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今天，武汉正式封城。1月23日的凌晨四点我忽然惊醒，随手去翻朋友圈，看到的都是“武汉再过几个小时要封城了”。身在重庆的我仿佛陷入黑洞中，这意味着武汉我一时回不去了。
再去搜关于“武汉封城”的新闻，并不多。人们的记忆很有限，不在武汉生活的人，很难想起今天有什么特别。当我2020年冬天，在杭州的电影院里看到某部以武汉抗疫为题材拍摄的电影里，开篇就违背事实撒谎时，我很愤怒，却发现没有证据摔在影评里。许多新闻在武汉解封前后，开始消失。
2020年5月底我回武汉前，几乎没在沈阳见任何朋友。在文章评论区见识了张口就“都怪武汉人吃蝙蝠”的蠢人；也听说朋友因为车子是武汉牌照，不断被上海小区邻居举报的故事。
还有许许多多人开口谴责“从武汉逃出来那批人”。作为看客，道德标准永远是最高的，看客并未置身其中，又怎么会知道笼罩在死亡阴影下是何等绝望。看客眼里，死亡只是一串串数字，还并非是真实的数字。
这几十年，我们活得是太安逸了，以至于缺乏对人性的认知。
我极讨厌一句话便是“武汉加油”，当你明知道一座城市面对的是必败的残酷战争，最大的尊重是保持沉默、供给物资，在战争结束后铭记它的牺牲。
“英雄城市”的名号没人愿意认领，武汉从来没赢，只是凭着码头城市骨子里的“不退”扛了过去。
翻出2020年写下的平静绝望，让真实的记忆不被后来的新闻洗刷。
《离开武汉18天，从西南到东北的“流浪”日记》
2020年，是我在武汉的第十三个年头，我不喜欢“新武汉人”的标签，但我确实在心里爱着它，哪怕它大部分时间像个杂乱的大工地。我跟很多本地土著一样，跟朋友不断地调侃、吐槽着武汉，却容不得旁人说它半句不好。
现在的我，身在东北，刚过完立春，最大的心愿是武汉的“春天”早些到来。
1、
19年12月中下旬的时候，工作安排非常紧凑，加上冬季流感来袭，好多同事病倒了，领导就自费采购了口罩，要求我们外出采访、搭乘公共交通时都保护好自己。
12月31日晚上，异地恋的男朋友在武汉陪我跨年。接近零点，工作群里转发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封停的新闻，并说发现不明肺炎。当时就有消息称“疑似SARS”，但很快又被辟谣。第二天男朋友刚好要从汉口站出发回重庆，于是跨年的心情有了一丝阴影，他答应我一定会戴口罩我才安心。那时的新闻也尚未对不明肺炎做出太多解释，只有周围区域或去汉口站的人会有些心慌。
2、
元旦后，我自己上班乘地铁仍旧会戴一次性的口罩，也在办公室放了消毒免洗洗手液。在1月上旬时，办公室同事曾警告过我们：最近千万不要去医院。她的姐姐在同济医院，暗示这次肺炎没那么简单。
我猜想，在武汉长期生活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医生、护士朋友，这样的小道消息应该蛮多人都收到过，但直到我离开武汉前，都鲜少在地铁上遇见戴口罩的人。
15号公司年会，一起在万达瑞华自助餐，虽然餐桌上并未有同事咳嗽，但当日晚餐餐厅座位全满，食物又都是直接暴露在空气里的。疫情彻底爆发后，每次回想起都觉得后怕，直到14天潜伏期彻底结束才算松了口气。
公司春节假期较长，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3日，异地恋聚少离多，想着长假期陪陪男朋友，十二月就提前和家人打了招呼不回家过年，预定好了重庆两家民宿，抢了到重庆的动车票。
