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科学的前沿进展与中国音乐院校的新文科建设——从音乐表演研究国际学术论坛暨跨学科系列讲座谈起

2023年4月14日至16日，由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承办的音乐表演研究国际学术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IFMPS 2023）暨跨学科系列讲座活动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来自十余个国家以及国内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域的200多名代表展开了近百人次的发言交流，涉及海外专家讲座、国内专家主题发言、分组论坛、讲座音乐会与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全面覆盖历史、分析与科学实证等音乐表演相关研究的各个领域。

其中，7场由国际顶尖专家担纲的讲座体现了学术前沿发展的最新动态，对于国内音乐院校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由两位“70后”中青年领军人物维尔纳•格布尔（Werner Goebl）教授与阿伦·威廉蒙（Aaron Williamon）教授所带来的关于表演科学与数字音乐学方面的分享，更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他们两位分别来自与中国独立设置音乐学院的规模体量较为相近的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Universität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Wien，mdw）以及更为小而精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RCM），且各自掌管着享有全球盛誉的音乐声学系—维也纳声音风格研究所（Institut für musikalische Akustik - Wiener Klangstil，IWK）[1]以及表演科学中心（Centre for Performance Science，CPS）[2]，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独立音乐院校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为一个带有鲜明新文科特征的交叉学科领域，音乐表演研究（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自世纪之交以来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该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是本次IFMPS 2023的嘉宾之一，英国剑桥大学约翰·林克（John Rink）教授于1995年和2002年主编出版了两本重要论著——《表演实践：音乐诠释研究》（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3]以及《音乐表演：理解指南》（Musical Performance: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4]，分别从侧重研究与教学普及的角度完整定义了这个新兴学科，20余年来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同。

林克教授从2013年3月首次访华讲学至今已在中国举办了数十场线上线下讲座，并在各类学术会议上担任主题发言人，对国内的音乐表演研究学科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上述代表作《音乐表演：理解指南》的中文版以《剑桥音乐表演理解指南》[5]为书名面世以后，在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该学科领域的发展又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由于整体科研环境与周边学科的发展程度差异等客观因素，音乐表演研究最具有创新应用价值的跨学科特点与实践支撑优势似乎始终未能在国内的学科与课程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与本文引言中提及的两所世界顶尖音乐学院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高拂晓等学者在论文[6]中曾多次明确指出国内的音乐表演相关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以及科学实证方法的应用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为理解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我们不妨先以时间为线索简单梳理一下该领域在西方的大致发展脉络。笔者通过Musical Performance与Music Performance这两个偏英式英语与偏美式英语的关键词，从谷歌学术中检索出最高被引的20篇文献，然后酌情省略了少量相同作者与相同选题的篇目，再把余下的根据发表时间排列在了时间轴上（图1）。

从中可以看出，时间轴下方偏科学、心理学与实证方法的论文及专著，与时间轴上方偏哲学、历史、分析或综合视角的论著，差不多各占了半壁江山。前者以论文居多，在发表时间上整体相对靠前；而后者几乎都是专著或合著，除了在世纪之交还有个别论著是明确基于哲学或历史这样的纯文科方法以外，其余大多数都采用了包括科学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内的综合视角。

从整体趋势来看，得益于20世纪中后叶音乐心理学与教育学等领域的蓬勃发展，科学实证方法始终引领并支撑着西方音乐表演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如今这种多学科高度交叉融合的总体格局。

如此，表演科学与心理学作为基础学科持续推动着更为综合性的音乐表演研究。例如图1下方墨尔本大学简·戴维森（Jane Davidson）教授（也是本次IFMPS 2023的嘉宾之一）关于身体动作姿态等方面的成果[7]不仅引用率可观，还被整理收录到了《剑桥音乐表演理解指南》等综合性书籍中。

这一趋势特别体现在了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AHRC）投入数百万英镑所建设的两个分别以历史录音与现场表演为主要对象的大型研究项目“录制音乐的历史与分析AHRC研究中心”（AHRC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Recorded Music，CHARM）[8]与“音乐表演作为创造性实践的AHRC研究中心”（The AHRC Research Centre for Musical Performance as Creative Practice，CMPCP）中[9]。

