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文｜文学场域的理论建构及价值论析

作者简介

吴可文，文学博士，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授。

摘　　要

　　文学场域是集空间、历史、现实于一体的概念，大致可以定义为承载过文学活动并留下文学书写的空间场所、历史场囿和现实场景。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重时间轻空间和重地域轻场域的倾向。以场域为维度开展文学研究，是值得关注的学术增长点。文学场域研究是以场域为观照维度、以作家作品为基础、以各类文学活动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文学场域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可概括为“一体三翼”。一体指其研究对象：文学场域。三翼指其研究内容：文人、作品、活动。其思路和方法可概括为“四通七法”。四通指其研究思路：通科、通代、通域、通体。七法指其研究方法：空间定位、文献考辨、实地考察、场域描述、数据处理、图表制作、逻辑推演。文学场域的文学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是文学活动的主要舞台、孕育佳作的重要温床、集聚文人的强力磁场。文学场域研究和传统文学研究互为重要补充，共同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各类文学研究著作层出不穷，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相应的理论建构虽然常存在“慢半拍”的现象，总体上也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而持续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应当进一步重视场域或相关视角的挖掘，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学术视野。“场域”概念源于物理学，原是一个自然科学术语，后被引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应该也是值得文学关注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理论体系中由复杂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学场域不同，本文的场域专指文学场域。文学场域由三个范畴构成：空间范畴、历史范畴、现实范畴。在空间层面，场域的含义接近于场所，特指文人开展各类文学活动的场所。所有人类活动都在一定的场域内进行，文人的文学活动当然也不例外。黑格尔指出：“自然不只是泛泛的天和地，人也不是悬在虚空中，而是在小溪、河流、湖海、山峰、平原、森林、峡谷之类某一定的地点感觉着和行动着。”既然有自然形成的场所，当然也有人工构筑的场所，后者其实就是建筑。因此文学活动的场域在空间上大致分为两大类：自然场域和建筑场域。文学现场常常是两者共同构建的。请看一个属于叶圣陶的文学现场：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过。那时在福州的乡下，地当闽江一折的那个角上。某夜，靠着楼栏直望。闽江正在上潮，受着月光，成为水银的洪流。江岸诸山略微笼罩着雾气，好像不是平日看惯的那几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泰的样子。从江岸直到我的楼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带点儿青的意味。不知什么地方送来晚香玉的香气。也许是月亮的香气吧，我这么想。我心中不起一切杂念，大约历一刻钟之久，才回转身来。看见蛎粉墙上印着我的身影，我于是重又意识到了我。（1933年）

这是一段令人神往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学现场。其中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均很明晰，自然场域和建筑场域水乳交融。

在历史层面，场域近似于曹植笔下的“场囿”一词。《汉语大词典》将“场囿”解释为“事物萃集之处”。正如曹植《魏德论》中的描写：“抗思乎文藻之场囿，容与乎道术之疆畔。”文人在某个场域构思创作时，心中所想绝不仅仅是眼前的山川建筑，还会旁及与之相关的历代文士和作品。以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为例，文人创作以东山（自然场域）为主题或背景的作品，基本绕不开谢安；文人创作以兰亭（建筑场域）为主题或背景的作品，基本绕不开王羲之邀集的修禊或《兰亭集序》。相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这就是历史场囿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文学场域多是文人、作品和文学掌故、文坛佳话的萃集之处。文人在构思或创作过程中，往往已经把这个场域甚至类似场域的文学史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在现实层面，场域的含义接近于场景，特指文人开展文学活动时的具体现实场景。这种场景包括场域空间内所能感知到的各色人等、时令气候、日月星辰、鸟兽虫鱼、花木水石、陈设布置等。场域中的上述具体场景都会对文人心理和文学活动产生影响。即便是在同一个现实场景参加文学活动的文人们，也会由于各自关注点的不同，而使作品各具面貌。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等诗人同登慈恩寺塔时，处于同一个文学场域，其空间场所、历史场囿、现实场景完全一致，却并不妨碍他们创作出异彩纷呈、各具个性的诗歌。历代文人结社联吟大体类此。在更多情况下，文学作品是文人独处的产物。文学场域是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生活空间中孕育了文学作品。这样的生活空间包括文人文学活动的场所，包括家庭、社会的一些空间，甚至还包括文人在移动或行路过程中从事文学活动的特定空间，只要这种特定空间留下过文学书写，比如古代文人笔下常有的“马上口占”和“船上口占”类作品，现当代文人创作于各类交通工具上的作品等。诸如此类的特定空间也属于或古或今的现实场景。因此，文学场域的空间分类除了自然场域和建筑场域之外，还应加上一类特殊场域。考虑到开展于特殊场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于特殊场域的文学作品占比均较小，下文的论述仍聚焦于自然场域和建筑场域。

