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推荐||胡伟等：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

文摘 2024-10-24 07:01 广东

导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缘经济合作已成为塑造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以下简称“新通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组成部分，不仅代表了一种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复杂交汇点。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并不是一种区域控制战略工具，而是打造一条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关联的国际贸易走廊。解析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将为提升新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本篇推介浙江师范大学胡伟副教授团队新近成果《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该文采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和地图可视化方法，详细讨论了新通道在地缘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性和面临的主要障碍，以及如何通过多层次的协作机制克服这些障碍，以提升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并加强中缅之间的地缘经济合作。

研究缘起

国际大通道是国家对外联通和对外交往的轴带，不仅涉及国家在经济、交通、对外交往方面的利益，也影响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使得俄罗斯拥有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陆路大通道，也赋予俄罗斯更强的辐射边缘地带的能力。大湄公河次区域走廊建设使得东南亚国家搭上了中国发展“快车”，同时也提升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在全球化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大通道作为国家间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正在改变经济要素穿越边境的方式，将口岸、边境自贸区等地缘经济合作空间扩展到更遥远的内陆腹地，塑造跨境地缘经济合作新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大背景下，国际大通道建设对于中国畅通贸易大通道、维护供应链稳定与安全、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新通道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尤为重要。从开通优势看，滇缅国际通道建设可大幅降低中国与环印度洋国家的贸易运输成本，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从区位看，中国西南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具备引领周边发展的基本条件，打通西南大通道已成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从运输方式看，新通道近期应发展海公铁跨境多式联运模式，中远期应通过投资建设发展海铁联运模式，打造中国西南直达印度洋乃至大西洋的战略通道。从中缅油气管道安全看，缅甸动荡混乱的政治环境和低迷的经济增长使得中缅油气管道安全性较低。

尽管已有研究对新通道建设进行了较多展望和畅想，但并没有关注新通道发挥经济走廊效应面临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也没有构建开展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因此，在新通道建设加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本文试图剖析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以期为提升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方法与数据

作为联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关键基础设施，新通道极大地扩大了中国面向东南亚的地缘经济空间。然而，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缅铁路的新通道在具体走向上并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尤其是新通道的入境口岸存在瑞丽口岸和清水河口岸之争。本文以清水河口岸为新通道入境中国的口岸。在具体路线上，新通道自云南省临沧市清水河口岸出发，途经缅甸腊戍、曼德勒、马圭，从仰光港或皎漂港进入印度洋，通过海公铁联运的方式联通环印度洋、中东、非洲、地中海及欧洲。作为中国进入印度洋里程最短、用时最少的陆路通道，新通道进入印度洋比传统的南海——马六甲海峡航线的物流运输里程少2000余公里，单程运输时间节约20余天。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地图可视化方法开展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并从国家、通道、利益主体层面解析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新通道的地形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缅甸武装冲突数据来源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项目ACLED ，缅甸的物流绩效指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核心观点

一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

合作障碍

地理环境阻碍

山高谷深、灾害多发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限制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发挥的自然障碍。新通道只有全线贯通才能发挥串联中缅交通流、贸易流、人流、信息流等各种地缘经济要素高效流通的功能。然而，新通道的贯通需穿越缅甸的掸邦高原、若开山脉、中国的横断山脉，而这些地区山高谷深，地势落差极大，地面侵蚀剧烈，工程项目易受洪水、泥石流、地震等灾害影响，使得新通道的工程建设难度大、维护成本高。此外，复杂地理环境造成中缅两国人文经济环境差异巨大，不利于新通道沿线的人文经济交流畅通。一方面，新通道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克服两国制度、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如中缅两国铁路网自成体系，设计施工标志不一，缅甸使用米轨，而中国使用标准轨，不利于两国铁路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中缅两国通关政策和口岸通关设施差别较大，影响了新通道的物流运输效率。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沿线地理环境

