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十天环游世界》是一本融合了地理、历史、文化与个人感悟的游记。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学识，带领读者穿越四季，跨越四大洋，从亚洲的广袤到欧洲的典雅，从美洲的热情到大洋洲的宁静。2008年春夏之交，
《五十天环游世界》
蔡天新
9 “耆英号”的远航
对我来说，伦敦还是凡尔纳小说《80天环游世界》两位主角福格和路路通出发远行的起点和终点，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发现有任何纪念地，这自然与凡尔纳是法国人有关。同样遗憾的是，我在伦敦也没有找到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耆英号”的痕迹。虽然如此，这艘船的故事仍值得一说。
“耆英号”是用柚木制造的，长约50米，宽十米，共有三桅，主桅高27米，头桅和尾桅分别高23米和15米，主帆重九吨，排水量八百吨，得名于派驻广州的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耆英因为代表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最后被咸丰皇帝赐死自尽。可是，“耆英号”帆船却声名远扬。
“耆英号”原本为往来于广州与南洋之间载运茶叶的商船，1846年它被一位英国商人秘密买走。当年12月6日，“耆英号”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启程，开始了不归的远航。船上共有30位中国人和12位英国水手，船长是英国人查尔斯·凯勒特，船上还有一位自称是四品官员的中国人希生兼任翻译。
一般认为，英国人之所以出高价购买“耆英号”，是因为他们想考察、研究中国木帆船的结构和性能，进一步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以及向工业化迈进的中国当时的航海和造船能力。于是，在郑和下西洋440年以后，在礼炮声中，“耆英号”徐徐驶离。前来送行的有香港总督、海军司令、驻港英军总司令和一大批香港知名人士，他们都曾登上“耆英号”甲板。
翌年3月14日，“耆英号”绕过好望角时遇到了猛烈的飓风， 证明自己是一艘出类拔萃的海船。事实上，它经受暴风雨考验的能力丝毫不亚于那些在英国制造的海船。4月17日，“耆英号”到达拿破仑被囚禁并死去的圣赫勒拿岛。离开圣赫勒拿岛之后，原来它准备直抵伦敦，但由于遇上了逆风和海流，偏离了航线，朝着美洲方向驶去。
在克服了食品和饮水短缺，以及船员的心理波动和骚乱之后，“耆英号”抵达了纽约港。在纽约停泊期间，每天有七、八千人上船参观；此后，“耆英号”又访问了波士顿。1848年2月17日，“耆英号”从波士顿出发前往伦敦，于3月15日抵达了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仅用了27天的时间，这比美国定期邮轮跨越大西洋的时间要短。
“耆英号”抵达伦敦后，维多利亚女皇以及各方人士，都曾上船参观这第一艘到达欧美的中国木帆船。遗憾的是，“耆英号”不久就被拆解研究，其中的木料被制作成两艘泰晤士河上的渡轮和一些纪念品。虽然我辈无缘相见，但“耆英号”远航的影响力巨大，我推测也一定触动过法国人凡尔纳，那会儿他才十八、九岁，正在远洋轮船船长的寡妇创办的学堂里求学。
那次我去看过马克思墓后不久，便发现汉学家阿瑟·惠利也葬在海格特。惠利出生于肯特郡，父亲是经济学家。1907年，他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古典文学。毕业后他在大英博物馆做东方出版物和手稿的助理管理员，期间自学了中文和日文。为保留家族的犹太血统，也为了避开反德分子的狂热，他放弃了德国姓氏施洛斯（Schloss），而改用祖母的中间名惠利作为自己的姓氏。
1929年，惠利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专心于文学研究和翻译。1918年他遇到了舞蹈演员、舞蹈批评家、作家贝丽尔·德·佐伊特，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62年贝丽尔逝世两人也没有成婚。当年他又遇到了爱丽舍·罗宾森，他们于1966年5月结婚，一个月以后（6月27日），惠利去世。之后，爱丽舍成为公众人物，她活到100岁。
1918年，惠利出版了《中国古诗170首》。虽然此前三年，美国大诗人庞德已把他倡导的意象主义运用到中国诗的翻译中去，或者说他的写作受到了中国古诗的影响，例如著名的《地铁车站》：“人群中涌现的那些脸庞/ 潮湿幽暗树枝上的花瓣”。我们仍可以这么说，是惠利把中华文化引入了英语诗歌。后来，他又翻译了11世纪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小说《源氏物语》，又把日本文化带给了英国散文。