总的来看，文学场域是集空间、历史、现实于一体的概念，是文人开展文学活动过程中所处空间场所、历史场囿和现实场景的总称。如前文所述，文学场域有自然与建筑之分。这种区分只能是相对的，只能依照文学活动开展的落脚点或观照点来展开讨论。在自然背景中点缀着若干建筑也好，从建筑中观照到某些自然景物也罢，都是文学活动的常态。文学场域与文学活动相伴相生、密不可分。一方面，文学活动离不开文学场域，文学活动必须在特定文学场域中开展；另一方面，文学场域离不开文学活动，没有发生过文学活动的空间场所不可能成为文学场域。当然，一个场域要成为文学场域，还应该在文学活动的基础上留下文学书写，否则便没有可供开展文学研究的基本素材。基于此，文学场域大致可以定义为承载过文学活动并留下文学书写的空间场所、历史场囿和现实场景。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重时间轻空间。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便提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然学界对“时间先后”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空间离合”。王兆鹏曾以作家年谱的编撰为例就此进行总结：“年谱，是按行年考述人物一生的活动。人物的活动，又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但历来的年谱，只注重编年，从时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经历，而不在意系地，从空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地点场所，以至于我们利用前贤的年谱来考察古代文学的人地关系和作家的活动空间时，赫然发现传统年谱从观念意识到撰述实践，都存在严重偏失。”这确实点出了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

二是重地域（区域）轻场域。地域（区域）指的是基于行政区划或约定俗成的地域观念而形成的地理空间。当空间维度引起文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注意后，首先纳入研究视野的是地域。法国学者费雷（Ferre）在1946年出版的《文学地理学》中指出：“（文学）作品并不是单单在时间中，同样也是在地点中孕育出来的，作者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如同生活在某一段时间中，他们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省份、不同疆域，如同在不同时代、不同世代和不同流派中。”这里便只有地域的观念，而没有场域的观念。国内学界的情况亦复如是，近四十年出版了大量地域（区域）文学著作，场域却迟迟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直到21世纪，梅新林、杨义等学者逐步关注到文学研究的场域问题，只是一开始并没有使用“场域”这个范畴。先是梅新林提出场景还原说：“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此后杨义提出生命现场说：“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具有这么多种多样因素的复合的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再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落的命运。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到它的生命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梅新林在综合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场景还原概括为三个回归：“在‘场景还原’中，以回归生命现场为根基，以回归鲜活样态为本位，以回归人文精神为指归。”与此同时，梅新林、葛永海在《文学地理学原理》中还认为：“除了城市文学空间之外，我们还要特别细心关注和体察那些别有蕴含的特定场域，包括宗教、社交、寓居等场所。”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在这部篇幅达到百余万字的大著中，留给“场景”“现场”“场域”的文字实在不多，贯穿全书的高频词依然是地理、地域、区域、空间等。梅新林、杨义等学者的“场景”“现场”“场域”重在强调文学场域中的空间范畴和现实范畴，本文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补充了历史范畴。

如果问一句，苏轼在黄州处于什么样的生命状态？严谨的学者恐怕会感到难以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苏轼在黄州经历过头尾五年，涉足过许多场域，不同场域之中的生命状态各不相同。若问苏轼在定慧院、承天寺创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记承天寺夜游》时处于何种生命状态？那问题就具体多了。因此，文学研究到地域（区域）维度，还不能算是抵达（接近）“生命现场”，还不可能完成（接近）“场景还原”。只有到了场域维度，才算是抵达（接近）“生命现场”，才有可能完成（接近）“场景还原”。

为了更直观具象地显示场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我们以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力最广泛的经典选本《唐诗三百首》中的诗题为观照对象，看看时令气候、场域、地域、人物、事件等常见构成要件在诗题中出现的数量和占比（表1）。《唐诗三百首》合计录诗317首，部分诗题不止一个构成要件，经初步统计，诗题构成要件总计413个。

从表1可以看到，场域的数量在各类构件中是最多的。其中既有山原坡岭、江湖池溪、沙洲渡口等自然场域，也不乏亭台楼阁、宅园别业、寺院庙观、宫殿城门、馆驿酒肆、巷道桥梁、庄斋狱墓等建筑场域，两者的数量比约为1∶2。足见如欲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场域实在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关键维度。

基于此，我们发现布迪厄的一段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文学场域：

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即使人们在构建一个场域时不能不借助个体（因为统计分析所必需的信息一般都与个人或机构相联系），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也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不过是“梦幻泡影”或他们并不存在：他们确实存在，不过是以行动者（agent）——而不是生物性的个体、行为人（actor）或主体——的方式存在着；在所考察的场域中，他们是被各种社会因素构成为积极而有所作为的，而场域的这种构成影响则体现在以下事实上：这些行动者都拥有在此场域中发挥作用(亦即产生效用)所必需的禀赋。

如果将这段文字中的“个人”和“行动者”理解为参与文学活动的文人，这里的场域就是文学场域了。

文学场域根据其真实性可大体分为真实场域和虚构场域。前者指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文学场域，如中国四大名亭、江南三大名楼和金谷园、兰亭、辋川别业等。后者指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文学场域，如《西游记》中的天宫冥府、《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以及《神曲》中的地狱、炼狱、天堂等。前者多出现在抒情诗歌和散文作品中，后者多出现在叙事长诗、小说和戏剧作品中。

