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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的深层次考量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使新中国有了一个安全的战略大后方，对敌形成了一定威慑力；同时也是国家级的西部大开发，平衡了东西部工业布局，推动了中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建国至今，我国能有几十年的安全，不能不说是享受了三线建设的好处。
毛泽东的三线构想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两党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8月上旬，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讲: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三线建设在高层有过分歧
事实上,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曾有过分歧。当时,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攀枝花,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
他们经历了长达17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为中西部新型城镇化打下基础
三线建设过程中，除了国防工业之外，其他工业布局，秉承“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三线地区也初步形成工业城市带的雏形。每个中心城市，又同周边卫星小城市，独立形成局部区域工业城市群。
如在大西南地区，以成都、昆明、贵阳、重庆为中心，以德阳、遂宁、自贡、乐山、泸州、攀枝花、曲靖、六盘水、安顺、遵义等周边城市为卫星城，初步形成大西南“四边形”工业城市带。
三线建设期间，给内地很多城镇带来扩建机会，城镇版图得到大幅扩增。
很多小镇变成了县城，小县城变成了中等城市，中型城市变成了大城市，大城市变成了中心城市。据学者统计，1964年至1980年间，三线地区先后扩建了9个区域中心城市：如成都、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太原。71个新兴工业城市、100多个新兴工业城镇。新兴工业城市有四川的德阳、乐山、西昌、峨眉、泸州、自贡；贵州的遵义、安顺、都匀、凯里；云南的个旧、玉溪、楚雄、东川；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酒泉、天水、玉门；宁夏的石嘴山、青铜峡。河南的洛阳、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丹江口。湖南的怀化、娄底、常德等。
改开后的中国的经济，犹如清明时节的春笋，它之所以能嗖嗖地往上长，几近万物在春天里的最快生长速度，那是因为它经过一个严冬的漫长准备。中国犹如腾空而起的飞龙，东部沿海地区是龙头、中部地区是龙身、西部地区是龙尾。而三线建设时期，在内地13个省市区修建的基础交通路线，就好比是飞龙体内的经络，为飞龙腾跃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伟大的决策，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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