17号是年前最后一天上班，晚上在家整理好行李后，我就有些焦虑，因为新闻报道“新增17例冠状肺炎病例”，同时新闻又导向——体弱者可能更容易感染。男朋友还一直安慰着我，说大部分患者本身身体就有慢性病，年纪较大，要我不用担心。
（当天的汉口火车站已经属于春运状态，工作人员也没戴口罩）
18日早晨我从汉口站离开武汉，在地铁上都很少看见有人跟我一样佩戴口罩，包括地铁、车站的安检工作人员在内，大部分人对这个新型肺炎都不以为意，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在此之前的新闻说辞还是“有限人传人”和“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
3、
在去往重庆的动车上，由于口罩透气性不好，我在一小时后就摘掉了口罩。抵达重庆后，更是不见有人戴口罩，那时觉得重庆与这次的疫情丝毫没有关系，总算从阴影里逃离，轻松了起来，深夜还在民宿附近吃了地道的烧烤。
19号下午，重庆出了太阳，我和男朋友步行到三峡博物馆附近散步，又去爬山城步道。街上人很多，和往年过年前的景象并无二样。那时的我丝毫没有囤积口罩的想法，只有随身的一个想着回武汉用。
20号白天我和男朋友去往沙坪坝吃饭，在万宁和屈臣氏买免洗消毒洗手液时，发现已经近乎断货，店员还主动问是否需要口罩。那时街上仍然没看见有人戴着口罩，我还想着去药房买正规口罩，便拒绝了。
事情的急转直下发生在20号晚上，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访问，新闻说辞更新为“确认病毒有人传人现象”。当时第一反应不是囤口罩，因为仍未意识到接下来全国病例都会由于春运激增，城城自危。
21号白天，我出于安全考虑把自己在沈阳经营的民宿房源下线了，并联系了后续房客主动让爱彼迎进行退款。武汉做民宿的朋友告诉我，大量房客取消行程要求退款，损失苦不堪言，网站客服电话也越来越难打。
到了晚上我发现抢购不到口罩，便在某宝寻找到年后发货的平价口罩，留了武汉的住址。即便那时，也仍旧没彻底放弃回武汉的念头。
4、
疫情一天比一天严峻，武汉确诊病例忽然激增，随着各种文章刷屏，22号晚上我已经焦虑难安，发布朋友圈求助朋友顺丰口罩给我，最终广州的闺蜜和我妈分别给我顺丰发出了口罩。
我心里盘算着，不知道2月初能否正常回武汉，正常上班，眼看又要交房租，原计划搬家，却不知道是否会被疫情打乱计划…一直失眠到23日凌晨两点才放下手机入睡。
万万没想到，等我四点再醒来，就看到群里发了武汉封城的消息，再一看朋友圈都刷爆了。似乎还有很多人半夜给朋友打电话，让他们赶紧“逃出”武汉。
我认识的武汉朋友几乎都是本地人，他们不会外出的。我所知道的，在封城前和我一样离开的，只有一个福建朋友22号放假回了家，一个湖北朋友辞职后18号去了广州姐姐家过年，还有一个武汉本地同事去了南宁男朋友家过年。
武汉的封城来得突然，我开始害怕24号开始后半程9天的民宿预订是否会被房东取消。但又不敢主动沟通说明自己来自武汉，是戴着口罩出发，没有任何发热症状的。
与此同时，等待顺丰的我仍旧处于没有口罩的状态，好在男朋友在外卖平台高价买到了两个N95。
5、
23号一整天都浑浑噩噩，吃了两顿外卖，早晨接了房东电话，口吻犹豫地问我从武汉过来有没有不舒服，我告知未有任何发热，只是买不到口罩，房东说他在非主城区，附近药房也没货。
幸运的是23号晚上联系下一家沙坪坝的民宿时，对方并没有刁难，还提出可以提前到下午一点入住，解决了我们退房后无处可去的尴尬。