总之，与时间维度相比，空间维度在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中本就是受到轻视的维度；在空间维度中，场域与地域相较，场域又是受轻视的一方。而在诸如“场景还原”“生命现场”“三个回归”“特定场域”等试图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的学术探索中，场域恰恰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维度。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艺术作品是人的活动的产品。”当然，这里的活动专指艺术活动或者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换言之，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活动的产品。基于此，文学场域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便可以归纳为“一体三翼”。“一体”指研究对象：文学场域。“三翼”指三方面研究内容：文人、作品、活动。以下分别论析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非所有场域都能成为文学场域，更不是所有场域都具备文学研究价值。因此，开展文学场域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哪些场域具备文学研究价值？这便是如何确定文学场域研究对象的问题。其实前文考察《唐诗三百首》诗题构件时归纳的各类场域便大致透露了此中消息。具备文学研究价值的自然场域大部分是名山秀水，建筑场域则需分类述之。官式建筑中的宫殿官署和馆驿关隘、公共建筑中的亭台楼阁和祠庙书院、私家建筑中的庄园别业、宗教建筑中的寺观等，成为文学场域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如果这些建筑坐落于名山秀水之间，此类“强强联合”会大大增加其成为文学场域的概率。

以上乃笼统而言，若要确认文学场域的“资格”，私意以为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分类予以考察。第一类针对真实文学场域，查阅各级各类旧方志的记载，筛选出候选场域。旧方志一般会记载本地域的名山秀水和重要建筑，其中书院和寺院均已出版全国性的专志，摸底工作不难展开。只是旧方志的编纂者不可能设立“文学场域”这类条目，这就需要研究者到相关卷次中一一筛选。见载的民居别业的主人如果是知名文人，见载的亭台楼阁类公共建筑如果是因文人活动而扬名，一般就是当地有影响力的真实文学场域，其余建筑可以类推。之所以要查阅各级各类旧方志，是因为方志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参照，以尽量减少疏漏。当然旧方志的记载仍会有疏漏，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别集总集、笔记日记、诗话杂著等其他相关文献进行考订与甄别。第二类针对虚构文学场域，那就只能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对象了。这些作品中重要人物的居住和活动场域、重要情节和事件的发生场域等理应纳入文学场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叙事文学作品的设定场域表面上“确有其地”，如宫廷题材作品中的皇宫，历史题材作品中的衙门、驿站、关隘、名胜，武侠小说中的五岳，《西厢记》中的普救寺，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场域等，但这类场域只有空间场所大体是真实的（更确切地说是有相对明确的原型），历史场囿和现实场景则多虚构，但仍应归入虚构场域，可称作“有明确原型的虚构场域”。

当可供研究的文学场域确定后，文学场域的研究就应该围绕与文学场域相关的文人、作品和活动展开。文人方面，在研究中一般会使用两种观照视角。第一种视角乃是观照文人与场域产生联系的方式，由此大致可以区分为场域的过访者、社集者、题咏者、修建者、拥有者、寓居者等。文学场域研究中对相关文人的评介与传统文学史的作家生平介绍有所区别，应将该文人与场域之离合作为重要内容。过访者、社集者和题咏者需进行甄别：过访者依据过访活动的重要程度确定取舍或篇幅；社集者依据在社集中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确定取舍或篇幅；题咏者依据题咏作品内容的重要程度和艺术水准确定取舍或篇幅。上述类别中，同一个文人在同一个文学场域中“身兼数职”是司空见惯的常态。第二种视角乃是观照文人在文学场域中所处的地位，由此大致可以分为核心文人、重要文人和流量文人三类。核心文人是在奠定该场域历史地位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文人，比如王羲之之于兰亭、辛弃疾之于北固亭、欧阳修之于醉翁亭等。重要文人是在构筑该场域历史地位或营造该场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人。以苏州沧浪亭为例，核心文人肯定是苏舜钦，历代重要文人有宋代欧阳修、明代归有光、清代梁章钜等。流量文人是共同完成该场域文人流量或作品存量积累的文人。如果说核心文人处于该场域文学地位的塔尖，重要文人处于塔身，那么流量文人则构筑了塔基。文人在某个文学场域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在传统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总是一致：李白在全时空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高于范仲淹，但在岳阳楼这个场域中，只能屈居范氏之下。

作品方面，与场域的吟咏、唱酬、结社、建造、布局、改造、维护、易主等相关者不应缺席，反映文人在该场域酝酿、形成文学思想及参与文学活动者尤应予以重点关注。传统文学史会关注入选作家的全部作品，并从中撷取代表作予以评介；文学场域研究则重点关注与该场域相关的文学作品。与上文中观照文人的第二种视角类似，文学场域中的作品也可以分为代表作品、重要作品和流量作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文人和作品绝不限于该场域所处的地域，而可以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人及作品，只要与该场域相关。比如，玉尺山房是福建福州较有影响力的一处文学场域，自北宋至清末，先后有数十位中国文人在此居住或结社，光绪年间日本文人佐仓孙三游览此地，还创作了《游玉尺山房记》。一个场所成为文学场域，能够吸引许多外地文人乃至外国文人慕名而来，这就使一个文学场域越出地域的藩篱，而拥有了全国乃至国际的意义。因此，一个重要的文学场域往往蕴含了一段精彩的文学史，就看研究者能否将其揭示出来。

