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早上离不开“四大金刚”。
所谓“四大金刚”，狭义上指油条、豆浆、大饼、粢饭团四件套，部分地区会以馒头（包子）、羌饼、麻球、老虎脚爪等，与四件套中的一两种主食做替换。不过，无论是哪四样，这些小食都是上海市民的心头好，是早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四大金刚”本是佛教用语，用以指代四位护法天神，后来不知如何演变，成为上海常见早餐品类的代名词。“四大金刚”这一概念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民初，伴随着上海开埠，周边省市的大量百姓拖家带口前来讨生活，久而久之，他们也将家乡的饮食文化带进了上海。除了“大富贵”“正兴馆”等代表不同菜系风格的高级馆子，诸多平民美食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市井街头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尤以廉价且顶饱的早餐最为突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做豆浆的“禄源斋”、精于馒头（包子）的“长兴楼”和专营大饼油条的“兴隆记”接连开门迎客，生意兴隆，从中嗅得商机者有样学样，或是弄口设摊，或是沿街叫卖，“四大金刚”随之风靡上海滩，逐渐形成“油饼馒”（即油条、大饼、馒头）为主的早餐业。
买油条的顾客（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频仍的战事迫使大量市民涌入租界，“油饼馒”也在这一时期脱离了早餐的范畴，成为无数市民辛苦劳作后补充能量的不二选择。据统计，截至1945年，仅上海市区内的“油饼馒”店就达到2000余家，经营的品类也更为繁杂，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糕、油饼、脆麻花、老虎脚爪、生煎、蟹壳黄、小笼、汤包无一不足，若店铺周遭有“老虎灶”，还能卖卖泡饭、牛肉汤与馄饨，单论菜单，可谓与今日的早餐店别无二致。
民国时期上海早上卖大饼油条粢饭的摊头
（《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大金刚”又与上海施行的票证制度挂上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半市两”粮票，总计25克，之所以精细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一张“半市两”正好兑一根油条，可供市民打发一顿早餐——如此行为放眼全国也是罕见，使得这一粮票成为上海人精明巧算的有力佐证。
当然，这并非上海人刻意为之，彼时的一顿早餐能有一位“金刚”作陪已不容易，想同时享用“四大金刚”几乎是一种奢望。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上海市民的平均月薪也不过在30元上下浮动，仅一个大饼、一根油条、一碗豆浆就需耗资1角，倘若天天吃，光早餐的开支就要占月薪的1/10，怎么看都称不上划算。想要日子过得宽松些，皮带就要勒紧些，在此背景下，“半市两”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大饼店里正在做大饼的师傅
（摄影：薛宝其）
按理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钱包鼓起来的上海市民理应可以畅快地享用“四大金刚”，早餐摊也应像咖啡馆一样遍布大街小巷。然而事与愿违，城市发展得越好，早餐摊反而愈发罕见，以至于今日想吃口新鲜地道的“四大金刚”，一时间都不知道哪里能买到，颇有些“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悲凉感。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上海市民的早餐危机便已悄然显现。根据1985年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的相关统计，全市的早餐供应点从解放初的20000余家锐减至2000余家，若分析其中缘由，一方面是持续不断的路面翻新、房屋动迁与市容整顿，早餐摊本就极为仰仗周边居民照顾生意，环境大变，自己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另一方面，想要做好早餐，摊主从凌晨就要起床准备，身体上的劳累暂且不说，这门生意还讲究薄利多销，价格不能轻易上涨，忙活一天也就赚个辛苦钱，加上面包、咖啡等新事物的冲击，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从业者自然纷纷转行，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
面对难题，政府也曾想过不少办法，比如为实施大众化早点网点改造的企业提供无息贷款、设备投资、税收优惠、采购补贴，甚至还为部分点位提供优质货源等，但诸多干预手段都只能解一时之渴，既然大环境不可扭转，小作坊式的早餐摊也只会持续地衰亡，直到被时下流行的预制菜体系或中央厨房统一配送模式彻底取代。这未必是件坏事，毕竟想吃口早餐，这已是当下的最优选，但对于习惯了每天用自家小锅盛一碗豆浆，用筷子串起刚出锅的油条的老上海人来说，想要与一段贯穿人生的晨间记忆作别，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