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民法、刑法进行机械化的划分，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法官从受教育之处就灌输某一案件属于民事还是刑事领域，属于何种“案由”，在思维层面上即与纷繁复杂的案件产生了鸿沟，任何一纠纷的产生绝非一单一部门法可全部化解，之所以产生法律部门，是立法技术的考量，而非实践经验的积累；
2.案件办理部门区分为“刑庭”“民庭”，面对案件首先“归类”，这种未加审判之前的分类将决定一种案件的最终走向，民事法官看来属于欺诈、不当得利，刑事法官看来属于诈骗、非法所得。最高院为厘清这一问题，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对何为“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界定，但界定的文字本身又涉及到解释难题，只能使得概念越来越复杂；
3.为何此状况能在中国运行这么多年，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严厉打击市场经济犯罪“的年代，民事欺诈将更多归入刑事犯罪处理，在”保障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保障企业家权益“的年代，犯罪也可民事赔偿解决。至于何为”非法占有目的“，法庭总是能炮制出一堆谁也读不懂的判决来掩人耳目；
4.诈骗罪的成立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但民事欺诈得到他人财产无”非法占有目的“？将预售资金挪作他用导致房屋无法交付，开发商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5.这是一个虚伪的问题，根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同伤害罪与侵权行为有何区别类似。至于刑法将打击到何种程度，则是刑事政策因素，将政策问题误解为构成要件的区别，误区越走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