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琅琊出文相。东晋初年，移居江南的琅琊王氏领军人物王导死后，朝廷在长江沿岸修建了七十二座半坟墓厚葬了他，老家村后的琅琊墩便是其中一座。后来又有王姓文相陆续安葬于此，后辈们为了看护墓葬，便在此安营扎寨，建起村落，取名后王村。琅琊古桥后王人
据记载，王羲之与其父亲王旷，自山东南下时也曾住过这个叫做琅琊墩的地方。后人们为了传承好王氏先辈们博学上进、致知笃行的优良传统，从安家落户的那天起便将子女的教育问题摆在重要位置，第一个在当地办起了子弟学校——琅琊墩学塾（琅琊墩小学的前身）。从那天起，读书就成为了后王人改变人生命运,成就理想事业的首选，由此也逐步形成了读书明理、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就在日军入侵国破家亡，周边不少乡村小学还在寺庙里办学的情况下，村里的有识之士超一老先生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家的部分田地，为琅琊墩小学建起了专门的校舍。近百年来，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子不计其数，其中有许多的王姓子弟跟他们的部分先辈一样，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他们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人生追求。从父辈的父辈开始，后王村也因层出教书先生而久负盛名。
印象中小爷爷友海（土话细爷爷，我父亲的小叔叔，父辈们都喊他四叔）是我所知道的，村里最早的教书先生，他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是最有文化的一个。民国初期，小爷爷从常州城里的师范毕业后，就回到琅琊墩小学做了一名教书先生。虽无法与陶行知、黄炎培等大家相比，但也可称得上是本地乡村教育的先行者。那时候，一般的农家孩子大多是没有条件上得了学读得起书的，只有生活条件较好，父母思想解放，并富有远见的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读书。因此，那时坐在课堂里的孩子数量不多，年龄也是参差不齐，3-18岁的都有。先生们既要教孩子读书识字学文化，又要教他们礼仪廉耻学做人，可谓“劳力上劳心”。
我没见过小爷爷怎样教人读书识字学文化，但父辈十三个（堂）兄弟姐妹受他影响，全部都上过学读过书。中学毕业的、读师范的、上大学的，做教师的、当工程师的，在那个年代里也可以称得上是人才辈出。父亲的5个堂兄弟，因为读过书，有文化。因此，在解放后，全部吃上的“公家饭”，拥有了“国家户口”（城镇居民户口），这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多见。
父亲是在民国时期读完初中，后因家庭实在困难，乡村师范没读完就回到村里当了一名乡村教师的，那年他才17岁。村里与他同龄的王氏后人像他一样当上教师的还有不少，除了少数走出乡村到城市读书做学问，当上中学、大学教师的，大部分也都是乡村教员。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当教书先生，还不如裁缝、铜匠、厨子等手工艺人来得吃香，之所以还是有不少家贫如洗的人愿意出去当教师，是因为当时的教师虽然俸禄很低，但也算是吃“百家饭”的行当，至少是饿不死冻不着。
在解放初期的教师队伍中，乡村教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群体，具有年龄不一、身份多样的特征，除了部分像父亲一样从旧社会“转任”，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速成教育、简易师范和各种培训班培养而成的。他们秉持了“耕读传习”“修齐治平”的乡绅情怀，一起肩负着农村儿童教育和成人识字教育的双重任务，在百废待兴中担负起农村孩子人生引路人的角色。
从解放前后到去世前，父亲先后在村里的琅琊墩小学和东桥的邓庄小学从教。那时的农村小学，好多都是设置在祠堂或寺庙里的。我们还未出生时位于村后的琅琊墩小学因大运河疏浚就被拆掉异地重建了。朦朦胧胧中只记得邓庄小学所在的寺庙是在一片绿树环抱之中，青灰色的院墙，黑色的殿脊，从前往后共三排房子，空间很大。前面两排分别各有两间教室，第三排好像是办公室和宿舍。中间的天井里长着好几棵苍绿的参天古树。那庙宇的门槛很高，年龄还小的自己似乎都是靠手撑着爬过去的。那教室里放置的桌椅板凳似乎也不一致，有高有矮、有长有短、有黑有白，正如坐在里头的学生一样，年龄大小、个子高矮都不相同。
父亲教书的年代里，农村农家都很穷，有的孩子即便是坐到了教室里，家里依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况，更别说交学费书本费了。同样穷人家庭出身的父亲和同事们一样，想学生所想，急家长所急，每每学生交不上学费，吃不上饭，总会掏出自己口袋里刚发的工资先给学生交上，把自己蒸的米饭，拨出大部分来先让学生填饱肚子。有时候自己的工资不够花了，还要回到家里来问家人拿上十块八，给学生“填”上。父亲教过的一个韦姓学生，是个孤儿，住在韩宗自然村，他从小学到初中毕业的学费和生活费一直都由父亲承担，在无锡工作成家的他听说父亲生病去世后也曾到家里来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待我们这一代人相继走进学校，农村与城市一样开始进入了“狂热”的年代，教师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洗礼”，受到了伤害层度不一的冲击。