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养猪是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贫困时期的农家来说，一个猪圈就等同于一座“银行”，一座“农肥厂”，寄托着一家老小改善生活的希望。“要发财，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猪多肥多粮多”“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一条条耳熟能详的标语（口号），道出了那个时期农村人养猪的真谛。
在村里，猪舍猪圈是家家户户的标配。春天抓，夏天养，秋天长，冬天卖，是一条亘固不变的养猪定律。物资贫乏的年代，农家日子的好坏与养猪紧密相连。猪，关系着一家人的吃穿，关系着孩子们的学费，关系着能否过个好年。但那时候养猪，靠的也不仅仅是力气，还有运气。
大集体时代，养猪是种植粮食以外的重要副业之一。田里生产的粮食，首先要确保上交国家公粮，其次要留足集体储备粮，最后才会分给社员当口粮。当年，生产队集体养猪除了要完成上面交给的饲养生猪的任务外，还有着沤制粪肥垩（ǒ）田、出售换取现金等功能。每年腊月二十一过队里就会将养肥的大部分肉猪运到街上食品站卖掉，收入的现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者年底的分红，留下的一两头则作为年猪杀掉分给社员们过年。再后来，在巩固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国家又鼓励农户私人养猪。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确保了肥料的来源，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家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家人的生活质量。
那时候，生产队集体的小猪都是由集体饲养的母猪产下的，而农户家里的小猪基本上都是从集市上购买的。一般都是在每年开春的时候买回，养到过年前出售。等到卖了大猪，除去买些生产生活资料、置办一些年货，还要留下第二年开春后抓小猪的钱，如此循环往复，基本上每年都要养上一至两头。那个年代，农村人的现金收入，除了靠出卖少量的农副产品以外，就是养猪卖猪。
记得每年春节一过的第一个集场，家里都会去街上买回一两只小猪（乡下称“捉小猪”），养大后或出售挣钱，或杀猪吃肉。捉小猪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都要挑选那种脑袋圆润皮毛顺滑，嘴短腿长耳朵大的仔猪。据说这种猪肯吃肯长，而且还比较容易长大。那种嘴长臀尖毛发杂乱的小猪，不仅挑食难喂，而且性格焦躁难长膘。买回来的小猪一般都是断奶不久的，所以一开始都要喂一些剩饭剩菜，以及麸皮、豆饼等营养价值相对较高的饲料，而后再开始搭配草料喂养，随着猪的渐渐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吃的草料也就越来越多。有的小猪买回来养上一段时间后还要“阉割”一下，目的是破坏其生殖系统，降低性激素水平，使猪的性情更加温顺，成长速度更快。同时，也能大大降低肉中的骚味，使肉质更加美味可口。
在过去，养猪是农家人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植自留地以外，最重要的一项日常家务。那时的农家人，饭可以先不吃，衣服可以先不洗，猪是必须按时喂的。猪饲料则是以山芋藤、南瓜藤、菜边皮、细糠为主，没有添加剂、瘦肉精，但猪的生长期也相对较长，一只二十多斤的小猪喂养到大都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天忙完地里的活，首先要去自留地里把山芋（南瓜）藤撨（xiāo 割）回家，然后用刀斩短切细，再放到灶上的大铁锅里用大火烧煮，待开锅后拌入细糠、麸皮等辅料煮熟，熄火后再焐上一段时间即可喂猪。那个时候自留地有限，种植的山芋、南瓜等更是有限，也因此使猪饲料常常捉襟见肘。于是，撨猪草也就成了放学后的孩子们重要的家庭作业之一。放下书包，拎起竹篮、拿起镰刀，在广袤的田间地头“战天斗地”。家住运河边，撨草的主战场自然也离不开河埂，因为水土丰润，河边上的青草总是比其他地方来得茂盛，一丛丛、一簇簇，绿绿的、嫩嫩的。左手揪草，右手挥镰，在一阵阵颇有节奏的“沙沙”声中，一片片青草迅速变成了篮子里的战利品，撨回家的青草与其它饲料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猪们美味的晚餐。
藤草少的时候，就到河里去捞水葫芦、水浮莲作为补充。不过，这些水生植物虽量多价“廉”，但口感却与田里长的青饲料千差万别，如果不与麸皮、豆饼等精饲料相拌，猪是基本不吃的，而这样的猪食准备起来也要比藤草麻烦许多。一方面它们出水后容易发蔫不能久放，必须及时将其斩得很细，然后加入细糠、麸皮、豆饼等煮熟才能投喂，另一方面，这些水生植物对人的皮肤刺激较大，在刀切这些植物时不能直接用手抓，需要戴上手套，否则过后手会发痒。