24号退房前，我再次接到房东电话，请我把垃圾自行丢弃。我耐心告知，在接到电话前已经丢掉，并且毛巾等也已经放入洗衣机，还开了阳台门换气。然而房东的民宿里并没有消毒液，我不知道阿姨做卫生时是否会特别清理。
我和男朋友戴着N95搭地铁去沙坪坝时，地铁工作人员和车厢上的人都戴了口罩。当天的三峡广场，和21号相比，人流量锐减。
24号除夕，我坚持要做年夜饭，包饺子，哪怕是在非常时期。放下行李后，为了不浪费口罩，我和男朋友没有休息就立刻去了楼下的永辉超市，买了一些蔬菜，肉类，饺子皮。
超市内大家都戴着口罩，问询也变得艰难。大概花了四十分钟，才总算在焦虑中购物结束回到民宿。我用唯一的电磁炉和炒锅做了六个菜，开饭已经是晚上八点。
这是我跟男朋友过的第一个除夕，笼罩在疫情的阴影里。那天投影仪坏了，我们也没打算看春晚，很安静的度过了。我把年夜饭照片发给了我妈，她也把她的发给我看。我劝她，原定的同学聚会不要去，她很痛快就答应了。
25号上午，我终于收到了两个顺丰快递，是救命的口罩。
6、
26日，有一个重庆本地的未接陌生号码，我联想到有可能是当地调查外来人口便回了过去。对方表明身份是民警，因为手机号是武汉地区的，询问我是重庆常住人口还是外来人员，我便如实告知18日由武汉出发，未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并配合地留了自己地址，他说后续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给我检测。
也是当天，广州的朋友和南宁的同事也都接到了电话，先是当地民警后是居委会或物业，主要是询问何时从武汉出发，以及身体情况。但大家均为出现发热等症状，也都进行了自我隔离。
民宿预定到2月2日，我原本买的2号下午回武汉的高铁票已经在23日退掉了。考虑过在重庆找一个月租房，但想到这个特殊时期谁会带你看房子，便放弃了，转而买了山东航空2月1日的航班回沈阳。那时刚好14天潜伏期结束，回到家里也不用担心造成小区恐慌。
7、
26日晚上购买的机票，27号晚上十点多就收到短信该航班取消，可免费改签。我在山航官方小程序查询发现，1日或2日都没有其他飞沈阳的航班，于是退票，重新购买了南航的CZ6404。这个航班由重庆江北直达沈阳桃仙机场，购买时我就特意避开了需要中转和经停的班次，毕竟风险会更大。
接下来几天我和男朋友仍旧依靠外卖，并且让外卖员放在门口即可，减少接触。2月1日中午，外卖员打电话过来，说外卖不许送进楼里了，需自己下楼拿，男朋友便换好衣服戴好口罩下去取。回来跟我说，下去取外卖时还被测了体温。
我的航班是晚上8：20起飞，导航软件上去往机场时长仅需一个钟头。下午五点我从三峡广场出发，原打算由沙坪坝站乘环线换乘3号线抵达T3，到了地铁站发现沙坪坝站关闭了，手机搜索新闻才发现，重庆轨道交通由2月1日中午12点起关闭了观音桥，杨家坪，沙坪坝等几个大站。
在沙坪坝环线地铁站外拦出租车去了重庆大学站，司机说地铁改成半小时一班了，然而手机未能搜索到新闻，进站处也没有提醒，直到在站台，才看到提示下一班地铁要等待17分钟，当时是17：40，地铁站的广播循环播放着关闭的地铁站通知。
我又折回楼上问询了工作人员，她们也无法得知到达换乘站时，距离下一班去机场方向的地铁要等待多久。新的时刻表，无人知晓，仅能靠电子牌提示。
好在留出时间还算充裕，在换乘站又等待了17分钟后，上了去机场的地铁。3号线车厢仍旧空荡。大家各自保持距离，挑没人的位置坐。对面一对老人带着孩子，孩子摘了卡通保暖口罩玩耍，期间小孩子还咳嗽，坐在对面的男子立刻起身去往其他车厢。
8、
抵达机场后，冷冷清清，仿佛凌晨一点的光景。南航办理托运的柜台只开放了两三个，无人排队。