至于文学活动，是最能体现文学场域研究特色的内容，值得进一步加以申说。文学活动可以指雅集、饮宴、结社、唱酬、晤谈、创作、观剧、藏书、读书、教学等文人在文学场域内进行的具有文学意味的活动。传统文学史研究不大可能关注文人在某个场域具体做些什么，而这正是文学场域研究的本职工作和拿手好戏。万历三十一年（1603）八月十八日，时任晋安司理的阮自华在福州乌石山的一方文学场域——邻霄台召集了一场盛大的文士宴会，历史上称为“邻霄大社”或“邻霄台大集”。这场盛会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没有亲临现场的钱谦益都赞誉其“宴集之盛，传播海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六，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八，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九，胡文学、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十九，徐璈《桐旧集》卷十六，潘江《龙眠风雅》卷十一等均记载了这次邻霄台大集。与会者多达七十余人，阮自华特邀屠隆担任祭酒，福建知名文人佘翔、郑怀魁、赵世显、林世吉、曹学佺、陈益祥、陈荐夫、徐、王宇、林光宇、林古度、周之夔等皆在场并为此作诗。钱谦益和屠隆对此会都有记载：

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乌石山之邻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余人，而长卿（屠隆）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酒阑乐罢，长卿幅巾白衲，奋袖作《渔阳掺》。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林茂之（古度）少年下坐，长卿起执其手曰：“子当为挝鼓歌以赠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

坚之（阮自华）遂卜中秋后三日，置酒乌石山之邻霄台，大会同社缙绅、逢掖布衣七十余人，以余远客，谬推为社长，而坚之称宰公。时残暑初退，商飙荐凉，饰衣葛巾，众共盘礡。宰公传谕诸君子，无拘局世调，无行苛礼，无叙寒暄，无谭朝市，所抵掌者，非扬扢骚雅，则领略风月。山在都城中，拔地独秀。千村桑柘，万家灯火，一目可尽。台耸起中峰，真上与霄汉邻。余与诸君登焉。峰峦起伏，云物变幻。大海之气，结为银涛翠浪，漭瀁无际。顷之，日落昏翳，若混沌未剖时。已忽朗月迸出云表，孤光激射，似牟尼珠之闪烁暗室中也。已复阴云四合，大雨如注，而望舒君与云中君竞为政。……诸君深酒德者，数浮大白。好谭艺者，下上千古。耽禅玄者，蝉连名理。各自为曹耦，而宰公时时亲起膝席，行酒劝客。客无不尽欢也者。宰公志复古道，诗仿晋兰亭体，不得出四言五言。

阅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感到“场景还原”和“生命现场”真不是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的文学盛景。在彼时彼刻的邻霄台，雅集、饮宴、结社、唱酬、晤谈、创作、观剧等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轮番上演，参与者无不尽欢。如此生动的文学现场，对于传统文学史撰著者来说，却觉得有些难以措手。邻霄台大集的举办地在福建，召集人阮自华是安徽人，祭酒屠隆是浙江人。且不说地域文学史的撰著者不大可能给予具体场域内的文学活动过多关注，即使关注到了其文学史价值，限于写作体例和习惯，也会落入相当尴尬的境地：福建地域文学史的撰著者会由于盛会的主角不是福建人而认为意义不大；安徽和浙江地域文学史的撰著者会由于举办地不在本省而认为无需关注。因此，已出版的三省地域文学史著作对于这样一次名播海内的文学盛会均只字未提。如果是文学场域研究著作，无疑会对这样的盛会大书特书，并将其视为邻霄台这一文学场域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不难看出，文学场域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相比，更关注文学活动和文人流动，也更具现场感和细节感。

总之，文人（作家）、作品和活动乃文学场域研究的三要素。所有的文学研究都要以作家作品为基础，文学场域研究也不例外。这种研究的真正特点在于其对文学活动的重视。因此，文学场域研究是以场域为观照维度、以作家作品为基础、以各类文学活动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换言之，文学场域研究以文学活动为纲，场域是活动时空，作家是活动主体，作品是活动产品。

“四通”指文学场域的四条研究思路：通科、通代、通域、通体。“七法”指文学场域的七种研究方法：空间定位、文献考辨、实地考察、场域描述、数据处理、图表制作、逻辑推演。以下分别论析之。

其一，通科：学科贯通。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认为：“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它不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的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其所针对的虽是文学地理学，但对于体认文学场域的研究思路也具有参考价值。文学场域和地域相比，在地理空间上小得多，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场域研究是饾饤之学，反而是会通之学。这里的学科会通除了杨义所列举的上述学科之外，还须加上建筑学（尤其是传统建筑）。

其二，通代：时代贯通。当研究者的目光聚焦于某个文学场域时，应该具有贯通时代的学术视野，不宜再进行时代或朝代的切割与分解。地质变迁所需要的时间跨度对于文学史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因此自然场域多可视为亘古至今。至于建筑场域，经若干次重修或重建，其建筑生命和文学生命历时数百甚至上千年，在中国并不鲜见。如果开展断代研究，相当于将文学场域“腰斩”，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从事文学场域研究时，应该贯通该场域文学生命之始终，方能对其文学现象作出完整的分析和全面的评价。