到了冬季，洗锅水、剩饭剩菜、烂南瓜、坏山芋等则成了猪们的主食。那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会通过关系去粮管所、米厂、酒厂等地买些麸皮、酒糟、豆饼等用来喂猪，以增加猪的食欲，使它们能够多长肉快长膘。
喂猪是需要点艺术的。当你拎着猪食桶走近猪圈，听到脚步声、闻到猪食味的猪们便会“嗷嗷，嗷嗷……”地吼叫起来，用嘴鼻拱着圈门的同时，扬着脖子眼巴巴地等着你的到来。等到将猪食“哗哗”地倒入食槽，便迫不及待地将嘴鼻埋进食槽“叭嗒叭嗒”地吃起食来。一只猪还好，可以与世无争、毫无对手地悠然吃食。若有两只以上，而且是一大一小，那么就会出现以大欺小的情况。只见那大猪用力顶开小猪，企图一猪独食，可是小猪也很饿，拼了命也要挤过来抢食，一时间，猪圈里的“嗷”叫声此起彼伏。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喂猪者就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边大声呵斥，边举起舀食的勺子敲打着大猪的脑头，以此为小猪争取到更多的吃食机会。
为了使猪多吃快长，喂猪时都要仔细观察它们的吃食情况，有时为了让猪吃完全部食物，也会舀一些细糠、麸皮、大麦旱（hàn 粉）等撒入槽内，以此来调动猪们吃食的“积极性”，同时也能通过其吃食的情况来判断猪的身体状况。如果发现某只猪吃得少没“胃口”，则可能身体有恙，需要请兽医前来诊治。那时的兽医如同赤脚医生一样，也都是走村串户的，哪家牲畜有病，基本都是随喊随到。不过兽医治病到没有中医需要“望闻问切”那么复杂，一般是通过观察猪的吃喝拉撒及精神状况判断其得了什么毛病，然后喂药打针。说到打针，那畜用的注射器与人用的注射器是有着很大不同的，那玻璃的针管外还罩有银色的金属护套，金属的活塞上还套着一圈弹簧，而且个头也比普通注射器大了许多。给猪打针也是十分不易，需要不断地与其“斗智斗勇”。如果是小猪尚可由几个人抓住按在地上让兽医慢慢注射。如果是大猪则需要“人随猪游”，趁着猪在圈里游走的不经意间快速出击，将针头稳稳地扎入猪的耳根部位快速推出药液，考验兽医的不只是技艺，更有耐心。
“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大了总是要出栏的，或送到食品站出售换钱，或自家杀了过年。那时家里饲养的猪最大不过一百七八十斤，似乎很少有超过两百斤的。年底一到，家里就要趁络上（集市）将大一点的猪抓起来捆住四肢，用两只挑肥用的粪箕（乡下称泥络子）口对口扎在一起，把猪扛到街上的食品站里卖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食品站收购毛猪，是根据猪的肥瘦及出肉率定价的，大概也就六毛钱左右一斤。卖猪的这一天，农户家里一般都要给猪喂点好的食物，让它吃个饱，并希望其一路上不拉不尿，以保证猪的分量。但“卖”的还是没有“买”的精，就像是交售公粮时，粮的好坏全由粮站质检员说了算一样，猪的好坏也是全凭收猪员的一句话。
到了食品站七手八脚把嚎叫中的猪抬上磅秤，很是忐忑地看着那收猪员的神情。只见坐在椅子上的他弯下腰，用肉眼观察着猪的肥瘦，再用手摸一摸猪的肚子。然后，面无表情地抬起头，呷一口茶，用眼瞄一下秤杆，报出猪的斤量。稍后拿一把类似于手术用的长柄剪刀，在猪的身上剪出等级记号。比如，一等的剪一条杠、二等的剪两条杠，以此类推。收猪员手中的剪刀就好比那法官手中的法槌，“惊堂木”一拍，给人以强权和恐惧之感。猪的好坏，价格的高低自然是与他的心情直接挂钩的，他说几等就是几等，全凭良心做事。而卖猪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吃亏，短斤缺量等级低，因为差一个等级就要少卖一二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卖猪的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说着好话，递上平时连自己都舍不得抽的香烟，或请熟人打个招呼，兴许就会有个好的结果。如稍有不慎，惹毛了收猪的，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从食品站出来，拿着卖猪所得，先到街上把家里急用的东西买了，回到家里后再盘算着买农资、办年货、还欠账、交学费等其他吃用开销。“铁打的猪圈流水的猪”，那个年代里，村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在重复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养猪，一桩纯属于农村农家的旧事，反映的却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无论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窘迫，养猪是多么的艰辛，如今都在吃肉中被化为笑谈。而说起养猪，最为怀念的还是那时的猪肉如何好吃、如何健康、如何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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