中缅经济发展差异

新通道将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缅甸联系在一起，但中缅经济发展差异已成为新通道建设和运行的阻碍之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领先的云南省对新通道的需求更大。在产业层面，缅甸产业结构仍以农业、林业为主，新通道建设在助推中国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可能对缅甸产业结构产生冲击。在营商环境层面，缅甸政府工作透明度较差，外资企业隐性成本较高，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导致投资者在投资缅甸境内的新通道相关项目时存在较多担忧。这种巨大经济发展差异并不会因为新通道的建设而迅速缩小，相反其带来的基础设施不匹配、营商环境落差、金融服务不足等问题，可能导致中缅围绕新通道展开的贸易、投资、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地缘经济合作难以落到实处。中国对新通道的经济利益主要在于新通道带来的交通、物流、贸易效应和经济走廊效应，而缅甸则希望新通道建设能够带动沿线的商贸、物流、旅游等产业发展，进而推动缅甸经济发展。中缅对于新通道建设的经济需求不同，导致中缅在新通道建设上的经济利益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能引起相关利益主体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猜疑。

复杂武装冲突干扰

中缅接壤的缅北地区不仅是缅军与“民地武”的主战场，而且缅北的众多“民地武”组织在各自的辖区内形成超越于政府管控之外的武装割据，缅族、少数民族、政府军、民族武装和域外非政府组织的关系错综复杂、波谲云诡。这种复杂的民族武装冲突正严重干扰新通道的建设和运营。一方面，新通道经过的地区是缅甸武装冲突相对较少地区，但并不能完全规避沿线武装冲突热点地区。另一方面，参与缅北冲突各方势力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而中国对缅甸新通道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无法回避武装冲突带来的投资风险。新通道沿线地区冲突一旦爆发，会导致口岸关闭和道路、桥梁损坏，容易给参与通道建设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企业在新通道沿线投资的意愿。

▲2000—2020年缅甸武装冲突分布

大国干预掣肘

作为一个国际大通道，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已引起了印度和美国的关注。为维护地区霸权，印度在印度洋地区一直实施“门罗主义”，而印度认为新通道可能会对其维护在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霸权产生威胁。印度担心中国有了新通道这一进入印度洋的最短的陆路通道，在削弱印度控制印度洋海上航线能力的同时，也将增强中国在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缅甸对于印度的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在于，其是印度加强与缅甸及东南亚的道路连接的“桥梁”，而新通道的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印度通过印缅泰跨境高速公路、卡拉丹交通项目等跨境交通设施形成的交通联系优势。在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其在缅甸竞争者的背景下，印度既担心新通道成为中国地缘经济竞争工具，也担心新通道将扩张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未来印度很有可能通过经济援助、战略对接、印缅跨境基础设施联通工程等对缅甸施加压力，来阻碍中缅在新通道上的地缘经济合作。

新通道的建设并不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尽管在地缘安全上，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有印度、泰国、新加坡等更重要的安全伙伴，但位于中印两国之间的缅甸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支点。美国担心新通道的建设使得其以“印太战略”为核心的战略围堵体系功能减弱，而新通道带来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巩固，也会稀释美国在东南亚的话语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美国可能通过接触、拉拢、制裁缅甸政府和扶植非政府组织力量等手段干涉新通道建设，进而维护其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大国博弈

多元利益主体博弈

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涉及中国政府、缅甸政府、云南省、缅北、少数民族、非政府组织、企业、民众、域外大国等众多利益主体的利益，而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带来的利益博弈，极易引起地缘风险。从缅甸政府层面看，缅甸政府包括缅甸军政府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2 个政治主体，但双方对新通道的态度差异明显。缅甸军政府希望通过新通道建设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希望通过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来加强对缅北地区的控制，提升自身对全国控制能力。缅甸民主联盟追求民主政治，希望通过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改善民生，进而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从缅甸企业层面看，缅甸企业与政府在新通道建设中的利益博弈始终存在。一方面，缅甸企业希望在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中获取自身的最大经济效益，但缅甸政府则追求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民众和少数民族更希望企业在参与新通道建设中能够尊重和保障自身经济、土地、生态、文化等权益，而企业则希望以尽量低的成本从民众和少数民族手中获取土地和资源。此外，缅甸少数民族可能将新通道建设作为筹码来提高自身的地区自治权，而缅甸军政府则希望通过新通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强自身对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二者围绕新通道地缘经济合作项目开展的博弈可能不利于新通道建设的稳步推进。

二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

协作机制

国家层面

推动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

首先，中国应积极推动新通道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对接，将新通道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规划，发挥新通道在贸易、交通、物流等方面的功能，升级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通道体系。

其次，加强新通道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对接，统筹新通道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海公铁、海铁等多式跨境联运，将新通道打造为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欧洲的国际陆海综合大通道。

最后，大力推进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的互联互通，提升新通道对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成渝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发开放的支撑能力，延伸新通道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中的货物出口、对外开放、产业转移等方面的价值链。

