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内容摘自: 《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陆大道，科学出版社，1990年，P.21-51.
“本材料我只是摘引，没有进行“系统化”编辑。原文有30000多字。本材料只作部分学者思考那时大背景、决策的艰难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我认为，当时国家四周都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军事与政治环境，“针对中国的核打击”已经是“箭在弦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策—立即开始“三线建设”、国家经济“实行大搬家”，几乎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为了便于大家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与对策作思考，简单地摘录以下内容。”
陆大道
2024年10月12日
本期【专家成果】推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荣誉成员陆大道先生《一二三线的划分—重点建设“三线地区”》文章，感谢陆院士的分享！
1964年八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是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的情况下，讨论内地建设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主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内地。沿海所有部门要求增加的投资一律要顶住。这是大规模实施“战备转移”的总动员。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精神，1965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全国搬迁会议。会议提出，要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后来又增加一个准备“打核战争”），对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建设，要准备“进洞”。这一原则成为其后一段时间经济建设与布局原则的核心。
由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已经非常严重，国家采取了两项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决策，即突出进行“三线”建设与实施“战略转移”，将沿海地带相当大部分的重要工业向内地进行大搬家。同时，进一步强调建立各地区独立的工业体系。
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定的“三五”计划设想，确定投资重点要向既不是沿海也不靠近北方的“大三线”地区转移。重点是四川、贵州和“三西”地区（豫西、鄂西、湘西），其中特别要加快以攀枝花、酒泉和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企业的建设。“三五”（1966-1970）时期内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例达到为66.8%。
1970年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四五”（1971-1975年）期间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建设（已不限于国防尖端项目了）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进洞”。实际行动中，不少地方要求“靠山”的山要高，“进沟”的沟要弯，许许多多的民用项目也进了“洞”。
如此划分重点建设区和非重点建设区进行国家的生产力布局和国土开发的战略转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又一次大尺度的经济建设的大转移。
两次“战略转移”使我特别关注经济建设与布局中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宏观方针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调整。
我国自1964年开始，大规模快速地向“大三线”地区转移工业生产力。十年之中，全国大小三线地区，建起了大量的军工、重点民用甚至一般民用企业，相当大的部分企业布置在远离城市与铁路交通线的崇山峻岭之中，定点要求实行“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我国工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五”期间实行的是划分沿海与内地、重点建设内地的方针。上海和天津本来是全国重点轴线的一级中心城市，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投入，缺乏基础原材料的供应，损失明显。
划分重点建设区和非重点建设区进行生产力布局，并进行战略重点的大跨度的、跳跃式的区域转移。特别是“三线建设”中，在缺乏地区协作条件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困难条件下，大规模搞基本建设，加上普遍实行“一厂一点”、“一厂一线”、“一厂一电”、“一厂一水”、“一厂一区”（生活区）等，使宏观布局和微观布局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严重问题，教训深刻：
违背了我国自然地理结构和经济地理结构的基本特点，引起生产力布局、区域发展与资源、水源、交通、城市协作基础等条件在空间上严重不协调；