前者由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教授（也是本次IFMPS 2023的嘉宾之一）负责[10]，在图1中的代表成果是《剑桥录制音乐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corded Music）[11]；而后者由林克教授负责，在图1中的代表成果是《成长中的音乐家：创造性表演之路》（Musicians in the Making: Pathways to Creative Performance）[12]，本文先前提及的威廉蒙教授也是该书的三位主编之一。

这两个由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投资巨大且历时十余年的重要课题，又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夯实了西方音乐表演研究偏重实证分析以及实践运用的特点。

与此同时，图1下方的学术领域也常以音乐表演科学或表演科学（Performance Science）为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持续发展。由理查德·帕恩科特（Richard Parncutt）与加里·麦克弗森（Gary McPherson）于2002年主编出版的《音乐表演的科学与心理学：教学的创造性策略》（The Science and Psychology of Music Performance: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13]大致定义了音乐表演科学的研究范围。

该书分为成长中的音乐家（The Developing Musician）、音乐表演的子技能（Subskills of Music Performance）以及乐器与合奏团体（Instruments and Ensembles）三大部分共21个章节，广泛涉及音乐表演才能发展、舞台焦虑、视奏与即兴演奏、练习与背谱、音响可视化分析、表演姿态、结构与情感表现以及音乐声学与心理声学等话题，为表演科学在随后20余年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主编帕恩科特教授现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系统音乐学中心（Zentrum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主任，是本文引言中提及的格布尔教授在博士阶段的导师；而副主编麦克弗森现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的奥蒙德（Ormond）讲席教授，研究视角更偏向于音乐教育，是威廉蒙教授的长期合作者。

很自然，格布尔与威廉蒙这两位在顶尖独立音乐院校身居要职的中青年专家，在新世纪以来各有侧重地继承并发展了作为独立学科与基础学科的音乐表演科学。

其中，威廉蒙教授个人最高被引的成果是有关培养顶尖音乐家的编著《音乐的卓越性：提升表演的策略与技巧》（Musical Excellenc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o Enhance Performance）[14]，同时他也负责撰写了《剑桥音乐表演理解指南》中关于音乐记忆与背谱的章节以及《成长中的音乐家：创造性表演之路》中关于在聚光灯下自主学习的章节。

他于2000年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CM）创建了表演科学中心（CPS）。2015年，CPS升级为由RCM与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联合主办，两院共享各自优势资源，协力把CPS打造成为音乐表演艺术领域首屈一指的跨学科研究中心。CPS当前的主要研究主题包括：捕捉表演（Capturing Performance），实验性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音乐、健康与幸福感（Music,Health and Wellbeing）以及表演者的健康与幸福感（Performers' Health and Wellbeing）等[15]。

除个人著述、创建与管理CPS以外，威廉蒙教授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创办了表演科学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erformance Science，ISPS）[16]。

该研讨会每两年在全球不同的洲举办一次，为表演家与科学家提供跨学科交流的平台。ISPS的常见论题范围与CPS的研究主题接近。例如，在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ISPS 2021中，近百篇发言被分为三大论题：艺术与健康（the arts and health）、捕捉表演（capturing performance）以及学习中的表演者（the learning performer）。

参考与图1类似的思路，在图2中，笔者把自2007年以来的ISPS历次会议排列在了时间轴下方，而时间轴上方首先是由林克教授负责的CMPCP衍生出的表演研究网络（Performance Studies Network，PSN）国际研讨会，在此基础上还列出了近年来由中国音乐院校主办的音乐表演研究相关会议。其中，在CMPCP运行期间的前三次PSN会议都在剑桥大学举行，而后则每两年在英国及欧洲的不同城市举行（PSN 2020因疫情延期到了2022年，并更换了主办单位）。