强化中缅政策沟通机制对接

第一，中缅双方需建立起国家、云南省、临沧市等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的新通道沟通机制，定期召开新通道建设的政策对接磋商会议，解决新通道建设跨国管理带来的政策不对接问题。

第二，成立囊括政府、工程方、企业、少数民族等多个利益主体的新通道建设工作小组，加强不同利益主体间沟通，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新通道建设。

制定新通道建设长远发展战略规划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制定详细的发展战略，深入谋划新通道“双Y字形”国际货运新构想，推动重庆、四川、粤港澳大湾区协作参与共建新通道，进一步发挥新通道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道层面

推动内外部基础设施联动

在内部基础设施联通上，清水河口岸需加强与昆明、成都、重庆等西南中心城市的铁路对接，积极连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中国主要城市群，提升新通道在东中西互动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在外部基础设施联通上，新通道建设应积极谋求缅甸政府更多支持，推动缅甸境内的新通道工程建设提速，加快推进缅甸境内的皎漂—曼德勒、木姐—曼德勒和清水河—腊戍的铁路建设，以提升新通道的交通运输能力和交通服务能力。

强化跨境地缘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

搭建财税利益共享的政策框架、设立跨境合作示范区和加强中缅产业协作来推动地缘经济要素跨境流动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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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面向缅甸及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

一方面，云南省应借助新通道建设，塑造“中缅+”的通道经贸格局，发挥新通道辐射南亚、中东、非洲的全球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加速中缅资源合作开发，加大对缅资源开发投资，提升缅甸产品输华规模，开展中缅全产业链合作，助推中缅经贸结构优化和规模扩大。

利益主体层面

强化多方利益对接

第一，认真把握和科学研判各方利益主体的具体利益，把握各利益主体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凝聚各参与主体携手推动新通道建设。

第二，构建合理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对于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新通道建设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对利益受损方进行合理补偿，减少项目建设推进的阻力。

第三，针对新通道建设中可能发生的域外大国干扰，应以外交、对话等多种形式，妥善应对来自印度和美国的阻力。

统筹中缅口岸协调对接机制

第一，中缅应通过建立新通道快速通关机制以及中缅标准化跨境窗口，简化清水河口岸过境手续审批流程，构建中缅双方多部门口岸沟通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

第二，提升清水河口岸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施口岸智能卡口系统、口岸旅检自助通道和保货畅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立口岸综合信息化系统，积极推动中缅口岸管理信息对接，提升清水河口岸的通关效率。

创建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

一方面，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新通道的风险监测和预警。结合新通道建设和运转的各个环节，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防范与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精细化管理；

另一方面，综合通道建设、口岸管理、物流运输、跨境商贸等新通道建设的核心内容，建立口岸、公安、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

研究拓展（知识性扩展/文献推介）

[1] Mostafanezhad M, Sebro T, Prasse-Freeman E, and Norum R. 2022. Surplus Precaritization: Supply Chain Capitalism and the Geoeconomics of Hope in Myanmar's Border Lands. Political Geography, 95: 102561.

[2] 孙灿. 2022. 理解跨国经济走廊：一项研究议程.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0）：88-99.

[3] 张喆，胡志丁. 2024. 拼装视角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地理过程. 地理学报，79（6）：1556-1572.

[4] 李灿松，胡平平，杨旺舟. 2019. 缅北局势及其对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热带地理，39（6）：823-832.

[5] 马腾，葛岳静，黄宇，胡志丁. 2017 . 微观尺度下边境口岸对载体城市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德宏州中缅边境口岸为例. 热带地理，37（2）：185-192.

作者简介

▲ 胡伟，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方祥云，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

▲叶程溥，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

▲胡志丁，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区域国别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市曙光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主持省部级、地方政府、企业、部队、科研院所委托项目等其他项目20余项，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科重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李灿松，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理、南亚东南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理信息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云岭学者，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教学团队负责人；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备案）云南师范大学缅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重大项目子项目等4项，教育部国别与区域项目、云南省科技厅基础专项重点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10余项；在Political Geography、Environmentand Planning C、《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多份咨询报告被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日报内参等采用并得到省部级领导肯定批示。曾获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全国第四届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引用格式

胡伟，方祥云，叶程溥，胡志丁，李灿松.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J]. 热带地理，2024，44(7)：1161-1170.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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