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之后,广州暗流涌动。

时尚   2024-12-28 09:01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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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引用自网络
影视剧中的咸丰皇帝。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已经驾崩多年。继位的咸丰皇帝是道光的第四个儿子,虽然咸丰皇帝不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却是中国最后一位拥有实权的皇帝。咸丰之后,中国的最高大权被慈禧掌握了半个世纪。


作者:淮河雨

短评

在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之前,广州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01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就没有几个人会说英语,所以《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的翻译工作主要由英方人员完成。
长期在华生活的翻译官兼外交官马儒翰,传教士罗伯聃、郭士立负责翻译。
因为当时的翻译条件非常不成熟,远不像今天这样面面俱到。
只能说是业余水平的翻译官马儒翰、罗伯聃、郭士立与中国人的日常交流没有问题,但要书面化就有些难度了。
《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五口通商,即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允许英方于该五处“城邑”派驻领事、管事等官方外交代表,并允许英商及其家眷居于上述口岸。
在这一条上,双方的译本出现了分歧。
英文译本规定,不管是英国官方的领事,及领事家属、随员,还是商人及家属,都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的城镇中居住生活。
中文译本规定英国领事、商人可以居住在城镇,而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只能在港口居住。
考虑到翻译工作主要由英方人员完成,他们没有理由给自己挖个大坑。
合理解释,应该还是当时的翻译体系不健全造成的。
双方对城邑、港口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和分歧。
这种分歧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愈演愈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1856年2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军损失45万人,惨败于英法土联军之手。
英法遂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当时各国无不心怀鬼胎。
英国以为签订了《南京条约》,他们就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
奈何中国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导致英国商品销路不畅。
因此英国提出,希望清帝国在长江和内地增加一些通商口岸。
之前的五口通商,全都在海边。
法国除了希望中国增加新的通商口岸外,还希望中国放宽传教限制。
因为清帝国与法国签署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只能在通商城市传教,其他地方不行。
俄国就不用说了,在克里米亚被英法土击败后,目光转向中国。
并最终趁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口吃掉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国一直奉行“一体均沾”的原则,清帝国与英法的任何条约,他都要占好处,所以也支持英法的想法。
于是四国一起行动,向大清帝国施压,要求修改《南京条约》。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陌生,1856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咸丰皇帝烦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本想直接拒绝英法的修约要求。
但英法很聪明,他们也知道咸丰此时受困于太平天国。
所以提出,皇帝陛下,您不白修约。
《南京条约》修改之后,我们可以卖给您步枪和大炮,连军舰炮艇也能卖。
咱们的武器威力,您心里有数不是。
等武器一到,太平天国还是事吗?
咸丰一听,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同意适当的修改《南京条约》,但拒绝全面修约。
咸丰皇帝之所以同意修约,除了1856年前后的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也在于广州那边是问题不断。
在整个中国的经济与商贸中心转到上海之前,广州一直都是对外的核心城市,而且是最核心的城市。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里布被任命为广州将军、钦差大臣,负责在广州处理战后事宜。
伊里布的想法是按照《南京条约》,跟英国人和睦相处即可。
但广州民众极为愤怒,跟英国人时有冲突,甚至发生了焚烧夷楼事件
英国这边又逼着伊里布履行《南京条约》,伊里布是里外不是人。
1843年2月,在内外双重的巨大压力下,伊里布因病去世。
伊里布死后,道光皇帝想到了耆英。
皇帝觉得耆英现在算是半个“洋通”了,让他去广州跟英国人沟通最合适。
耆英被道光任命为两广总督,前期耆英确实还行。
他吸取了伊里布的教训,采取了“夷民两安”政策。
说白了就是踩钢丝,这边不得罪,那边也不得罪。
这个钢丝踩得还是不错的,一年多的时间,广州相安无事。
道光很开心,1845年3月,耆英被授以协办大学士。
协办大学士是从一品,总督只是正二品。
其实一年左右的时间,广州之所以相安无事,并不是耆英能力很强,而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没有找他麻烦。
文章上面说的那个《南京条约》第二条,双方手里的条款并不一样。
英国人要求自由进出广州,并在广州定居。
耆英则根据自己手里的条款规定,拒绝英国人进城。
起初璞鼎查还跟耆英交涉,发现无用之后,璞鼎查转而重点发展香港岛。
璞鼎查本人就是英国驻香港第一任总督。
从法理上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香港岛已经是英国领土。
璞鼎查的想法是把香港岛发展起来,当成英国在中国的立足点。
所以璞鼎查等人的精力基本都耗在香港岛,英国商人们闹得凶了,他就去找耆英沟通一下。
英国商人消停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844年5月7日,戴维斯接替璞鼎查,就任香港第二任总督兼驻华公使。
这里说一下,有些资料里会用德庇时这个名字。
德庇时就是戴维斯,是戴维斯晚年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戴维斯是个中国通,在1813年,时年18岁的戴维斯就来到了广州。
此后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精通中文。
戴维斯本人不算是个强硬派,但他对耆英不许英国人自由进入广州城非常不满。
他威胁耆英,如果不让英国人进入广州,那就再干一架。
耆英惧怕战端再起,只好与戴维斯签了一个准许英国人自由进城的协议。
然而戴维斯这位中国通没有真正打通任督二脉,他上了耆英的贼船,因为协议里没有时间限制。
也就是耆英同意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出广州,什么时间生效,不好意思,时间待定。
耆英也是能拖,一直到1847年4月。
几名英国商人在广东佛山与当地民团发生摩擦,戴维斯以此为借口,出动900多名英军,攻占了虎门炮台。
耆英傻眼了,他连忙找到戴维斯,说不要生气,他保证两年之内,一定允许英国人自由进出广州城。
戴维斯也没有打算真的撕破脸,见耆英示弱,见好就收。
耆英老谋深算,知道两年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为免自己在两年后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局,耆英极力向朝廷请求内调,以求脱身自保。
所以这边刚刚答应戴维斯,那边就急忙给道光上奏,赶紧把自己弄走吧。
道光也没有多想,单纯觉得耆英在广州待了几年,是该动一动了。
于是在1848年2月,徐广缙出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接替耆英。
叶名琛为广东巡抚,友情提醒,注意叶名琛,后面他还会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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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
叶名琛是一位有骨气的人,但他也是导致广州局势急剧恶化的关键人物。
02