不符合幅员大国工业化发展的初中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的空间推移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的国际经验；离开了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集聚和合理集聚可以产生“外部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两次大转移，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应该说违背了我国自然地理结构和经济地理结构的基本特点，引起生产力布局、区域发展与资源、水源、交通、城市协作基础等条件在空间上的严重不协调；不符合幅员大国工业化发展的初中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的空间推移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的国内外经验；离开了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集聚和合理集聚可以产生“外部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为此，需要揭示生产力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寻找适合在国土幅员广大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国土开发及经济布局的空间结构新模式。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期，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苏、中美关系相当紧张。这种形势导致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悲观估计，认为战争威胁在不断增长，战争迫在眉睫。为此，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要两个拳头打人，准备帝、修、反一起来，即同时应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从几个方向来的侵略战争。基于上述的基本估计和对外政策，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它导致了我国工业布局“总图”产生重大变化——战略转移：（1）突击进行“三线”建设。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初步讨论“三五”计划时，曾想要解决好农轻重问题和吃穿用问题，但这个想法未能得到实施。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两次谈话中强调：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搬家，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同年12月，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定的“三五”计划设想，确定要加强内地建设，其中要增加的基本建设投资有：加快以攀枝花、酒泉和重庆为中心的建设，约需增加投资38亿元，增加成昆等五条铁路干线，约需增加42亿元；省、市、自治区的后方（“小三线”）建设，约需增加投资30亿元。以上三项共需增加投资110亿元，“三五”时期总投资规模达到1200亿元左右。投资重点向既不是沿海也不靠近北方的“大三线”地区转移。（2）进一步强调建立地区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战略思想。在1970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四五”期间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要求到1975年，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南经济协作区钢的生产能力都将达到600万吨以上，各省、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许多地、县也将建立自己的小矿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进洞”；要根据经济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划分十个经济协作区，每个区都要有步骤地建设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山东、闽赣、新疆三个协作区，要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还提出要扭转“北煤南运”，发展地方“五小”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地区不管条件是否具备，经济效益如何，纷纷大搞重工业，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国家在经济基础差的西南、西北投资所占比重，由“一五”时期占全国的16.9%上升到“三五”时期的35.1%。在东部发达地区中，同期上海的投资仅占全国的3.6%，居全国的第十三位，天津居21位，在三线建设的高潮时期，三线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投资分配见表2-7。现在看来，当年的三线建设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结果：（这部分在这里没有登出具体内容,陆大道，2024年10月12日）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宏观格局由沿海-内地关系演变成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关系。……从布局角度看，“西进”大转移的主要教训有以下几点：“二五”和“调整”时期对东部老工业基地进行的有重点地扩建与改造及在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新建，有相当一部分还未投产，特别是一些工程规模大的原材料工业企业正是建设高峰之时，为了突击进行“三线”建设，有一部分工程被迫放慢速度，乃至下马。例如“一五”期间开始改造、扩建的马鞍山钢铁厂，“三五”时期投资大幅度下降（图2-4）。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都是“一五”时期新开的大基地。至6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生铁第一期工程规模，但炼钢、轧钢辅助工程、矿山等配套程度很差。