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事务｜特朗普对土耳其来说是祸还是福？

当我们回到特朗普过去的“四年”，可以肯定，其结果对土耳其来说并不明确。一方面，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之间产生了个人化学反应——美国领导人喜欢同强势的领导人接触，安格拉·默克尔在她最近的书中这样写道。作为总统候选人，这位共和党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赞了埃尔多安，因为后者成功地挫败了国内的政变企图。在同一次采访中，在政变未遂一周后，特朗普明确表示，作为民主的典范，美国无权要求安卡拉尊重公民自由，也不会将意识形态问题放在与北约盟友关系的首要位置。

总的来说，特朗普信守了他竞选时的承诺。白宫没有提人权问题，也没有公开同情反对派，因为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埃尔多安镇压了此次政变的组织者，对武装部队、内政部、司法系统和教育部门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逮捕了以人民民主党创始人塞拉哈廷·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ş）为首的库尔德政客，并通过从议会模式过渡到总统模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时期，美国自由主义媒体特别担心特朗普“无视埃尔多安对本国人民的独裁镇压”。

在总统就职四个月后（2017年5月17日——译者注），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埃尔多安，并赞扬土耳其为打击“伊斯兰国”所做的努力，即2016年8月土耳其军方发起了“幼发拉底河之盾”军事行动，清除了叙利亚城市哈巴布的恐怖分子。

安卡拉与华盛顿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是有争议的话题，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奥巴马的遗产。土耳其的政变是在美国民主党统治下发生的，除了英国首相外，没有任何西方领导人谴责政变。正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陷入了真正的危机。埃尔多安开始不再与北约和欧盟来往，而是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就铺设“土耳其支线”管道达成协议，购买S-400系统，建造“阿库尤”核电站。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拒绝引渡土耳其领导人认为是政变策划者的传教士费图拉·居伦（ Fethullah Gulen）。

特朗普和土耳其之间的主要但又并非唯一的绊脚石是叙利亚。一方面，美国对库尔德人“人民保卫部队”（YPG）打击伊斯兰国的支持始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埃尔多安批评奥巴马支持恐怖主义。但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在五角大楼的庇护下向作为“叙利亚民主力量”集团组成部的“人民保卫部队”提供武器仍然在继续。同时，特朗普欢迎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PKK）进行对抗，尽管在安卡拉 “人民保卫部队”被视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事实上，在2017年11月，白宫就宣布停止武装库尔德民兵了。但逻辑是伊斯兰国已经瓦解了，美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叙利亚冲突，遏制伊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盟友，土耳其作为北约长期成员国和最强大的军队，其重要性明显超过了“人民保卫部队”。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埃尔多安有机会消除奥巴马遗产的负面影响。他在叙利亚2018年他发动了“橄榄枝行动”，并与叙利亚武装反对派一起控制了库尔德人的阿夫林地区，而于2019年10月——“和平之源”行动。在此之前，土耳其希望美国能够将库尔德武装撤回该国南部。在联合国大会上埃尔多安威胁说，如果五角大楼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土耳其武装部队将以武力沿土耳其边境沿线建立“安全区”，将“人民保卫部队”及以“民主联盟”（PYD）为首的其他政治派别从那里赶走。10月7日，即行动的前两天，特朗普向土耳其施压，威胁要“摧毁和消灭”土耳其的经济。

土耳其最终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没有给予正式答复，但从战区撤出了军队。10月17日，美国和土耳其达成了暂时停止行动的协议，以便库尔德人能够离开叙利亚北部30公里的地区。10月22日，解决冲突的一些细节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即埃尔多安总统和普京总统在索契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人民保卫部队”成员必须撤离整个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区向南32公里，土耳其与叙利亚武装反对派一起保持对塔尔阿比亚德（Tell Abyad）和拉斯艾因（Ras al-Ayn）占领区的控制。反过来，俄罗斯和土耳其将开始对“人民保卫部队”解放的地区进行联合巡逻，“距离‘和平之泉’行动区以西和以东距叙土边境10公里，但卡米什利市除外”。