徐广缙是安徽阜阳人,生于1797年,那一年乾隆皇帝还没有死。
故于1869年,享年72岁。
与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两江总督牛鉴一样,徐广缙算是一个封建帝国体制下的合格官僚。
相对清廉,治理地方也懂得与民生息,尽可能避免苛政懒政的情况。
在晚清那如同一锅烂泥的官僚阶层中,徐广缙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地方大员。
1847年,也就是耆英还没有走之前,徐广缙已经调任广东巡抚。
徐广缙虽然治理地方比较有政绩,但对外关系是门外汉,竹岐事件就给徐广缙狠狠地上了一课。
上课之后的徐广缙学得很快,事实上他比耆英更有能力。
1847年的10月份,几名英国船员溜达到广州城西的竹岐村调戏妇女。
被村民发现,原本几名英国人撒丫子跑路就行了。
但他们仗着手里有枪,反过来威胁村民。
被激怒的村民与英国船员发生械斗,6名英国船员被打死,竹岐村村民一死一伤。
戴维斯闻讯后找耆英要说法,并且威胁耆英,如果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处理结果,他就会带兵消灭整个竹岐村。
竹岐村,以及附近的村庄知道英国人的威胁之后,抗英情绪高涨。
他们自发组织民团,打算和英国人算总账。
彼时徐广缙刚就任广东巡抚没几天,耆英就把这活甩给了他。
徐广缙态度明确,既然是大清子民在大清境内杀了人,自有大清律法惩治。
经过调查,当天参与械斗的村民有19人,其中4人为直接杀人者。
于是徐广缙判决4人死刑,其他人则免于一死。
竹岐村村民对这个判决是可以接受的,但戴维斯不同意,他坚持要处死当天参与械斗的全部19名村民。
徐广缙与戴维斯多次沟通,均没有结果。
戴维斯态度强硬,又拥有军事优势,徐广缙一时之间没了办法。
无奈之下,徐广缙只好去找耆英。
耆英跟英国人打交道时间久了,能力怎么样先不说,经验还是积累了一些,他从徐广缙的汇报中听出了门道。
戴维斯之所以要求处死所有19名村民,主因是觉得如果不重罚树典型,以后英国人上岸做生意、吃饭、消费就没有安全感。
说来说去,不就是要个安全感嘛。
耆英命令制定一份公约,规定以后不许妄杀洋人。
广东全省的知名乡绅都要在公约上签字,相当于公约在广东全境都有效。
公约拿给戴维斯之后,戴维斯果然无话可说。
1848年2月,耆英调走,徐广缙被正式攫升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耆英刚走,戴维斯找来了。
因为耆英之前签了一个两年内允许英国人入城的协议,按照日期推算,1849年4月6日,英国人就可以自由进出广州了。
戴维斯想的是,字是耆英签的,现在他走了,你徐广缙认不认。
经历了竹岐事件之后,徐广缙深刻认识到,广东与他过去任职的地方很不一样。
这里民风剽悍,性情刚毅,不愿意轻易屈服。
而经过他的调查,广州老百姓几乎没有人同意接纳英国人进城。
如果贸然履约,允许1849年4月6日之后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英国人倒开心了,但他会被广州城的老百姓骂到社死。
与广东巡抚叶名琛商量之后,徐广缙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拒绝承认耆英签订的两年之约。
好巧不巧,在耆英走之后一个月的1848年3月21日,戴维斯也接到调令,离开了中国,接替戴维斯的是文咸。
那个年代的翻译体系确实不是很成熟,这个名字看起来像个中国人,但人家是根正苗红的英国人。
文咸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因为在他任内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运动起于广西,后太平军攻入广东,一度打到潮州。
广州人心震动,为了保住财产,广州当地的富商们纷纷避居拥有更强军事力量保护的香港岛。
大量的平民也涌入香港,从1851年到1854年文咸被调走,香港人口从24万人暴涨到56万人。
富商们带来了资金,涌入的民众提供劳动力,太平天国运动让香港获得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
文咸借助这一波“泼天富贵”,修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各类型市政设施,还制定了香港的远景发展规划。
如果撇开历史背景,文咸算是香港开埠初期一位相当富有建设性的总督。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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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任总督文咸。
文咸与戴维斯是两种性格类型的人,戴维斯是中国通,但他对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华人十分苛刻。文咸抗拒学习中文,并且对香港政府内会说中文官员的晋升比较敏感。但在施政时却特别注意保护华人社区的利益,不仅允许华人社区自治,甚至还多次对华人进行免费的普法宣传,防范对英国法律欠缺认识的华人遭人蒙骗。
03