可以说，惠利和庞德联手让陶渊明和几位唐代诗人进入世界伟大诗人的行列。惠利尤其喜欢白居易的诗歌，正如英国批评家希里尔·康诺利指出的，“在豪放贪杯的李白通过许多版本的译文飘然而至时，我们或许可以说，那位更引人沉思的白居易的到来却只是惠利个人创作劳动的成果。”多年以后，蒙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数学同行叶扬波教授美意，把惠利的这本译诗集初版赠予我，果然里面白诗比例占了一大半。
桐花半落时，
复道正相思。
这句诗出自《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白居易的这首标题长长的诗写的是他与诗人元稹的友情，惠利将诗的题目译成A Letter（《信》），并加了按语，而那句诗的译文是
Paulovnia flowers just on the point of falling
Are a symbol to express “thinking of an absent friend”
白居易和元稹均为中唐诗人，他们重写实，努力做到雅俗共赏，形成了“元白诗派”，与崇尚奇警的“韩（愈）孟（郊）诗派”适成对照。遗憾的是，惠利只译了元稹的一首诗，不过，他还翻译了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2019年暮秋，我应邀去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参加图书博览会，归途从戴高乐机场转机到希思罗机场，刚好一年前我参加苏格兰诗歌节申请的英国签证依然有效，遂接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邀请，又一次造访英伦。在伦敦仅有的两天时间里，我再次造访了海格特公墓，目的只有一个，探访汉学家、翻译家阿瑟·惠利之墓。
抵达公墓后我发现，葬在东区的马克思墓如今要单独收门票了，而惠利下葬的西区并不对游人开放，且只有守墓人鲍勃知道惠利墓的位置。我找到了鲍勃，真诚地表达了远道而来的愿望，他最后被我打动，做了向导。原来，惠利下葬处没有墓和墓碑，只有一颗小树，下面是他的遗骸。在鲍勃指引下，我看到小路对面的狄更斯之墓。不过我们的大作家已迁葬威斯敏斯特教堂，只留下夫人和孩子们在公墓里。
临别之际，鲍勃告诉我，惠利晚年住在海格特镇，那也是我乘坐地铁的下客站，于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探访了惠利故居。那是在镇上仅有的两条大街之一，门牌号码为50号。我看到一个圆形的蓝色牌匾，上面写着惠利的生卒年，身份是诗人、翻译家、东方学者。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惠利在此度过了晚年，直到去世。
我绕到庭院一侧，透过木栅栏，看到年轻的主人正在约会。当他看见我，便走了出来，我说明来意，他邀请我进去。显然他已见过不少东方访客，院子里有几颗树，一张小桌子上放着几个红红的橘子，让我想起屈原的《橘颂》，而《离骚》恰好是《中国古诗170首》的开篇。在那个瞬间，我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时空的穿越。
除了翻译，惠利还对中国文学有研究心得。1939年，伦敦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古典小说《金瓶梅》节译本时，惠利应邀写了序言。他认为这本小说是北宋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与王忬王世贞父子两代之间仇怨的结果，严嵩因为垂涎于王忬收藏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将其置于死地。最后文学家王世贞写成小说《金瓶梅》影射严世蕃，后者的号东楼，小名庆儿。他并在每页涂上毒药，派人送进严府，果然严世蕃上当，他逐页翻阅，中毒身亡。
无论哪一次，离开伦敦时都会有一种惆怅，我从希斯罗机场起飞以后，首先抵达的都是英吉利海峡，包括那次去南美洲的旅行，因为搭乘的是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班机，我们先飞往马德里，再飞越大西洋。至于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的那次，虽说我们要经过英吉利海峡，但却不会飞越英伦本土。记得我们是在下诺曼底大区，确切地说是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间的某处地方离开了欧洲大陆。
浙江台州人，山东大学理学博士、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本期编辑：金澈 图片：作者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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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Jian He Feng/River Cam Breeze ISSN 1742-3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