其三，通域：地域贯通。研究者须有贯通全域的思路，不可仅株守场域所在地的文人，否则极易产生重大遗漏。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发现许多文学场域的核心文人或重要文人并非来自场域所在地，许多文学场域的代表作品或重要作品并非场域所在地文人所作。以江南三大名楼为例，《黄鹤楼》的作者崔颢、《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作者李白、《登岳阳楼》的作者杜甫、《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新修滕王阁记》的作者韩愈，这公认的六大名篇的作者竟无一来自场域所在地。其中韩愈甚至连客籍文人和过境作家都算不上，他是在未曾到过现场的情况下撰写记文的。这说明许多文学场域本身便具有超越地域（区域）的意义，研究者的视野如果只局限于场域所在地的作家作品，无异于作茧自缚。

其四，通体：文体贯通。举凡诗词曲、散文、戏剧、小说、楹联、评论等各种文学体裁不可偏废。毋庸讳言，文学场域确实存在若干种“优势文体”，也就是指大部分文人身临其境时偏爱的文体。公共建筑场域中，诗词、散文、楹联是明显的“优势文体”，因为公共建筑通常不是一个适合从事戏剧或小说创作的场域。但也不是绝对如此，如果我们观照洞庭湖君山上的公共建筑传书亭，无疑要把小说《柳毅传》作为重点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场域研究中可以探究“优势文体”，以体现文人在具体场域中的写作偏好，但不宜出现分体文学选题，同时还要尽量兼顾书法和绘画。古代文人身兼多艺是普遍现象，他们的许多书法作品同时是文学作品，许多绘画作品的题画诗文也是文学作品。

当进行某个作家研究时，历来强调要关注“全人”。我们之所以在文学场域研究中强调“四通”的研究思路，同样是为了关注“全场”。为了完成研究内容，达到研究目的，文学场域研究除了贯彻“四通”的思路外，还需要运用好“七法”。

一是空间定位。既然是文学场域研究，其空间定位必然包含两个层面：地域和场域。第一个层面须确定研究的地域范围。在初始阶段，恐怕难以开展全国性的深入研究，确定一个适合的地域范围必然是前置性工作。如果对象是文学欠发达地区的文学场域，可以考虑开展省域研究；如果对象是文学发达地区，即使开展市域（府域）研究，工作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情况、文献获取途径和田野考察便利等研究条件，做出合理的选择。第二个层面须确定文学场域的位置。如果其具体位置没有明文记载，就需要研究者通过相关文献提供的信息确定其大致位置。在这方面，德国考古学家施莱曼主要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确定特洛伊城的位置并得到一致认可，无疑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功范例之一。

二是文献考辨。文献是开展研究工作的主要素材和依据，其重要性人所共知，无需赘言。根据德国著名学者赫特纳的观点，文献考辨的程序集中于文献的搜集、鉴定与加工三个重要任务。就文学场域研究而言，搜集文献的主要工作对象首先是所在地域方志和诗文总集，其次是相关文人的别集、诗话（含词话、文话、曲话、联话）、笔记、日记等，最后是关于所在地域名山秀水和古建筑等方面的著作。鉴定文献一要考辨出有效文献，排除讹误文献的干扰；二要正确解读文献，尽量避免误读。尤其在遇到整理过的古代文献时，提倡引用或核对古籍原本，不宜全盘接受整理者的观点。近年出版的一部大型古籍整理著作对于某部诗话中的一段关于文学场域的记载是这样标点的：“侯官林鹿原先生官中书，藏书甚富，京师士大夫多从借抄。汪钝翁户部、陈泽州相国、王阮亭尚书，皆鹿原所从受古文诗法者，三公集皆其手写，而汪、陈并出身后，人以是多之。家在玉尺山房，左紫藤书屋，右有兰话堂、朴学斋、陶舫书屋、志在楼诸胜。楼为先生读书所，将任，题以是名并记。及归田，仍居此楼，所谓‘志在’。著有《朴学斋诗文集》。”“鹿原”乃林佶之号，汪、陈、王即汪琬、陈廷敬、王士禛。如果作者的本意便是如此标点，则志在楼在林佶居所之右，并非其居所，何来“仍居此楼”，岂不自相矛盾？其实玉尺山房、紫藤书屋、兰话堂、朴学斋、陶舫书屋、志在楼都是清代福州府城的知名文人宅园，同时是重要的文学场域。整理者既不明林佶与上述建筑的关系（林氏不曾居玉尺山房），又不明上述建筑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而且未核查出点校后的逻辑矛盾，致有此误。正确的标点应该是：“家在玉尺山房左，紫藤书屋右，有兰话堂、朴学斋、陶舫书屋、志在楼诸胜。”这真是点错一字，失之千里，操觚者不可不慎。至于文献加工环节，须对搜集到的有效文献加以取舍组织，形成与上下语境文气相通的表述。如若细大不捐，照单全收，那便不是进行文学场域研究，而是纂辑文献汇编了。