相对于ISPS来说，PSN更多融合了表演研究的历史与分析等传统方法，更偏向于文科思维。显然，从学术会议的角度来看，表演科学同样引领并支撑着音乐表演相关综合研究的发展，同时作为独立学科，表演科学往往更具有对周边学科的吸引力以及广泛的国际参与度。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各种留学与访学机会，中国大陆学者从2013年开始持续参与了PSN系列会议并发言[17]。这显著影响了音乐表演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并直接催生了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的“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NCMPS）以及由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承办的“音乐表演研究国际学术论坛”（IFMPS，第一届暂名“音乐表演理论学科国际高峰论坛”）。

前者从2016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而后者始于2019年。很自然，这两个系列会议受PSN的影响较大，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林克教授作为主题发言者参加了NCMPS与IFMPS至今为止前五次会议中的三次。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于作为独立学科的表演科学以及ISPS的熟悉程度较低。

笔者近年来连续在ISPS 2019与2021上发言，并应邀担任了在波兰举办的ISPS 2023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将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ISPS 2025中方负责人，切身感受到了表演科学在后疫情时代的特殊重要性以及该领域所特有的跨学科亲和力。

威廉蒙教授在本次IFMPS上的讲座《发展和强化音乐卓越性的跨学科视角》（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Developing and Supporting Musical Excellence）不仅基于他个人的学术偏好，同时也是对CPS与ISPS近年来发展走向的一次提炼和总结，其中涉及了刚拿到AHRC大笔资助的表演模拟器（Performance Simulator）[18]等高科技训练方法以及对表演者健康福祉的密切关注，这些都体现了全球顶级音乐学院RCM应有的职责与担当。

相对于威廉蒙教授更偏向于心理学与音乐教育的学术背景，格布尔教授对数字化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为深入，这与他独特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密切相关。除了前文提及的追随帕恩科特教授在格拉茨大学获得的系统音乐学博士学位以外，他还拥有维也纳大学授予的系统音乐学硕士学位以及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授予的室内乐钢琴演奏专业硕士学位与音乐声学专业大学任教资格（Habilitation）。

在正式加盟并随后执掌音乐声学系—维也纳声音风格研究所之前，他还在奥地利人工智能研究所（Österreichische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FAI）、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ungliga Tekniska Högskolan，KTH）以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等全球顶尖科研院所担任过博士后与研究员。

这些都为他把更为丰富的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手段运用于表演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格布尔教授拥有两个系统音乐学学位，而他的博士生导师帕恩科特教授作为表演科学的开拓者长期主持着格拉茨大学的系统音乐学中心，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渊源。

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1855—1941）在《音乐学季刊》（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创刊号的头条上发表了不朽名篇《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标》（Umfang, Methode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19]，随后于1898年接替汉斯力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并正式创建了全球最早的音乐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Musikwissenschaft），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如表1所示，阿德勒把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或直译为“音乐科学”）分为“历史的”与“体系的”两大类别。其中，在“体系的”类别下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大致包括音乐的基本法则、美学、教学法以及着眼于民族志的音乐学（Musikologie），同时还包括声学与数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等辅助科学（Hilfswissenschaften）。

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德勒的二分法被弗里德里希·布鲁姆（Friedrich Blume，1893—1975）的三分法所替代[20]，原先在“体系的”类别下的音乐学（Musikologie）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kologie）为名升级为一个独立类别。这种三分法在德奥以及部分欧洲大学体系中被大致沿用了下来。

然而，在如今的英语世界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历史音乐学基本上对应于音乐史（music history）或狭义上的音乐学（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则得到完整延续并有较大的进一步发展。唯独体系音乐学的概念在德奥以外的地区似乎较少被应用，这或许与该类别的很多领域都已经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关，例如音乐理论（music theory）、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声学、音乐心理学等等。

但缺少了体系音乐学这一整体类别框架的统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科交叉的潜力，并显著降低了这些领域的知识技能集中于同一位学者身上的可能性。这对于像表演科学这样特别需要跨学科整合的新兴领域来说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

所幸，前文所提及的帕恩科特、麦克弗森、戴维森、威廉蒙与格布尔等教授，由于他们独特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学术视野都横跨了体系音乐学下的多个门类且都具备专业级别的演奏能力。

