第一次超过了一亿,庞大的人口总量成为中华民族应对各种危机的最大压舱石。

宋代江苏扬州城遗址出土瓷器
但宋代也是最内忧外患的帝国。
自唐代起地理条件更好的东北得到不断开发,那里的部族形成半游牧半农耕的生业模式,掌握了基本的手工业体系,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加速向国家转变,取代草原成为中原最大的威胁。

北宋承受比汉唐更高的外来压力,又为了保证皇权安全,财政向军队和官僚高度倾斜,财政危机、政坛党争和农民起义就成为常态。

宋代青白釉瓷碗,江苏扬州城遗址出土
好在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起到一定缓冲,但当劣币驱逐完良币,以及出现干什么都行唯独不能当皇帝的皇帝后,国家很快在外敌入侵中崩溃。

除了汴梁的东京梦华终结,历史上以风月闻名的扬州城,也从贸易中心变成了边疆。

宋代青白釉褐彩鸳鸯盒盖,江苏扬州城遗址出土
逃到江南的赵宋势力,先是草台班子一样建立了南宋政权,又勉强守住半壁江山,对都城建立就没太多讲究了。
南宋临安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由外城、皇城两重城垣组成。外城坐南朝北,近似长方形,以纵街横巷式的街道系统,采用开放式街巷制。

南宋皇城依山而建,偏居外城一隅。

宋代浙江龙泉古窑址出土瓷器
历史上对南宋评价不高,但作为持续了152年的朝代,还是具有独特意义。
南宋时朝廷和政府体系转到南方,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发展,还因军费和议和的财政压力而支持海外贸易,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海运技术和海洋开拓有了大发展。

南宋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比较重要,为掩饰偏安的尴尬,强化伦理纲常,程朱理学成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进一步向集权靠近。

宋代莲瓣纹青釉瓷碗,浙江龙泉石大门山窑遗址出土
南宋临安城考古成果很多,发掘了南宋皇城遗址,更发现了郊坛下和修内司的官窑址,初步揭示了南宋官窑和哥窑瓷的神秘身世。

可惜考古博物馆里也没临安的文物,还是一些宋代的龙泉窑瓷器。

宋代青釉葵口瓷盘,浙江龙泉金岙湾山窑遗址出土

浙江龙泉窑是我国著名瓷窑之一,创烧于晚唐,南宋时用石灰碱釉烧出著名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把中国青瓷釉色之美推上了顶峰。

宋元时期,龙泉窑行销全国和海外,成为著名的外销瓷。

南宋青釉荷花纹瓷碗,浙江龙泉安福龙泉窑遗址出土

不过最代表南宋的还是官窑瓷,在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官窑博物馆里,有大量临安出土文物,特别是老虎洞窑的官窑瓷器标本,足以展示这个偏安王朝的精细日子。

借几件来也是好的啊。

南宋菊瓣纹瓷碗,浙江龙泉安福龙泉窑遗址出土








大辽的上京(916至1125年)

宋朝自认是当然的正朔,同样占据半壁江山的辽朝和金朝,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王朝,认为自己才是中国。

元朝分别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都列入二十四史,现在也将公元10至13世纪称为宋辽金西夏时期。
其实,辽的建国历史比北宋还要早。
辽代人面瓦当,内蒙古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出土
辽朝由东北契丹族建立,918年在原契丹迭刺部居所建立了第一座国都,938年命名上京临潢府
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
辽代青釉龙纹瓷洗,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出土
辽上京遗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组成,保存比较完整。

皇城是辽代皇室和契丹族人生活区域,汉城是汉人和商人等居住之所。

皇城四面城墙各辟一座城门,皇城内中部偏东有宫城,平面略呈方形,与皇城构成“回”字形布局。
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宫殿及贯穿其间的道路形成东西向轴线布局。

皇城内宫城外的南部和西部有官署、府第、孔庙、佛寺、道观等,西北角有池苑。

辽代青釉凤纹瓷洗,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出土

辽朝融和了契丹、汉等民族,设北面官处理契丹各部,南面官负责汉人事务,从中央到地方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辽上京的双城制就是“因俗而治”政治理念的体现。
契丹统治者高度认同汉文化,非常推崇佛教和儒学,皇城“回”字形布局是汉族“皇权至上”思想的具体表现。

辽代疆域非常广阔,全盛时东北到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西到阿尔泰山,南括燕云十六州,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呈南北对峙。
辽朝建立后曾想在中原建都,后虽退回北方,但已经完全为中原文化折服。
有一年,苏辙出使辽朝,契丹贵族们把馆驿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为了瞻仰大文豪弟弟的风采,顺带让他改改自己写的汉语诗文。

