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景峰
2004年资氮(当时改为金信化工)建安公司安装队在广西鹿寨化工厂承接了一些检修工程,安装队安排我和几位同事7月3日去广西,途经怀化转车,下午到怀化火车站后,有几个小时休息,同事都依各自的想法去附近走动,我见车站右手边有个“怀化晓明书店”,就走了进去,无意间看到《谢冰莹文集》一套,毫不犹豫就购买了。
看书和购书得益于先父,我女儿又继续了这个习惯。上个月去六中参加家长会,孩子和家长一起坐在校体育馆听学校开会,儿子拿了本书在看,开这种会,学校认为很重要,孩子觉得无聊,所以他就埋头看书。我是欣赏孩子们喜欢阅读的。
这次去广西一直干到8月11日,工作期间的晚上,同事们要么去大排档喝酒吃夜宵,要么就打牌消磨时光。我是不会打牌的,除了偶尔去大排档吃夜宵,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谢冰莹文集》分上中下三册,我当时仅仅将上册逐页看过一遍,对谢冰莹有了一个肤浅的了解,中册和下册随便地翻看了几篇文章。
此后的两年,又看过与谢冰莹先生有关的几本书。我将对谢冰莹的了解与出生在谢铎山的弟妹交流,弟妹并不感兴趣,似乎先生的逃婚及后来的几次婚姻,让谢铎山失去了什么,所以不太愿意去让外人了解谢冰莹先生的一切。
接着资氮改制,我失去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湖北人接管资氮后,弄了个什么文化管理,开始觉得新鲜,以为资氮可以焕然一新,结果是展示了资本血淋淋的本质,其他什么都不提,单是一句:“宁可少挣一个亿,也不丢掉一条命!”口号喊得好,现实是短短几年因工死亡的人比资氮四十年因公死亡人数还多。在越来越频繁的加班压力下,我于2012年2月辞职不干了。此后,湖北人又维持到2017年,资氮、金信、大乘化工等等名称都成为了历史。2024年,又以拍卖方式,将彻底消掉资氮的影子。当然也包括“资氮嗦螺”也会消失,从此,大家不再记得有这么一个企业,有这么一群人。
从资氮走到社会后,每个人走的路都不相同,我差不多与资氮及资氮人断掉了所有联系。一个人在社会讨生活,能幸运地活着并养育儿女,真是很奇葩的过程。在这个时期,我莫名其妙地被童建文老师知道,童老师加了我的微信,我们是纯粹的网络朋友。我是不喜欢走亲访友的,童老师忙于整理与谢冰莹先生相关的事务,虽然经常说要见过面,却总是没有认真的当回事。后来,从《江水冷》公众号上突然看到童老师意外离世的消息,又见到公众号推了几天纪念童老师的文章,让我对童老师肃然起敬,于是有感而发,也写了一篇短文,加了卢美安女士的微信,将文章发给了她。后来却没有任何回复,我以为此事也就如此。
2023年2月中旬,写了《资氮有个”凌叫叫”》,于2月20日在《江水冷》公众号推出,一下子点击率上百,由此而至八百时,小菊老师忍不住加了我的微信,了解我的情况。
小菊老师邀请我见过几次面,鼓励我多写文章,又邀请我参加《江水冷》线下的活动,并且对我的工作给予无私的帮助。今年又将我带入读书会,用几个月时读过刘跃苗先生的《温故》。12月11日,读书会在李小红会长带领下,共读《女兵自传》。
我与《江水冷》结缘是因为谢冰莹先生,所以,周三晚上,我七点半下班,回到家吃完饭,已经八点半了,然后拿着《谢冰莹文集》到梅山非遗艺术馆,几位书友已经将第一次共读内容读到最后一章——《痛苦的第一声》。
这是讲裹足、穿耳的经历。时间应该是在1914年前后,也就是谢冰莹先生七八岁时,封建王朝已被推翻,民主共和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对于深受礼教影响的妈妈是比较迷茫的,在纠结许久之后,还是坚持要将女儿的足裹起来,原因是“何况八九岁的姑娘,常常和男孩子在一起做泥菩萨,抛石子,当司令,也太不成体统了。”加之人们又指责“我母亲是读了书的女子,为什么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呢?”“还不裹足,将来婆家一定不肯要的。”
在当时的谢铎山,这几条理由,是可以“吃人”的,就是在神洲大地,每个女子都只有屈服的份。而谢冰莹等女性却坚决地喊出了“不”,这是带着使命的呐喊。
母亲其实是矛盾的,看到大女儿的脚“真像个红辣椒一样,……走两步,便要扶墙摸壁,末免有点近于残疾。”因此,母亲决定“迟一点替我裹足。”同时又想,“如果这时还不开始给我裹,骨头一天天发育起来,就难以裹成小脚了。”这样,将来“无论谁看见,”都要骂一声:“你娘死了吗?蒲扇大的脚,真丑死人!”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纠缠中,一位农村老太婆只有向世俗低头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于心中的菩萨,“你来拜观世音菩萨吧,菩萨会保佑你裹得很小的,一点也不痛。”在母亲的观念中,“点着香,烧着纸锭”,菩萨就会保佑自己的女儿的。其实呀,这只是母亲以及和广大的民众在苦难面前的自我安慰,是对鬼神信仰的盲目接受,如果拔高一点,是不解如来意。很遗憾的一个现象,这种盲目跟风的鬼神信仰至今还在很多人心中存在。身为苦本,道德经中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一切围绕身体的行为,最终是会令人身心俱疲的,比如裹足,既摧残身体,也伤害心性。
“若不回头,谁替你救苦救难;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仔细去体悟这副对联,就知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不会同意以摧残身体为目的的裹足。而以为祈求于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将足裹得很小,像一只红辣椒,甚至可以不痛,这是真愚痴。
而在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父母认为能为女儿做的事只有三件:裹足、穿耳、出嫁。纵然借了债,在女儿出嫁时,“制了十六套绣花锦被,还做了三十六台木器,其中有八大箱子的衣服和鞋袜。”就是父母关心女儿了,也希望女儿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家道殷实的,还会陪嫁“口粮田”,在《母亲的死》中,父亲面对病危的妻子,再一次说:“你放心,给呜冈的田已经写了字的,一定给她。”
在人们朴素的情怀中,将女儿嫁出去,尽量安排好一切,女儿到了婆家,除了吃一口婆家的水,其他的都由娘家带过去。
谢冰莹恰恰蔑视这些,她更追求精神的自由,母亲可以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女儿,“哼!女孩子也想读书吗?真是天翻地覆了!读书是你哥哥他们的事。”后来,“我终于进了学校。”从此,长沙有了周南女校,这是谢冰莹父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女孩进了学校,从此不再裹足,不再只做采茶、纺纱、绣花等事,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甚至走向战场,这都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十分悲壮的。
教育女儿,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明代大儒陈宏谋在《教女遗规•序》中强调说:“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所系,盖綦重矣!”
一代名臣大儒陈宏谋老先生,已经把女德教育的重要性说到家了。
谢冰莹先生一生,很多的经历,正如她在《关于<女兵自传>》中开篇所说:“说句良心话,写《女兵自传》绝对不是自动的,完全是被动的。”所以,“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里面没有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
是的,抗争过后,再去回顾过去的一切,是很煎熬的事。人的一生,看似摆脱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而新的环境依然会给我们一种系缚感。
共读结束后,我们感叹曾经的礼教对人摧残,又感到现在许多无节操的自由太过分了。
我只能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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