除此以外，体系音乐学概念的重要性还特别体现在它与音乐以外的学科，特别是科技领域的跨学科亲和力。例如，格布尔教授早年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他在音乐声学、心理学与演奏实践等方面的前期积累，所发明的演奏蠕虫（Performance Worm）[21]等对音乐表演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他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对演奏表情[22]以及演奏风格[23]等论题上，为表演科学以及综合性的表演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格布尔教授的相关论文发表后不久，笔者就把演奏蠕虫等方法应用于自己的研究[24]，并随后把原创开发的可视化软件做成可免费使用的在线工具[25]，使这些国际前沿手段对近年来国内的音乐表演相关研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另外，格布尔教授的这些成果恰好诞生在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数字图书馆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渐兴起的时代，这些潜在要求大数据支持的研究论题为另一门重要交叉学科——数字音乐学（Digital Musicology）的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格布尔教授在本次IFMPS 2023上的讲座中先简短回顾了他早年研究的上述历史，而后重点介绍了IWK正在进行的一个奥地利科学基金项目“量化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标志性声音（Quantifying the signature sound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s New Year's Concerts）”[26]。这是一个把数字音乐学方法运用于表演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巧合的是，笔者曾在2022年发表过一篇相关论文《维也纳圆舞曲中的维也纳风格：关于〈蓝色多瑙河〉录音中时速问题的实证研究》（The Viennese Style in the Viennese Waltz: An Empirical Study of Timing in Recordings of The Blue Danube）[27]，并荣获奥地利音乐学最佳论文奖。其中采用了格布尔教授发明的演奏蠕虫（经过笔者的针对性优化），来呈现在速度与力度变化的相对关系方面（与这里的rubato效果密切相关），维也纳爱乐乐团特别是他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现场演奏的独特风格。

在图3中，每一条蠕虫代表一个不同的演奏版本，横坐标是力度，纵坐标是速度。第一行来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录音，第二行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VPO）与维也纳交响乐团（VSO）的录音室录音，第三行则来自非维也纳乐团的录音。从中可以大致看出，第一行与第二行中的版本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共性特征，尤其是右上角近20年以来的三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版本。

图3的演奏蠕虫采用笔者原创的Vmus.net在线工具，基于人工的拍点标注工作生成，较为费时费力。可以想象，如果这里的15个录音版本扩充到更大的数量级，例如150个（仅留下录音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有超过70个版本），并把研究范围从《蓝色多瑙河》扩大到更多的维也纳圆舞曲作品，那么结论的精准性与说服力将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仅仅靠这种极度依赖人力的方法是非常低效率且几乎不太可能完美实现的。

这时，格布尔教授带领的IWK团队所正在推进的数字音乐学方法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就非常明显了。简单说来，他们将全面收集并数字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所有音像资料与相关乐谱文献，并把其中的音频特征、乐谱编码与历史语料等数据进行对齐与校准，并将这些多模态的音乐信息互联互通起来，以便借助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以及可重复使用（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and Reusable，FAIR）的方法形成一整套数据集[28]。

这将为有关演奏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探讨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持，诸如演奏蠕虫、速度曲线这样的可视化图表将有望全自动批量生成。可以想象，在今后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表演科学与综合性表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将高度依赖于这类数字音乐学的方法。

对表演科学在国外的发展走向进行全面梳理，自然会让我们想起正在中国的音乐艺术院校中广泛开展的新文科与交叉学科建设。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今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发展，对于音乐院校，尤其是独立办学的音乐学院来说，培养高素质的音乐表演人才将始终是办学目标中的核心要务之一，这是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院出现200多年以来都难以改变的基本原则。

其次，新文科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主要基于对现有传统文科进行跨学科重组，把现代信息科技全面渗透到教学与科研的全流程中，以实现文理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29]。

本文先前所提及的数字人文便是新文科理念的典型体现，而在音乐院校的环境中，基于数字音乐学等智能化方法的表演科学研究及应用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优先发展方向，这不仅是一个具有独特价值与意义的新兴学科领域，还将明显有助于带动音乐学院借以安身立命的表演、创作与音乐学等传统学科。