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也加剧了美国总统和土耳其总统之间的关系。正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作为对这笔交易的惩罚，将土耳其从F-35战机项目中撤出。2018年7月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短路”事件。因土耳其关押美国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土耳其实施“重大制裁”。埃尔多安提议交换安德鲁·布伦森，后者被指控与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ulen）有关。第二年10月，安德鲁·布伦森被释放了，但安卡拉表示，这次法院的裁决不是因为特朗普施压的结果，而是一个民主国家独立做出决定的结果。

尽管自奥巴马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分歧点和新冲突，特朗普一直希望保持务实主义。他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但没有离开他的伙伴。10月15日，他对土耳其钢铁征收50%的关税，但两天后又称埃尔多安是一位“特别好的领袖”，并感谢他结束了叙利亚的敌对行动。在总统任期接近结束时，特朗普在2019年11月13日在白宫（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试图缓和与土耳其的分歧。他承认自己是土耳其同事的“超级粉丝”，他们的关系“很棒”，而埃尔多安则称这位共和党人是“亲爱的朋友”。同一天，特朗普表示，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双方在S-400和F-35问题上的分歧。

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特朗普给土耳其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018年共和党人的威胁导致了里拉的首次下跌，而现在当土耳其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时，这类事件显得更加危险。经济学家法蒂赫·小泽泰（Fatih Ozatai）担心，特朗普挑起的新贸易战可能会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参与者的报复。世界贸易量的下降将对土耳其经济产生影响，减少其出口机会，增加对里拉的压力。

土耳其领导人对此持乐观态度，埃尔多安是最早祝贺这位共和党人胜选重返椭圆形内阁的世界领导人之一。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后，他在社交媒体“X”上写道：“祝贺我的朋友唐纳德·特朗普，他经过艰苦的斗争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并再次当选总统”，第二天打电话给他，表示希望合作。特朗普还被邀请访问土耳其。

土耳其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第一次也是唯一最成功一次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尝试于2022年3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还充当了“谷物交易”的中间人，乌克兰和俄罗斯囚犯的交换，以及冷战以来俄罗斯和西方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Hakan Fidan）警告说，乌克兰危机要么走向冻结，要么蔓延到全球。埃尔多安经常批评西方使冲突升级。他把最近拜登批准远程打击称为“煽动战争”。“如果你坚持‘只要我们安全，哪怕后来洪水滔天’的原则，你将一事无成，”埃尔多安总统提醒道。

土耳其领导层也明白，无论总统多么努力地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进行调解，如果白宫不改变立场，一切努力都会失败。在拜登执政期间，安卡拉对西方的谈判能力感到失望，但在特朗普时期可能会改变一切。“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结束这场战争”，埃尔多安指出。他说，土耳其愿意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如果特朗普的维和口号将成为现实，成功的机会将会增加。

在中东，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然是主要的“问题”。11月底，黎巴嫩实现了和平。拜登完成了他的停火机制。现任白宫首脑还承诺解决巴以冲突，但尚未取得进展。埃尔多安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东会建立起“持久和平与稳定”，共和党人将对该地区“政治和军事平衡”实施重要影响。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有能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并达成协议。我们清楚地记得，正是特朗普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达成了“亚伯拉罕协议”，他为巴勒斯坦制定了“世纪协议”。

然而，在土耳其都知道，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都是亲以色列的，他以前关于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核协议的决定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特朗普新一届政府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打算结束哈马斯，而不是达成协议。五角大楼未来负责人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是一位福音传道者，他认为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建造第三座犹太教堂是正常的——岩石穹顶清真寺。哈坎·费丹在11月底关注到特朗普新以色列的新团队后表示，“让我们看看（特朗普）的内阁，这是一个信号，他的亲以色列团队将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所有扩张主义野心。如果我们相信特朗普的话：“我来不是为了发动新的战争，而是为了结束战争”，那么你可能会感觉到趋势是相反的。我们将看到这两个矛盾的迹象是如何实现相互的平衡，以及这在不久的将来对该地区的影响。

