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邻居安装了防盗报警器时，谨慎的窃贼就会选择另一个目标， 比如你的房子。
这就像是你的邻居雇用了一个灭虫专家，而灭虫专家把所有的害虫都驱赶到了你家。
补充：据我所知，北京居民楼各家各户灭蟑螂就类似，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的邻居在你们两家门前的街道上安装了监控，那么他可能帮了 你一个大忙。
因此，自我保护的溢出效应要么是正面的，要么是负面的。
有时，溢出效应可以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
有一种叫“汽车俱乐 部”的汽车防窃设备，它的正面影响是：它将使偷车变得无利可图，一 部分偷车贼将不得不换一个行当。
但这件事的负面影响是：偷车贼可 能会变成纵火犯或杀手。
还有一个不利因素是，偷车贼会更多地掠夺
那些没有“汽车俱乐部”防窃设备的车，比如我的车。
那么当出现了一种只有正面溢出效应的保护机制，该多么地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说LoJack ，LoJack有一种隐藏的无线电发射器，可以在 你的车被偷后激活并引导警察找到偷车贼（或者找到雇用偷车贼的拆 车店）。
发射器随机隐藏在车内，所以偷车贼很难找到并关闭它。
而且LoJack是完全隐藏的，它不像“汽车俱乐部”，所以没办法看到一辆 车就知道它是否安装了LoJack。
LoJack永远不会阻止你的车被偷，它只会增加车在被偷后重新找回的机会。
从社会角度来看，LoJack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帮助周围的人，而不是伤害他们。
“汽车俱乐部”试图说服偷车贼去偷别人的车， 而LoJack则说服小偷不要偷车。
而且LoJack确实以显著的效率做到了这一点。
在LoJack推出10年后， 经济学家伊恩·艾尔斯和史蒂芬·列维特研究了它在十几个城市的社会效应。
他们的这项研究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正如LoJack的推行会影响 汽车失窃率一样，汽车失窃率反过来也会影响LoJack的推行。
当汽车失窃率变高时，首先，消费者会购买更多的LoJack；其次，监管机构 会采取更多的行动。
在厘清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艾尔斯和列维特发现，LoJack确实对汽车失窃率有着惊人的影响。
事实证明，LoJack的 销量每增加1%，汽车失窃率就会下降20%或更多 。
那么，那些偷车贼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搬到了其他城市？变成了入室盗窃者？还是成了对社会有用的公民？
艾尔斯和列维特也研究了这些更困难的问题， 他们的最终结论是：LoJack确实预防和阻止了很多犯罪，而不是仅仅 将犯罪的形式进行了转化。
事实上，拥有一个LoJack每年只需花费约100美元。
艾尔斯和列维特 估计，每个单独的LoJack每年可防止约1500美元的盗窃损失。
在大多数情况下，1500美元的效益并不属于LoJack的所有者，而是属于陌生人。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大力补贴LoJack，反过来讲，对我的邻居 安装的防盗警报器或“汽车俱乐部”这样的可视安全系统应该征税。
就像过去一样，当你在做一些能让陌生人也过得更好的事情时，你应该 得到鼓励。
如果我们都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保险，你可能会期望该保险公司能为 自己提供一定的补贴安装LoJack。
因为只要你安装了LoJack，就可以 减少保险公司的理赔，所以，保险公司应该很愿意这样做。
但实际 上，我们并不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的保险，而是很多家保险公司。
这样一来，假如一家保险公司只为10%的民众提供保险服务，那它也只能从LoJack那里获得10%的效益。
因此，保险公司将不会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补贴。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保险业是被垄断的，一方面，我们 必须为保险支付垄断的价格；另一方面，我们将获得LoJack（以及其 他许多东西）的补贴。
那么总体来说，我们的情况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
我完全不知道。
——摘自《反套路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