遗憾的是，当前国内音乐学院的新文科与交叉学科建设往往容易停留在表面的应用层级，而未能充分与传统优势学科深度融合，从而难以凸显音乐学院的特色与不可替代性。

除了前文已提及的案例以外，此次参加IFMPS 2023的海外嘉宾还为此提供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参考。例如林克教授在题为《从草图到草图：创作与表演音乐》（From Sketch to Sketch: Composing and Performing Music）的讲座中多次引用提及了他主持开发的肖邦在线平台[30]，其中整合了肖邦首版在线（Chopin's First Editions Online，CFEO）、肖邦首版注释目录（Annotated Catalogue of Chopin's First Editions, AC Online）以及肖邦集注版在线（Online Chopin Variorum Edition，OCVE）三个模块。

该项目得到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旗下专门资助数字出版的安德鲁·W·梅隆基金（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支持，同时还得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与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部门的持续维护，又是一个把数字音乐学方法应用到表演研究领域的典型成功案例。

特别是其中的OCVE模块已经远远超出了在线数据库的定位，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与应用性，可以让用户在网页中从肖邦作品的不同版本乐谱与手稿中进行浏览筛选，并通过简单的鼠标拖放操作，拼贴导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全新乐谱版本，可以用来支持具有历史知情（Historically Informed）倾向的高水平创造性演奏及相关研究。

很明显，像肖邦在线平台这样的学术成果非常符合我国新文科建设的定位，同时，此类“产品”只有在像林克教授这样在肖邦研究、表演研究、音乐作品分析与数字音乐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造诣的专家主持下才有可能完成，与市场上那些主要由资本与技术驱动的商业产品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林克教授在这方面的成就或多或少与顶尖综合大学雄厚的跨学科资源有关。那么，对于独立音乐院校来说，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呢？

为此，格布尔教授在IFMPS 2023讲座中提及的另一个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走向更丰富的公共领域音乐资源库”（Towards Richer Online Music Public-domain Archives，TROMPA）[31]是由欧盟资助的重大项目，由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UPF）的音乐科技小组（Music Technology Group，MTG）以及互动与分布式教育科技研究小组（Research Group on Interactive and Distributed Technologies for Education，TIDE）担任总协调方，包括荷兰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在内的多个全球顶尖院校机构共同参与。

其中IWK是唯一来自独立音乐院校的合作方，在其中负责了部分子课题的研究。TROMPA旨在基于音乐信息检索（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MIR）等技术无缝整合全球无版权保护的古典音乐资源，并形成乐谱、音视频与文字注释等多模态对齐互通的数字图书馆应用，以服务于学者、演奏（唱）家与音乐爱好者群体。这显然超出了一个独立音乐学院所能够驾驭的范围，但IWK在其中负责的一个名为“排练尝试的长时分析伴侣”（Companion for Long-term Analyses of Rehearsal Attempts，CLARA）[32]的应用却很有特色。

它主要采用了电子乐谱与演奏音频的自动对齐技术[33]，可以对练习录音与参考录音的速度、力度等参数进行可视化比较，以便让师生与同事之间可以基于在乐谱与演奏可视化图表上的标注信息来进行线上或线下的分析探讨，大幅提升了教学的精准度与效率。

这款名为“CLARA”的应用于2019年9月13日德国女钢琴家、作曲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1819—1896）的两百周年诞辰纪念日发布，由格布尔教授亲自演奏她的作品《A小调浪漫曲》（Romanze in A minor, WoO 28）作为演示曲，既展现了顶尖音乐学院基于表演科学与数字音乐学前沿方法对于高水准远程教学的追求，又体现了专业音乐工作者所特有的人文情怀。

本文通过梳理表演科学及周边领域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从19世纪末阿德勒分类下的体系音乐学到20世纪末表演科学的迅猛发展，都为随后的多学科交叉埋下了重要伏笔与铺垫。这些诸如声学与心理学等偏向于实证视角的学科，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很自然地助力音乐专业研究与新媒体及信息科技之间更好地衔接与融合，相当于在文科与工科之间建立了一座偏理科的桥梁。