埃尔多安在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建议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以解决该地区的局势，但这一要求几乎不会被听到，即使是对内塔尼亚胡持批评态度的拜登也未必会迈出这一步。

安卡拉在叙利亚的合作似乎更现实，但有保留条件。在巴库举行的COP29会议上埃尔多安再次表示，土耳其武装部队可能再次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民兵发动战斗，并结束“和平之源”行动，从已经控制的领土向西和向东推进。在“分析特朗普”的基础上，哈坎·费丹表示，希望特朗普从叙利亚东北全境撤出800名美军士兵，使叙武装部队能够开展行动。然而，他对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同意迈出这一步表示怀疑：“我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印象是这样的，尽管他在各种问题上发表了声明，但他将推迟关键问题的解决。

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一点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被反伊朗和反巴勒斯坦的鹰派包围，土耳其在新政府中没有太多盟友。例外的是政治家苏西·威尔斯（Susie Wiles），她将成为白宫幕僚长（白宫办公厅主任——译者注）。苏西·威尔斯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和值得信赖的顾问，参加了特朗普2016年和2020年总统竞选团队，与院外游说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总统利益有着深刻理解。她与在华盛顿代表土耳其利益的著名说客布莱恩·巴拉德（Brian Ballard）共事多年。2017年，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同布莱恩·巴拉德的会晤就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布莱恩·巴拉德在美国为土耳其的商业利益游说。

通过自己的联系和影响，苏西·威尔斯能够将土耳其的优先方向传达给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并促成他们采取重大行动，例如试图结束对土耳其国有银行Halkbank的诉讼案，该银行的管理层被指控非法向伊朗转移数十亿美元。苏西·威尔斯与布莱恩·巴拉德的关系暗示着，她将继续在其新的角色中继续推动土耳其的利益，特别是在两国战略贸易的背景下。这位政治家的影响可能会削弱“美国优先”方案中针对土耳其的部分，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妥协。为了完成“和平之源”行动，安卡拉需要美国在监管“人民保卫部队”方面开“绿灯”。

埃尔多安政府希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不仅基于以往与特朗普共事积累的经验，也基于这位共和党人在许多问题上的乐观言论。土耳其领导人在与拜登团队的合作中遇到了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拜登在他的总统任期开始时，承认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大规模种族灭绝。拜登政府因土耳其对特别军事行动和反俄制裁的立场而向土耳其施压，并对土耳其的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不断批评土耳其当局不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在2023年的土耳其总统选举中几乎公开支持反对党集团。很大程度上，由于五角大楼的反对，土耳其从未决定将在叙利亚的行动进行到底。

在2019年特朗普会见埃尔多安的前几天里，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采取制裁措施。如果说特朗普在上一任总统任期内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归咎于反总统的国会，那么这一次共和党人的遏制机制将更少，因为他的政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占主导地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反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希腊的游说团体对民主党的影响大于对共和党的影响。

特朗普的务实主义，加上他在国会中的支持，再加上他在政府中“自己人”的因素，为改善土美关系提供了理由。与此同时，一些系统性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对特朗普“亲爱的朋友”也构成了限制。土耳其正在使其外交政策多样化，安卡拉不会牺牲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重要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正积极融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叙利亚的案例可能会成为一个和解或对抗的因素，如果特朗普将拒绝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妥协。与此同时，伊德利卜局势的潜在激化趋势可能会恶化大马士革和安卡拉之间的正常化，这将加强美国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影响力。最后，如果特朗普无法给巴勒斯坦带来和平，土耳其将继续收紧对以色列的政策和言论，将破坏掉与新当选总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