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开始对日本人的国民性的研究，应该始于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及在日本本土登陆后如何治理日本，开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这个讨论，是在对日本既有历史的基础上，重点放在了它的国民性上。
日本处在军国主义的时候，民众体现出的就是对天皇和政府的极端信任。
专家尤金.杜曼的观点，日本是“一个共同体社会，是一个阶层社会，社会结构的上层确定意图和目标，下层民众遵从之。”
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给人的感觉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无条件的顺从，只要这个要求来自于上层。
这样的社会心态，是专制社会的基本特点。
这是刚开始时，希望专家对日本国民性的普遍认知。他们称日本民众为“顺从的畜群”。这个称呼是带有极大的贬义的，比较文明的说法是“巨大的蜂房”。实际这两者的意义差别不大。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不适合享有民主。当时驻日的英国代表向外务部拍电报说，日本人“像任何非洲部族一样，完全不适于在现代世界中实行自治，然而却更加危险。”
不过，西方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不是铁板一块。不少更有思想的专家，开始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相信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也适合于日本。
这种不同的观点经过碰撞以后，双方还是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即民主制度是可以真正在日本扎根的。
认为日本人只服从权威（权力）缺少独立精神的专家认为，日本人的性格是钟摆式的，可以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正是因为这种性格特点，他们能够由狂热的军国主义，转向民主主义。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越是专制的国家，民众观念的改变越容易。
日本在军国主义时期，国家灌输的都是单一的观念。看上去老百姓都已经接受，但等到有不同的思想出现，反对原来专一思想又没有风险的时候，这种认知的改变就很正常。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作者）分析说：日本人据说依照境遇状况或者特殊的伦理而行事，这与所谓的西方传统的普世价值有悖。同一个人在某些情境中可能是礼貌宽容的，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可能粗暴冷酷。关键取决于社会关系和个人在每个情境中的指定任务。而在例外的境况中，任务和限制未被规定，个人没有价值核心，没有明确主体化的自我可以凭依。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人的这种对权威的顺从反应，让西方人得出了“顺从的畜群”的结论。
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实际上源于它延续了上千年的天皇制有关。
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但天皇从根本上来说是虚空的。这个虚空的容器里放什么，它就是什么。
所以，天皇既可以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化身，也可以是帝制民主的象征。
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阿瑟在颠覆了日本原有政治体制，政府机构后，保留了天皇制。
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民众的精神依归。
天皇本来就是个框，只要天皇愿意在这个框里装进符合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天皇制的存在自然就变得十分必要。
由于被长期洗脑，日本民众对民主体制一直抱有怨恨，对西方的体制更是充满仇视。这样的民众基础，其军人在作战时就表现得非常勇敢。日本士兵情愿切腹，也不愿意投降，其精神支撑即来自此。
但日本士兵在被俘以后，却能表现出顺从。这是和西方国家的被俘士兵的表现完全不同。
军国主义教育出来的士兵，在意的是权威，是顺从，是集体。等到这一切都失去以后，他会很快接受新的权威，新的集体，也就变得非常顺从。
在中国，战败后的日军可以加入解放军的队伍，作战勇敢；在苏联，他们是战俘营的模范，服从管理。这些，都是日本国民性的体现。
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看上去和民主体制有矛盾，实际上他更符合民主体制的根本。
民主体制的前提是首先对自我要有明确自知，知道自己和他人的界限。这种认知意识实际就根植于原来的服从性上，服从都是从自己开始，也就是必须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这种服从性和对自我行为的界定，在民主体制下就更容易接受。
它既让人认可既定秩序，又享有了自身的权利。
日本的国民性和普世价值的结合，诞生了具有普世民主原则又具日本特色的民主体系。
从解除托管以后，日本政府换届频繁，首相任期最短只有几个月。但始终保持社会整体稳定，政府的根本政策稳步推进。
可以说日本的国民性已经适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已经变得非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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