辽代青釉瓜楞执壶,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出土

辽自视恢复了汉唐广阔疆域,说先祖也是黄帝后裔,而且强调自己是从后晋手上得到政权,跟北宋还约为兄弟,

因此,辽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退一步也希望自己为北国,北宋为南国,反正都是中国。

辽代在中国历史中受到忽视,但辽的兴起和鼎盛,以及与华夏文明融合,让东北与中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辽代泥塑人像,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塔基遗址出土

金朝推翻辽朝和摧毁北宋后,也加速了汉化,认为自己与南宋相称君臣和叔侄,还占据中原百年,更有资格成为正统。
而且女真人更大方地承认自己不是华夏血统,但明确自己接受了华夏文化,那就是华夏之国和华夏之民了。

这种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扩大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华文明的内涵和根基。

金代黑釉马上封侯饰件,内蒙古辽上京宫城东门出土

契丹立国之初,将佛教作为凝聚国内各民族的纽带,后来契丹上层也迷恋上了,直至佛教取代了契丹原始宗教信仰,成为了国家信仰,境内佛寺塔院林立。

西山坡佛寺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南,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佛寺北组为朝东的长方形院落,西侧为三座六角形佛塔基址,采用一大两小、一字排开的布局形式,是目前所知国内唯一的实例。

辽代泥塑罗汉像,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

一号佛寺基址是一座体量大、内外槽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塔基址,出土大量泥塑佛教造像,其中一些泥塑人像面部刻画写实,栩栩如生,全身彩绘贴金。 
这是目前唯一一批考古出土的泥塑罗汉像。

泥塑罗汉像眼部镶嵌黑色琉璃珠,全身彩绘贴金,跣足立于仰莲座上。

泥像内部有木架支撑,用夹草棍粗泥塑形,表面上细泥压光后彩绘。

这张脸,可与北宋晋祠侍女像共称为中国古代泥塑的典范。







元大都,北京城的基础(1271至1368年)
1151年,金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徙都至原辽南京城,改名金中都,这是北京作为都城的开端

金中都仿照北宋汴京规制,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三重城”格局,宫城正殿和各城正门构成金中都的中轴线。

但在北京城市史中,更有名的则是被马可波罗宣传到全世界的元大都。 

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为更易控制中原迁都到燕京,开始营建新城,1271年正式建国号大元。
1272年新都城命名为大都,1294年营建基本完成,
元大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北土城,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元代八思巴文千户铜印,北京羊坊店电信工程公司工地出土

元朝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开放的外交政策和多元的文化特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大都也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国际影响的都城。

元大都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环套而成,为“回”字形布局。

皇城位于外城南部中央,皇城东部为宫城所在,北有御苑,西有都城池苑太液池等,市场在皇城北部。
元代雕龙纹灰瓦筒形箍印,明代北京城垣出土
元大都城自南向北,依次由外郭城正门、皇城正门、宫城正门、大明门和大明殿,形成了都城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体现了中华民族风格都城的文化内涵,为明清北京城所沿用,也为现在的北京分开了东城区和西城区,以及两边的家长和孩子们。

元代琉璃龙纹滴水,元大都遗址出土

方形宫城四面墙中部各设一门,宫城内为前殿后阁格局,宗庙、社稷分列宫城东西两侧,大朝正殿在寝宫之南。
大都城布局形制体现了“前朝后寝”、“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理念,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最接近《周礼》的规制。

元代凤鸟纹瓦当,元大都遗址出土

元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
黄河长江、白山黑水、蒙古草原、西北大漠、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彩云之南、万里石塘,第一次统一到了一起。
元朝不仅为后来的明清两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元代白地黑花龙凤纹瓷扁壶,元大都遗址出土

元朝疆域极为辽阔,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贝加尔湖,不仅超过了汉唐极盛之时,而且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有效的统治手段,实现了对广阔领土的统一管理。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王朝不断认识和经略南海诸岛,唐宋起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元代时郭守敬主持四海测验,亲自前往南海岛屿进行观测。

元朝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诸多创新,在中央废除了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中书省直辖六部。
元朝还设宣政院,统辖青藏地区的军政事务和全国佛教。
元朝在地方推行了行省制度,这一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白地黑花龙凤纹瓷罐,元大都遗址出土
明朝占领元大都后,营建了新北京城,把北城墙南移,很多居民住宅和官署圈在城外,在短时间内被成片废弃,大量物品埋压入地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城市建设,元大都遗址考古也取得重大进展,出土了大量元代文物。

元代青釉瓜棱瓷罐,元大都遗址出土

中国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一直争议不断,元大都遗址和其他元代考古中,都出土过元代地层的钧窑器,而宋代考古中还从未发现过钧窑器。