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攀枝花和酒泉两大钢铁公司的建设，当时攀钢的全部设备、物资都是汽车运进去的1)。与此同时，在大小“三线”地区，先后进行几十个中型钢铁厂的建设。到70年代中期，这批中型厂几乎用去了近百亿元的基建投资。机械工业大都采取由沿海调人、调设备的办法，使原厂一分为二。由于仓促搬迁、建厂，沿海地区原有的协作配套条件无法搬过去，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不便。燃料、电力供应跟不上，城市生活设施、副食供应基地等都几乎完全没有。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在中部建设尚未全面展开，已开始建设的一些点和城市也尚未配套充实、因而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大踏步地向“大三线”地区推进，当然是困难重重。在各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中，同样是条件不具备就上马大干。有的距主要城市、工业集聚区相当遥远，因而缺乏立足点和依托。“三五”期间，42%的投资、56%的大项目放到内地。这样大的份额，由于效果不理想，对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全国经济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影响了工业企业的投资效果，二是影响到工业及整个经济发展速度。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在内地建设的大型民用和军工项目绝大部分都很少考虑到当地的配套条件。许多大厂建成了，电供不上，供水没有保障，排污没有出路，交通线接不上或质量差，外出几千里进行工艺加工协作和零部件、元器件协作，加上各自为政、没有区域规划，造成“一厂一点”、“一厂一线”、“一厂一水”、“一厂一电”、“一厂一区”(生活区)的严重不合理局面，这是地区布局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但另一方面，从较大范围看，主要在省、自治区级范围，也包括许多地区级范围的工业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结构。各省(区)都建立了钢铁、有色冶金、燃料动力、化学、机械、建材、轻工、纺织等许多行业与门类，像青海、新疆等发展钢铁工业条件很差的省(区)，也要“以钢为纲”。有的钢铁厂的矿石由矿山运到钢厂要由汽车运输450公里，以致生铁成本大大超过当时国内调拨价格，长期亏损。除此以外，三线建设中，由于建设条件的限制，许多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厂址问题是工业布局与工业生产各种矛盾的焦点之一，不仅关系到工业企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效益，而且影响到企业建成后的长期生产。在60年代至70年代的战略转移中，无论“大三线”、“小三线”或沿海及一二线地区，厂址上的失误都是严重的。当时提出的方针是“靠山、近水、扎大营”，“靠山、分散、隐蔽”。在实践中，又提出许多具体的要求，如:“进山、进沟、进洞”，要做到“看不见、炸不垮、打不烂”，山要高、坡要陡、沟要弯，要将工厂“镶、嵌、埋、贴”在山里，等等。这些方面问题最大量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在“大三线”地区。在开始阶段，还有区别地强调军工企业必须符合上述要求，但在实行过程中，对一般民用骨干项目(冶金矿山设备、一般机床、变压器、电机、工程机械)和一般通用设备如仪表厂、工具厂、配件等都要求进山、钻沟、进洞。其造成的后果如下:(1)选厂定点上的大量浪费由于要符合上述战备条件，给选厂定点带来极大的困难。西南、西北及其他大小“三线”地区，地形崎岖，风沙、缺水、溶洞、潮湿、冻土、洪水、泥石流、滑坡塌方、断层、地震、地方病等不利因素常常遇到。有的工厂，为了隐蔽，又要避免以上问题发生，还要有厂外协作条件，跑遍了几十个县找不到厂址。更大量的工厂是草率定了点，在建设中甚至建成投产后，发现上述问题。如:生产设备中或产品中有精密机床的厂建在风沙区，工厂建成发现打不出地下水，有些河流在选厂时正值雨季有水，投产后才发现旱季断流。有的厂址置于溶洞上，甚至洞上有洞，洞下有洞。洞中过分潮湿导致设备腐蚀，工厂位于沟旁、沟口而被洪水冲坏，工厂受泥石流威胁，工厂建在活动断层上，工厂地区有严重的地方病，等等。结果不得不(部分)搬迁，许多厂还不止搬动一次。有的厂已花了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投资,还得放弃原址。不仅浪费了资金和物力,而且每搬动一次要延长工期一年左右。(2)工程建设投资的增加 “三线”建设中，由于建设条件的复杂，工程投资要比“一五”、“二五”时期大得多。以电厂为例，装机2×5万千瓦的火电厂，在平地建设，只要平整一下，土方量不过10万米3左右。但“三线”中，平均在100万米3以上，少数电厂，终于按要求进了洞，40多米高的锅炉，挖的洞就有北京的民族文化宫那样大。有的厂找不到山可靠。就搞人造山，在工厂两侧筑起高坝进行战备防护。再有就是由于专用线延长、车间分散等引起的厂外设施投资的增加。(3)长期生产中的不合理。大小“三线”中企业建成后，一方面由于上述自然因素的影响，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甚至产品质量也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布局不合理，工厂离原料、市场太远，原料运进去，产品又从同一方向运出来；工厂几个车间分散在许多山沟里，厂内车间之间的运输距离达到几十公里，甚至要经过汽车—水运—汽车进行联系；有的工厂大件产品运不出来，不得不改造交通线等。有些化工企业，车间之间建很长的管道，热、电损失很大。由于地形扩散条件不好，一些有废气的企业造成局部污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实行以来，要扩大商品生产，开展竞争，信息、经济技术交流对任何一个企业(也包括军工企业)都是极为重要的生存条件，而“三线”中的许多企业恰在这方面有着致命的弱点。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企业又不得不从偏解的山沟里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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