办理托运时有一张表，需要14日内到过湖北或与湖北籍密切接触过的乘客填写姓名航班号，我问地勤人员，“刚好今天是离开武汉15天，是否需要填？”被告知还是填写，并留了我的电话。我看了一眼，表格上已经留了十几个名字，全部乘客的航班号都是跟我同一班。这个比例比我预估的高。
原本以为机场会是高危区域，事实是这种非常时期，不是迫不得已谁又会去往其他城市。安检时摘下口罩的几秒钟，迅速而又干练，工作人员和我们一样警觉又镇定。
前往登机口的路很远，晚上七点半，江北机场G区登机口，我所经过的区域却只看到我这班飞机的G17登机口开放。航班数应该是锐减了许多，也难怪之前山航的航班被取消，改为三天一班。
进入机舱后，空调缘故大家都觉得戴着口罩极其闷热，但没人冒险摘掉口罩。只能等待飞机起飞。乘客并不多，我的座位原本在32A，但那一排是满的，有一名乘客主动提出是否可以换到空位，空姐应该也是考虑到大家想保持距离，便同意我坐到前排空位靠窗位置。
起飞前，空姐开始派发表格，要求每位乘客下飞机时提交。表格内容较为详细，除了姓名，证件号，班次，座位号，抵达城市，还有现在住址和到达目的地后的住址，以及预计离开时间。表格上，近期武汉居住或旅游的时间范围设定是15日内，我如实写明1.18日由汉口站出发前往重庆，截止目前并未出现发热等症状。
起飞半小时后，空姐分发食物和饮品，出于安全考虑已经全部更换为瓶装水，不再提供杯装饮品。即便如此也有许多乘客拒绝了，或许没人勇于在机舱内摘下口罩进食。
去洗手间时，我大致数了下乘客数，机型是A320，乘客零散分布着，大概不到60人。独自的旅客都是一人一排，只有少数几对情侣或亲属出行坐在一起。
或许是航班减少的缘故，原本预计23：15分抵达沈阳的飞机，提前了半个小时落地。问了空姐机场巴士是否停运，她说并不知道，隔壁的男士听到，搭话说“肯定停了，沈阳客运都停了”。在摆渡车上我用软件预约了顺风车，很幸运有人接单。
下摆渡车进到航站楼，有穿着防护服戴护目镜的工作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不断有工作人员提醒摘掉帽子，我那班航班人数不多，到我走出体温监控区一直到提取行李，没听到有发热提醒。
9、
顺风车司机说，高速都排队给车辆内的人员测体温，包括青年大街也是如此。那一瞬间觉得蛮安心的，沈阳的防范意识比重庆力度大。
因为去了机场，又在机舱的封闭环境内呆了两个多小时，回沈阳后我又开始了新一轮自我隔离，在自己房间里开窗透气，吃饭也是跟家人错开时间，至今未能打一个照面，沟通全靠微信。
3日上午接到当地公安的电话，登记了具体住址，何时回到沈阳，暂时还未接到居委会的电话。
昨天立春，北方要“咬春”，我妈拿家里剩余不多的菜做了春饼。我没有跟任何人说立春快乐，我只希望武汉每年开满樱花，人头攒动的春天早点回来。我很想念她。
【后记】
在我2月1号抵达沈阳后的第十八天，母亲收到了陌生电话，并没有报出身份，只是询问我回沈阳后是否出现发热状况？我和母亲猜测，一定是航班上有人确诊了。但那时新闻报道的依旧是“潜伏期14天”，不然我也不敢贸然回沈。
又想起，在飞机上换到第一排的举动，是否变相降低了感染机会。不得而知，那时我们对新冠都了解得太少了。现在也许了解得足够，但不再有人提及了，“向前看”是永恒的政*正确。
又过了不记得何时，新闻口径改了，新冠潜伏期可以长达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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