反观国内音乐院校的一些新文科与交叉学科建设，往往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多学科支撑，而停留在较直观的层面。例如提到音乐科技，大多数情形下还只是涉及电子音乐、计算机编曲与录音混音之类的应用，这在数字音频设备与相关从业人员已经如此普及乃至饱和的今天显然是不够充分的，且这些领域通常还不足以体现音乐学院的传统优势以及不可替代的专业性。

在此情形下，表演科学的前沿发展以及本次IFMPS 2023的海外专家讲座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尤其是来自独立音乐学院的一些成功案例。

首先，要建设并发展好新文科与交叉学科，就难免要对“旧文科”进行必要的扩充与重组。例如，原本隶属于体系音乐学类别下的那些对表演科学与数字音乐学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实证性学科，在大多数中国的音乐院校中都是缺失、零散或边缘化的，这很有必要进行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德勒与格布尔教授的母校维也纳大学，现任的体系音乐学负责人克里斯托夫·瑞特（Christoph Reuter）[34]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从音乐声学（musikalische Akustik）、心理声学（Psychoakustik）一直延伸到了音乐信息检索（MIR）与软件开发等等。以中国的标准，他恐怕更有可能被安排到音乐科技类的系部去任教，从而远离与传统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环境。

其次，传统的系科划分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成立类似IWK与CPS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音乐学院创建表演科学相关机构几乎与在综合大学创建生命科学相关机构的重要性相当。以表演科学的视角来看，演奏（唱）者的身心健康与练习效率问题与医学、心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表演的捕捉与量化分析等问题与媒体科技及人工智能紧密联系，表演者的团队合作问题牵扯到社会学与管理学层面，而乐器声学与构造等问题又会涉及数学、物理等最基础的学科，几乎盘活了文、理、工、医、艺、管等整个学科目录。

这种鲜明的跨学科优势会带来极高的“性价比”，两位年龄与资历相仿的表演科学与音乐学领域专家，前者的引用数及科研量化指标甚至会比后者高出一个数量级之多。

再次，表演科学视野下的学科交叉是以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教学的深度交融为前提的，可以带来音乐学院及整个音乐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在音乐艺术院校普遍面临各种危机挑战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例如，音乐院校招生的文化分数线大幅度提升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若用传统思路来看几乎无解，但考生们如果能借助表演科学的方法显著提升练琴与学习效率，那将极有可能把这个难题化解为有利因素。又如，在近年来的音乐表演国际赛事中，中国选手似乎普遍遭遇日韩选手碾压，这或许有多方面原因。但从图2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早在2015年就主办过ISPS，且据笔者所知，日韩学者在历届ISPS与PSN中的参与度都比中国学者要高得多，他们至少在表演科学研究方面确实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如今，没有顶尖的体育科研就没有世界冠军，这基本上已成为全球共识，相信在未来的高水平国际音乐赛事中也将是如此[35]。

回顾表演科学及相关学科在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我们很难不对两所老牌顶尖音乐院校——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mdw）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CM）分别在1980年成立IWK（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维也纳乐器的声学特征进行分析，来解释维也纳乐团特殊的演奏风格并指导乐器复原及修造）、2000年成立CPS（当时牵头的威廉蒙“讲师”才刚刚博士毕业）的魄力与前瞻性发出由衷的感慨，这两个科研机构完全顺应并引领了时代的发展，也对各自院校的学科建设及排名提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本次的IFMPS 2023中，有不少中青年学者的发言或多或少借鉴了表演科学与数字音乐学的前沿方法，来解决在全球以及中国语境下的实践和教学中所遇到的风格量化与数据可视化等交叉学科论题，代表了音乐表演相关研究在我国未来发展最有潜力的一些方向。

总的说来，表演科学基于体系音乐学中的实证分支领域，具有广泛的跨学科亲和力与立竿见影的教学实践应用价值，有利于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可持续发展，且能够充分体现音乐表演、创作与音乐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不可替代的持久价值，具有很高的投入产出比，理应是中国音乐院校发展新文科与交叉学科的首选领域之一，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