现在一般认为比较粗糙的民钧出现在宋代或金代,以精美陈设器为主的官钧应出现在元代。

元代天蓝釉三足瓷炉,元大都遗址出土
元朝时期,大量边疆各族迁入内地,形成了新的民族交融,儒家文化、游牧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多种文化包容成独特的多元文化。

这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海子、胡同等蒙古方言成为了老北京话。

元代青釉十字杵头纹瓷盘,元大都遗址出土

高足碗是一种具有明显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个性的造型,在元代盛行,杯身敦厚似碗状,便于大碗饮酒,长柄小圈足便于系于腰间或挂在马背。

高足碗在元代用各种不同材质器物制造,瓷制高足碗体现了元代的文化融和。

元代青釉荷花纹、影青高足瓷碗,元大都遗址出土

元青花自2005年以来热度不断,但元大都宫城没有出土过元青花器,只是民居和外国使节驻地有出土,说明元代宫廷习俗尚白,用瓷上主要使用枢府瓷为主的白瓷。
元青花应该不是元代主流瓷器,以苏麻离青料烧制的高级青花器主要供出口,以苏料或国产钴料烧的青花器主要用于民间宗教和祭祀活动。

还有观点认为,那些著名的人物故事图青花器,应是明代洪武时期的,元青花称为14世纪中国青花瓷要更严谨。

元代龙云纹青花高足瓷碗,元大都遗址出土

元代国祚不到百年,元大都更只存在数十年,但北京在中国的地位由此彻底奠定。

北海白塔,积水潭码头,通惠河,白塔寺,都是元大都的记忆,其实更深远的还是北京城棋盘状的格局,现代化的北京城区仍然是这种格局。

元代玛瑙围棋子,元大都遗址出土








明清北京城(公元1420至1912年)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同年明军占领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1403年朱棣诏令北平改名北京,1416年下令营建北京城,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不过,中国考古博物馆里的明代文物,只展出四川成都凤凰山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的仪仗俑队伍。

明代仪卫俑,四川成都朱悦燫墓出土

朱悦燫是朱元璋之孙,蜀献王朱椿嫡长子,封世子,去逝时年仅二十一。

朱悦燫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凤凰山南麓,1970年进行了发掘,地下墓室模拟王府建造,规模巨大,装饰华丽,出土各类器物共计550余件,其中以五百余件陶俑为主。

更难得的是这反光的玻璃,如果不是知道这是一座新建的博物馆,真以为是祖传下来的。

明代武士俑,四川成都朱悦燫墓出土

秦汉时期开始流行大规模陪葬仪卫俑,北朝和隋唐时达到高峰,有的墓中有数千个仪卫俑。

明代起随葬仪仗俑减少,目前已知山东明鲁荒王朱檀墓、江西明益端王朱祐槟墓、四川蜀王世子朱悦燫墓、河北明吏部尚书廖纪墓等出土了陪葬俑,多的达到四五百件。

明代乐俑,四川成都朱悦燫墓出土

朱悦燫墓保存完好,500多个陶俑的排列位置未被破坏,成为反映明朝初年亲王仪仗制度的重要历史资料。

而且这些俑形象生动、制作精细、色彩艳丽,被誉为明初陶制工艺精品,反映了元明之际雕塑艺术水平和当时人们的风貌。

不过,因为明末战乱,他们应该不是现代四川人的祖先。

明代乐俑,四川成都朱悦燫墓出土

朱悦燫墓出土辂车为陶制明器,整体涂红褐色漆,辂车为半球状圆顶,中部为方形辂亭,前、左、右三面开门。

辂亭下为底座平盘,并连接车辕,前后辕端分别饰镀金的铜制龙头、龙尾,辕前后各支一行马驾。

根据《明史》《明会典》记载,亲王只可使用象辂,世子仪仗同亲王,也可使用象辂。

明代陶象辂,四川成都朱悦燫墓出土

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继承了明代北京城和皇宫,于是为中国电视剧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
清朝与明朝在文明发展上没有本质区别,但取得了远超明朝的历史成就,文治武功和疆域人口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发展的顶峰。

清朝还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

清朝晚期,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华文明衰败。但朝面对海上之敌屡战屡败的同时,对付来自内亚的张格尔、阿古柏都能取胜。
也许可以说有两个清朝,一个古代的清朝,在传统体系内能够维持大国体面。另一个是近代的清朝,无力对抗由工业革命和启萌运动引发的冲击。

于是,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探索,开启了反对内外压迫、追求自由光明的新征程。

随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到来,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青春,推动着人类文明共同前行。

六合一统,盛世华章。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神州大地上繁衍生息,和谐相处。自秦朝统一全国,历经多次王朝更迭,其间虽出现过短暂分裂,但国家统一的总格局从来没有改变。
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历经五千多年沧桑巨变,中国因统一而强大,因统一而安宁,因统一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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