文咸还是有策略的,他上任之后从戴维斯那里获知徐广缙不打算履行1849年4月6日英国人自由进出广州的决定。
思来想去,文咸没有动武,而是选择武力震慑。
他邀请徐广缙登上英军战舰访问,彼时清军水师战舰在英军战舰面前犹如小鬼和阎罗王的差距。
文咸试图用这种亮肌肉的方式吓倒徐广缙,让徐广缙乖乖就范。
史料记载,随同徐广缙登舰的不少官员确实被震惊了。
徐广缙面色从容,不卑不亢。
之后文咸与徐广缙多次沟通,但都无用。
直到1849年初,距离4月6日没剩几天了。
徐广缙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阐述了利害关系。
言下之意,如果英国人不入城,恐战端又起。
这算是徐广缙第一次在入城问题上松口。
道光朱批回复徐广缙,行吧!那就让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吧。
虽然得到了皇帝的点头,但徐广缙改了主意,觉得还是不能让英国人入城。
因为他发现广州民众对英人入城一事依旧十分抗拒,所以破罐子破摔,就是不同意英国人入城。
为了防止文咸可能的发难,徐广缙组织了10万乡勇,号称“十万长城”。
文咸自然也注意到了徐广缙的动作,1849年2月,文咸带领3艘战舰闯入了广州内河,做出开战的姿态。
但事后证明,确实只是姿态,文咸玩了一招武力恫吓而已。
彼时香港岛上的英军总兵力不过1200人,其中有200人因水土不服正在生病中。
考虑到必要的守备部队,文咸能调动的机动兵力也就几百人。
靠这点人打下广州,文咸自己也知道没啥希望。
文咸的上司,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清楚眼下无力打一场如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规模的战争。
所以他指示文咸,算了,先这么着吧。
到了1849年4月6日,文咸只是发出了一份不疼不痒的外交抗议,然后不了了之,本次斗法是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外交胜利。
1849年4月29日,徐广缙的奏折抵达北京。
道光皇帝闻讯英国人没有进城,广州也没有发生战争,喜不自胜,给徐广缙加封一等子爵。
不过从后面的历史发展来看,隐患仍在。
广州的暗流涌动,很快就会明面化。
文章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围绕1849年4月6日入城斗法,可以说是中英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情报战。
文咸将情报网伸入了徐广缙的总督府,甚至弄到了道光给徐广缙的朱批,朱批上明确同意允许英国人自由进出广州。
文咸因此施压徐广缙,虽然文咸没有说自己弄到了圣旨,但精明的徐广缙意识到自己这边出了叛徒。
于是在1849年4月1日自制了一份假的诏书,诏书上道光皇帝又说不同意入城,以此迷惑文咸。
徐广缙同时充分利用生活在香港岛内的华人资源,华人们将香港岛内英军的部署和兵力全盘告知了徐广缙,甚至连有多少英军士兵因病不能作战都详细通报给了广州总督府。
一些长期与英国做生意的商人们则把英国本土政局变动,英国政府的态度传递给徐广缙。
这些信息都成为徐广缙强硬拒绝英国人入城的情报来源,所以入城斗法的胜利,也可以说是情报战的胜利。
客观来说,徐广缙确实是一位聪明人。
尽管他之前对洋务一窍不通,但他愿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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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淮河雨,不知名的90后自媒体作者,一名单细胞的文科生,试着和朋友们分享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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