三是实地考察。对于文学场域的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是文献考辨的重要补充。简锦松指出：“了解古人的生活越多，便越容易接近古人写作的场域。”在文献考辨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考察，肯定能增加这种了解。如果该场域尚能部分留存或恢复旧观，对于研究者接近古人写作的场域无疑会有很大帮助。即使该建筑本身已经完全灰飞烟灭，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其周边较能留存旧观的自然场域（如山川地势）及建筑场域（如祠庙庵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古人写作的场域，加深对相关作品内容的理解。正如赫特纳所说，“直接的考察即使对旅行得最远的人也仍然总是有限的”，“除了考察工作还有文献的研究”；“在理论上，考察工作和文献研究是能够完全分开的，实际上也确实往往是这样；但是，如果研究工作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即如果进行观察工作的研究者用文献研究在补充他的观察，或者作文献研究的研究者至少也要取得他所研究地区的直接观感，这种研究工作将会是最富有成效的”。

四是场域描述。文学场域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对文学活动的关注。当研究者聚焦于文学史上某次重要的文学活动时，场域描述便是绕不开的研究方法。所谓场域描述，是在文学研究中尽量准确地描述出重要文学活动的时间、地点、环境、人物、文献（作品）、事件（背景）等场域构成要素，为论析该文学活动的特点和意义奠定基础。兹以清初著名文人顾贞观离闽赴京前参加的一场宴集作为场域描述的简要示例：

时间（现实范畴）：康熙二十年（1681）清明日（农历二月十六日）。

地点（空间范畴）：福州府城西南隅光禄坊北侧紫藤花庵陶瓶。紫藤花庵东靠著名文人宅园陶舫，南依光禄坊，西临早题巷，北通大光里。陶瓶是紫藤花庵内一处建筑。

人物（现实范畴）：许遇（东道主，1650—1719）、林鼎复（1632—1686）、顾贞观（1637—1714）、黄晋良（1615—1689）、陈轼（1617—1694）、林靖庵（未详）。其中仅顾贞观非闽中文人。

事件（现实范畴）：庆林鼎复五十大寿；送顾贞观离闽赴京等候吴兆骞。

环境（历史范畴、现实范畴）：紫藤花庵陈设雅致，花木繁盛，系侯官许氏世居之所。许遇之父许友、许遇及其子、孙、曾孙五世文人皆曾居此，历时近二百年，乃闽都知名文学场域。前一年许遇曾在此款待浙江著名文人毛奇龄。

背景（历史范畴）：黄晋良、陈轼与许遇之父许友及林鼎复交好。许友在世时，黄晋良、陈轼就曾经在紫藤花庵活动。林鼎复长期在顾贞观家乡无锡一带任职。顾贞观竭尽全力营救因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的挚友吴兆骞。　

文献（现实范畴）：黄晋良《清明日同集许不弃陶瓶为林天友别驾诞辰兼与顾梁汾中翰叙别即事有作》（《和敬堂全集》诗卷之九）；陈轼《清明日林靖庵黄处安祝林天友寿兼别顾梁汾》（《道山堂后集》七言古）；陈轼《南浦·顾梁汾为友吴汉槎入闽归而送别》（《道山堂后集》诗余）等。

分析以上场域描述，该文学活动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活动地点在福州，但活动主角是江苏无锡文人顾贞观。第二，宴集后顾贞观将离闽赴京，在京等待秋冬之际由宁古塔返回的吴兆骞。顾贞观此次闽中之行，意在通过福建巡抚吴兴祚开辟营救吴兆骞的第二条路径。如果说第一点只是证明了重要文学场域的超区域性，第二点却涉及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牵连甚广的重要事件，顾贞观正是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这次文学活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顾贞观营救吴兆骞之苦心孤诣和不懈努力。如果未能进行深入全面的场域描述，该活动很可能仅仅被视为文学史上一次普通的跨地域文学活动。从实际操作来说，场域描述往往在空间定位、文献考辨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而且是文学场域研究特有的研究方法。

五是数据处理。文学场域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定量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场域是文人数量和文艺创作的“晴雨表”。由纵向时间轴观照，不同时代文学场域数量的多寡，大体可以反映这些时代文人数量的多寡和文艺创作的盛衰；由横向空间轴观照，不同地域文学场域数量的多寡，大体可以反映这些地域文人数量的多寡和文艺创作的盛衰。如果时空双轴结合起来看，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描述出各个时代和地域文人数量与文艺创作的总体面貌。对于文学场域个案来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文学场域文人流量或作品数量的多寡，大体与其文学史地位成正比。若想将这些理论真正运用于实际，以此来观照特定时空中的文学场域数量和文学创作面貌，数据统计乃至数据处理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推进，将文学场域的研究引入数据库以适应新时代数据处理的需求，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六是图表制作。图表制作是让研究成果更直观呈现出来的一种有效方法。对于文学场域研究来说，四类图表较为重要：第一是现存文学场域（或遗址）的照片，可以由此看到其保存状况和周边场域情况；第二是文学场域的平面图、剖面图或复原图，由此可以看到其布局和功能分区；第三是特定区域文学场域的地理分布图，由此可以看到该区域文学场域的分布情况和分布规律；第四是作为文学场域研究著作附录的“XX区域（重要）文学场域一览表（表a）”“XX区域（重要）文学场域相关文人一览表（表b）”“XX区域（重要）文学场域相关人名索引”等附表。其中，第二类绘图难度较大，且常因佐证文献不足而无法成图。第三类如果定位为方位示意图，则相对易办；如果定位为精确地图，则难度相当大。通过表a中“文人流量”或表b中“流量文人”一栏数据的多寡，可以大致推测该文学场域的影响力和地位。通过表b中文人在“流量文人”一栏出现次数的多寡，可以大致看出该文人的活跃程度；通过文人在“核心文人”和“重要文人”两栏出现次数的多寡，可以大致看出该文人的影响力和地位。表a和表b也可以合并成“XX区域（重要）文学场域及相关文人一览表”。“人名索引”除了便于检索外，还可以看出该地域文学场域文学活动的记载者。