这个时候父亲一辈的老一代“先生”们，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当成了“臭老九”，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贬低，不少人还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有的被从城市发配到了乡村，有的则从江南被发配到了苏北。更有不少在乡的农村教师，白天照常上课，晚上还要戴上高帽子挨斗，这样的例子不出村子就能找上好几个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成为吉林工业大学教授的志新，因为家里被评为富农，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敢回到老家看望父母双亲，即便有时出差路过故乡，家人也不敢轻易与他相见。
“把教育办在老百姓家门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学校教育开始进入普及办学的模式。那时，一个大队（村委）基本都有两到三所村小，一所小学加初中的七年一贯制学校，学校数、学生数和教师数可能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当年我们就读的琅琊墩小学，后来改为何家中小学就属此类。这一阶段我父亲那一辈的教师陆续开始走向暮年，大批挣着工分的“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成为了乡村教师的主力，而这一时期各级各类的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招生，则以推荐一线工农兵，“看手上老茧”的方式入学。当年，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七年（因为招生季节的调整事实上是读了八年）小学到初中的，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回乡的“老三届”（1966级、1967级、1968级在校的初、高中学生）知识青年。我的初中班主任定华老师以及他的堂弟良元老师，也都是在这个时期走上教坛的。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这在当时的村里也算是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他们虽因国家动荡失去了读大学“跳农门”的机会，却因时代的需要，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拿着工分的乡村教师。出身农家的他们都有着乡村文人共有的憨厚、朴实、儒雅的特征，在后王村王氏家族的学生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村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却没有因我们姓氏相同，辈分相近而放松对我们的要求。他们甘于清贫、不畏艰辛，一丝不苟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教授给大家，尽其所能地给我们这一代人打开了一扇探索现代文明的窗口。
庆幸的是恢复高考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给全国的知识青年，特别是几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子弟们带来了希望的春天。 从这一天起，后王人家便更加重视自己孩子的读书学习，许多文化不高的家长宁愿自己多干活少吃饭也要把孩子送进课堂考上大学。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读书读好书才能改变命运。好在这些学子们大多很争气，他们传承先辈尊重知识、勤奋好学的传统，刻苦努力，持之以恒，并最终获得了成功。村里王姓家族中1960年代后出生的人群中，几乎都是通过读书脱离了农村，改变了人生。其中不少后王游子学习有范、事业有成的故事也成了不少家庭教育激励下一代好好读书的生动教材，而这些人中有近一半都当上或曾经当过教师。
当年村里与我同级的6名王姓同学中，有两人高中毕业当年就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教师。科班毕业，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青黄不接、参差不齐的教师队伍中既是新鲜血液，更是寥若晨星，堪称“最美的乡村精英”。在学校她们是全科型、技能型人才，有扎实的“三字一画”基本功。她们不仅把帮助农家子弟摆脱贫困考上大学看成自己的使命，而且自身也成为了农家子弟们脱贫致富、走向城市文明的桥梁和激励者，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和尊崇。
从父亲那一代开始，到我们的下一代为止，家里的教师也可谓层出不穷，从小学教员到大学教授应有尽有。他们继承发扬勤奋做事、踏实做人的家风，在各自的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大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拥有国际、国内教师资质的最年轻的一代，如今也已成为了教学及其管理岗位上的中坚。
今天，教师节，是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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