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在上任后赦免许多因参与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而被囚禁的人——甚至他暗示，可能会在1月20日宣誓就职后的“九分钟内”就开始赦免。
这一举动几乎必然会引发强烈反响，尤其是在那些强烈反对这场骚乱的人中间。他们认为，这场骚乱是一次暴力事件，旨在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甚至蔓延至美国国会大厦的大厅、办公室和立法厅。
然而，这样的赦免也将为特朗普的支持者提供辩护，他们认为，国会骚乱是普通公民为了纠正历史错误、捍卫选举公正而发动的正当起义。
这种深刻的分歧，象征着美国社会目前的政治裂痕：两个阵营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方代表的是2020年支持拜登的选民，另一方则期待特朗普重返政坛。
四年前的这场动荡，成了现代美国版的经典历史争议——即关于是否应将叛乱者视为恐怖分子，还是看作自由斗士的问题。
对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那些冲击国会的人，或许可以与1954至1962年间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士相比拟——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是叛乱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们则是英勇的爱国者。
历史上，类似的争议屡见不鲜：18世纪末期的塞缪尔·亚当斯（美国革命的领袖之一，今天被誉为美国的奠基人）；19世纪中期的路易·里尔（曼尼托巴红河及西北抵抗运动的领袖，在加拿大历史上被视为叛徒或英雄）；以及20世纪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眼中是恐怖分子，后成为南非总统）。
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行为并非可以两面看待。
孟菲斯大学的历史学家阿拉姆·古兹苏兹安表示：“我们讨论的是对美国政府的明显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没有符合国家利益，反而充满恶意。”他说：“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美国历史中的某些事件，但我很难将1月6日事件视作‘正当’行为。这是一场建立在谎言和暴力基础上的行动。”
对国会骚乱的争议，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歧——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出美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调查结果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冲击国会是一次对民主的攻击，必须永远铭记——这一观点得到了86%的民主党选民支持；然而，只有24%的共和党选民认同这一立场。
这种政治分歧在上个月的俄亥俄州参议院选举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表示：“特朗普的赦免将是新政府进一步践踏法治的又一步。”布朗在2024年连任竞选中失败。
布朗的对手、成功挑战者伯尼·莫雷诺则在竞选辩论中表示，虽然“砸窗、破坏财产”的行为是犯罪，但他认为许多在骚乱后被捕的人只是简单的“非法闯入者”，不应被视作犯罪分子。
特朗普并未明确说明他将如何选择赦免那些近千名因国会骚乱而被起诉和定罪的人。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可能会根据每个人的案件情况做出区别对待。
他说：“我们会逐一审查每个案件，并会非常迅速地开始处理。我相信大多数人不应该被监禁，他们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惩罚。”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守派法学教授约翰·于推测，特朗普很可能会赦免那些他认为受到了过度惩罚的人。他表示：“最有可能被赦免的是那些没有与警察发生冲突、仅仅进入国会大厦的人，而那些穿戴战术装备并追捕国会议员的人则很可能不会被赦免。”
特朗普并未表示是否会为自己煽动骚乱的指控进行自我赦免——这一点是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袭击事件的调查结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本月早些时候为自己的儿子亨特提供了“完全且无条件的赦免”，这一举动也间接为特朗普提供了政治掩护。亨特因非法购买枪支被定罪的三项联邦重罪指控被撤销。
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里纳分析称：“拜登为亨特赦免，实际上给特朗普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这使得特朗普的批评者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特朗普的赦免行动可能会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赦免事件发生50年后再度发生。在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赦免了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这一赦免成为福特两年后落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最终接受了福特的论点，认为此举有助于治愈政治上的分裂。
然而，特朗普的赦免行动可能会与福特的决定有所不同。
《普通人：杰拉尔德·R·福特的惊人一生与历史性总统任期》一书的作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表示：“福特可以为自己的赦免辩解，称此举符合国家利益，但对于特朗普来说，宣布骚乱不存在，或者不值得惩罚，这种解释在现在或将来都很难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