七是逻辑推演。任何论点的论证过程都离不开逻辑推演，文学场域研究自不例外。再周密的文献记载、实地考察和场域描述也很难保证不留下文学事件或文学现场的空白，这就需要逻辑推演登场：“从文献处入手，在空白处运思，致力于破解空白的深层意义。”前文在紫藤花庵的场域描述中，提及顾贞观拜托吴兴祚营救吴兆骞，笔者并未看到明文记载此事的文献。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经历了以下逻辑推演过程：吴兴祚长期在顾贞观的家乡无锡任职→顾贞观有多首诗词致吴兴祚→顾贞观与吴兴祚交情甚笃→顾贞观入闽是为了营救吴兆骞（陈轼明确记载）→顾贞观在闽时段与吴兴祚任闽抚时段基本一致→吴兴祚在朝内有康亲王杰书和赫舍里家族等强力奥援→吴兴祚具有营救吴兆骞的潜力→拜托吴兴祚是顾贞观营救吴兆骞的第二条路径。经过这番逻辑推演，我们就大致能触及顾贞观当天在紫藤花庵文学场域的所思所想所感了，并由此对其文学创作有更全面、丰富、深入的了解。逻辑推演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文献资料及文献之间逻辑联系的基础上，而且研究者必须熟悉背景知识和人物关系。

以上研究方法中，空间定位、实地考察、场域描述较少在传统文学研究中使用，却是文学场域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强调的是，七种研究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是递进关系，也不可能单独使用。要完成文学场域研究，需要多种研究方法的深度融合、相辅相成、回环往复、通力合作。

前文谈到文学场域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相关的文人、作品和活动，本节就从这三个方面论析其文学史价值。

第一，文学场域是文学活动的主要舞台。纵观文学史，文学活动多选择在文学场域——尤其是建筑场域——开展。一方面，开展文人活动最好能感受天气状况，同时少受天气影响，而且需要配备活动用品和佳肴美酒等，这些要求在自然场域中要么无法实现，要么不易实现。另一方面，自然场域中的山水花木，建筑场域可以通过造园或借景之法得以实现，而且实现起来更有艺术性，更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因此，与自然场域相较，文人们当然更倾向于在建筑场域开展文学活动，那么文人园林在大部分情况下便是首选。王文荣指出：“明清的江南，几乎每一个社团都与园林有着不解之缘。东庄会的文征明、王宠诸人曾社集于茧园（今澹园），王鏊结社于怡老园，隆万十八子会于芝园，应社会于常熟唐市镇凤基园，几社常聚于松江南园，王晨、归庄结社于硕园，消寒会社集于鸥隐园，范起凤社集于梅园，听社聚于无锡寄畅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所列皆为文人园林。罗时进对这种现象作了总结：“清代江南家族园林密集出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的写作环境。江南文化家族常有文会雅集活动和其他形式的家族文化圈交游，充满人文意趣和品味的家族园林，无疑是最好的活动地点。”以上所举多为文人群体活动，其实个体创作活动也类似。梅新林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江南市镇园林作为文人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空间，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群体性的雅集唱和；二是文友式的艺术交流；三是个体性的文学创作。”不仅江南如此，其他区域也是一样。明万历中叶，袁宏道、袁中道在故乡湖北公安组织大规模结社，入社文人多达五十余人，包括袁氏兄弟、亲属和当地名士、高僧，社集的场所多在社员的私家文人园林。清咸丰年间，林直、林齐韶、黄经、梁鸣谦、马凌霄、林天龄、杨叔怿、陈遹祺、杨浚、郭式昌、杨仲愈、陈锵、龚易图共十三位文人在福州结南社。该社地点可考的社集有十次，其中九次在私家文人园林，另外一次在公共建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几乎所有中国文人都曾经在多个文学场域参与多次文学活动。文人们通过在文学场域的文学活动结识文友、交流思想、增加见闻、陶冶情操、切磋写作技艺、提升创作水平，让各自成为更成熟的文人。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学场域不仅是文人活动的舞台，还是锻造文人的熔炉。像《红楼梦》这样的虚构作品描写大观园历次诗社活动时，也都要以虚构场域作为虚构人物展示诗才的舞台。

