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发言选登
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
刘大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认同的“意识”。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过“共同体”与“结合体”，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主观与情感上的认同，结合体则是基于理性与功利考量而形成。因此，民族文学在其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与有效的功能，即塑造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族群与国家、共同体与社会。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需要对此基本问题有所自觉。从发生学而言，民族文学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人民文艺”，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文学是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的“大日子”与各民族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小日子”之间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卷”。
所谓民族文学的“内卷”，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等问题。具体体现在创作中是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历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个人主义史观，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与地方结合，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民族既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族群、血缘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往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判，在风景与意象的营造中落入到刻板印象之中，经常出现的是陈腐的观念与内容。
如此一来，民族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文化问题，而文化则往往收缩为某种奄奄一息的“传统”，那个“传统”不再是历史流传物在当代的效果历史，而成为由某些具体意象、符号、故事类型所构成的固化存在，从而脱离了其时代性，此种文学书写无疑是脱离了广阔现实与生活的偏狭想象，无意识地重复了东方主义的思维。这些现象背后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矮化。
如何高质量地发展民族文学，我们需要明了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外在于大历史。作为同时代人，中华各民族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技术与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与意识、体验与焦虑、情感与表达本不应该受限于某种族群身份——这种身份自身也是在历史中产生，会经历不同语境而做出相应调适，而不是永世长存之事。如果将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止之物，那显然有违于历史演化的动态性。当然，如果辩证地看待问题，具体的少数民族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宗教习俗乃至各种人生仪礼，同聚居之地的风土景物也会形成相应的关联，只是这种关联也需要在流动性中进行把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虽然可能从细微之人、事、物、情入手，但显然不会满足止步于此，总要指向于普遍、共通的感受与思考。
（作者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来源：文艺报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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