第二，文学场域是孕育佳作的重要温床。文学场域的浓厚文人气息和艺术氛围深为文人所喜，自然被文人视为最为理想的创作场所之一。中国文学史上有多少佳作诞生于文学场域，注定是一个难以精确统计却极为庞大的数字。文学场域绝不仅仅是抽象的山水或建筑，而是一个属于文人雅士的精神乐园，一个孕育创作灵感的文学温床。唐代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道：“其间有书堂琴轩，置酒娱宾，卑痹而敞，若云天寻丈，而豁如江汉。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赋情遣辞，取兴兹境。当代文士，目为‘诗园’。”“赋情遣辞，取兴兹境”说明唐代文人已经注意到文学场域对创作具有促进作用；“当代文士，目为‘诗园’”则表明这种作用已经成为不少文人的共识。如果觉得这个例子没有作品佐证，药园还算不上知名文学场域的话，清人翁方纲为我们提供了著名的个案：“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宫》之作，并出壮丽；《慈恩寺塔》之咏，并见雄宕，率由兴象互相感发。至于裴蜀州之才诣，未遽齐武右丞；而辋川唱和之作，超诣不减于王。此亦可见。”其所举三例都是唐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学场域和作品，也都能印证文学场域对优秀作品的催化作用。其中，孕育佳作的温床效应在裴迪的辋川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平心而论，裴迪的辋川唱和之作尚未完全达到王维的造诣，但比起裴迪存世的其他作品确实高出一筹。针对司空图笔下的“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二十四诗品·纤秾》）等众多精彩的论诗之作，林继中认为：“其中意境既来自司空氏对人生哲学的体认，也来自他对诗歌创作的体会，更来自他对王官谷庄园生活环境的直接体验。”人们对“江山之助”的说法深信不疑，“认为诗人采撷自然的馈赠，大有助于滋润诗人的情怀”，这其实是对自然场域孕育文学佳作的一种肯定。那么当然也存在“林泉之助”（这里的“林泉”代表文人园林别业及其中的水石花木），建筑场域同样是孕育文学佳作的温床。在这方面，王勃的认识比较全面：“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以王维、裴迪、司空图为代表的中国文人都曾受到“林泉之助”，都是这张温床的受益者。我们将关注点转移到虚构场域的话，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史湘云和林黛玉创作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样的佳句，看来是受到中秋之夜凹晶馆这个文学场域的助力和催化，小说构建的才女创作活动更加合理化了。

第三，文学场域是集聚文人的强力磁场。文人士大夫一生中进行地域空间的大范围流动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苏轼的“身行万里半天下”绝非特例。文人在流动过程中，自然趋向于那些对他们富有吸引力的场域。自然场域中的名山秀水、建筑场域中的文人园林和宗教建筑都是文人的强力磁场。那些建造在名山之麓、秀水之滨的知名建筑，将自然场域和建筑场域的强力磁场集于一身，理所当然地成为集聚文人的超级磁场。唐开元四年（716）张说贬官岳州，在城西门临洞庭湖修建了岳阳楼，常与文人登楼吟咏，一时成为风气。此后，赵冬曦、张九龄、王昌龄、李白、杜甫、贾至、刘长卿、张谓、顾况、张志和、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商隐、马戴等唐代知名文人皆曾登楼并留下诗文。到了北宋庆历年间，滕子京重修此楼，并邀请范仲淹写下旷代佳作《岳阳楼记》，为中国文人确立了比“兼济独善”更具道德崇高感和忧患意识的“先忧后乐”的精神范式。此后千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为岳阳楼这个文学超级磁场留下了巨量作品。岳阳楼不仅作为真实场域彪炳千秋，在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这样的戏剧中还成为虚构场域的原型。以岳阳楼为范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重要的文学场域对于历代文人具有的巨大吸引力；这样的文学场域与历代文人之间的互动，构建出一段时空范围相当广阔的文学史。同时，一个重要文学场域的磁场作用会随着历代文人的不断过访而叠加，不断增强，每位被其吸引而来的文人最终都将成为其与日俱增的吸引力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重要的公共建筑是一颗颗在历史长河中持续集聚文人的恒星，那么一部分私家建筑在短期内集聚文人的能量堪比“超新星爆发”。如元末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吸引题咏者不下120人。“出入玉山草堂者，除了释、道，还有也里可温（家世有基督教背景）与答失蛮（家世有伊斯兰教背景）。诗文家、书画家、散曲家、词人，宾至如归。”其中不乏黄缙、张翥、虞集、郑元祐、王蒙、杨维桢、袁凯、倪瓒、柯九思、张可久、高则诚、谢应芳、黄公望、张雨等当时的顶级文人。再如明末侯官曹学佺的石仓园，钱谦益载：曹学佺“家有石仓园，水木佳胜，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之乐，近世所罕有”，甚至达到“今天下文士入闽，无不谒曹能始”的程度。二十余年间，“过往石仓的客人数百，有作品流传至今的数十”。对这样的文学场域展开研究，在学术上无疑具有明显价值和拓展空间。

文学场域是被文人及其作品塑造的。在文学的星空中，如果说重要的文人是不断流动的行星，那么重要的文学场域则是闪亮的恒星。和宇宙中大部分行星围绕固定的恒星运动不同的是，大部分文人总是会从一个文学场域流动到另一个文学场域。文学场域研究与文学地域研究相比，研究的维度和视角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两者对客籍文人（含外籍文人）、过境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视程度有较大区别。传统文学研究中难以窥见的生动文学细节和鲜活文学现场，将通过场域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进而打开文学研究的更多面向。既然文学场域的研究对象、内容、思路、方法与传统文学研究都有明显差异，那么文学场域研究的作用就绝不是取代传统文学研究，而是二者互为重要补充，共同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向世人和学界呈现出更丰富、更具象、更鲜活、更有生命力的绚丽文学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