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钰｜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作者简介

张茂钰，哲学博士，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摘　　要

　　对于文明的讨论绕不开“现代性”问题。但是“西方中心论”“自我修复论”“外在超越论”都无法解释和指导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现代文明秉持“内在扬弃论”，其理论指向在占有资本文明面的基础上实现对文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这为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资源。中国现代性的现实建构历程从“选择现代化模式”到“创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变迁，从“外源现代性”到“内生现代性”的深刻转型，从“现代文明在中国”到“中国式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飞跃，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总体性重构、主体性重构、价值性重构、结构性重构和阶级性重构，构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辩证法。

文明发展与现代性进程息息相关。作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性以“理性”为基础，以“主体性”为原则，以“进步性”为信念，以“总体性”为方法，以“全球性”为视域，构成了一整套包括社会历史模式、发展内在要求、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在内的现代社会规定性，是人类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面调整和转型。走现代化道路，就是不断赋予现代性的历程。在现时代，现代性犹如一道“普照的光”，成为反思现代文明一系列范畴中意蕴最为丰富的统摄性概念。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迅速转型，现代性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焦点话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建聚焦于中国现代性矛盾及其发展难题，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具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重构性和内在超越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选取具备现代性中国样态解释力的思想范式，在一系列实践转型中把握其历史出场，在与西方现代性比较中准确定位其时代飞跃，能够进一步明确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诉求及现代性重构的重大时代课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外源性和内生性、道路性和规律性的历史辩证法中把握关于文明的新辩证法。这有助于我们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深刻理解“新文明类型”与“新型现代性”的丰富意涵，进而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为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话语和现代性的中国话语作出一定探索。

文明是标志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状态的范畴，作为现代化发展成就的总特征，指称社会历史在性质、结构和功能中的前进、上升与革新趋势，代表使现代人为之所自豪的一切礼仪规范、生活方式、技术成就和社会组织。根据人类知识的发展，摩尔根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遵循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阶梯式累进上升，指出“发明和发现，以及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的发展，都表现出人类的进步”。这一洋溢着历史乐观精神的文明观，经由肇始于英法等国文艺界“古今之争”论战的舆论塑造，并经孔德、圣西门、斯图亚特·穆勒、斯宾塞等人的实证发展，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退步论一一击溃，“历史”近乎成为“文明”的代名词，并随文明进步不断趋近于完美状态，人类历史的总趋势就是持续向上的文明运动过程。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困境和创伤性事件构成了人类文明现代性危机的时代背景，作为“人的智德表现”的文明呈现为非道德，作为进步范式的启蒙最终走向自身对立面。悲观主义历史观开始发声，人类文明所蕴含的进步范式遭到消解。可以说，文明实现程度与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是由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引发的。审视文明及其现代性问题的理论群像，可以得出以下四种研究进路，从历史上看这些研究范式构成切入思考的基本视域，从现实上看对于深刻透视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中心论”的文明霸道

“西方中心论”以现代欧洲的经济优势和组织优势为历史前提，无论是沃勒斯特还是布罗代尔都主张以欧洲为中心构建一个世界体系和一套核心规则。以西方文明为坐标，先后产生了一系列文明学说，如斯宾格勒的“文明衰落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论”、巴格比的“边缘文明论”、福山“历史终结论”、奈保尔的“普世文明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尼尔·弗格森的“文明崩解论”等。其一，即便在最“悲观”的文明论调中依然难掩文明傲慢。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并不代表西方历史的终结，而是作为其充分完成了的最富创造性阶段的终结。然而中国文明已然没落千年之久，其后的历史事件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的“原始时代古老动物生命再次的起伏浮沉”。其二，即便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学说中依然存在对立思维。亨廷顿一方面承认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具有独特性、平等性和对话性，另一方面强调异质性文明在交往中存在的对抗性特征，这种对价值差异性的过分强调是冷战模式的历史延续，容易导向国强必霸思维下对中国的误判。其三，即便在正视中国崛起的学说中依然强调西方胜利说。尼尔·弗格森已意识到“中国不再是学徒了”，但认为西方文明的崛起才是“耶稣之后第二个千年的下半叶唯一最重要的历史现象”，最紧迫的工作是厘清西方文明主导全球的真实原因，从而预判其式微的危险和重生的潜能。

不难发现，“西方中心论”本质上围绕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展开，目的是为西方文明号脉，加以预测的是西方文明的未来境况，试图解救的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探讨以西方权力话语建构现代文明评价体系，以西方历史比附观照作为“他者”的文明形态，用一种非历史的自然主义方式透视东方文明，这种西学视角下的无内容的抽象性使其缺乏对中华文明的真正理解。

（二）“自我修复论”的文明接续

以自反现代性的文明探讨为代表，“自我修复论”认为资本现代性还未走向终点，全球现代性问题能够通过自我修复得以解决。其一，罗尔斯提出以“公共理性”补充“个人理性”。在罗尔斯看来，多元现代性背景下的“立法者”难题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灾难的来临，而是需要积极回应并重新审视“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之长治久安”的现实可能。对此，他提出以公共理性的广泛参与达成社会“重叠共识”，以消解原初状态中现代人之间的“相互冷漠”状态。其二，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哈贝马斯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体制化、专业化和理性化以及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但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本身存在修复和弥合的可能性。因此他并不主张放弃现代性编织的重重罗网，而是试图用交往理性解决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其三，吉登斯提出以“自反现代性”超越“早期现代性”。自反性（reflexivity）区别于反思性，指的是现代性反作用于自身时现代文明自我毁灭的可能性。自反现代性在不断积蓄不可计算风险处能够生成“解脱（freisetzung）作用”，具有开出另类现代性道路的历史潜能。作为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属性，自反性将成为发展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文明现代性危机不过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结果，自反性为现代化转型敞开了不经历社会巨变就能通向新现代性的可能性，即“不发生革命但却会出现一个新社会”。

文明“自我修复论”在批判现代性及其带来的负面后果的同时，试图寻找摆脱现代性境况的出路，指向启蒙辩证法的积极转折。无论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的修复方案，还是包括后资本主义、全球社会民主、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等思潮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都试图在现代性固有框架内寻求现代文明重获新生的可能性。但是，现代性问题始终是一个历史生成问题，必须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造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解决，仅靠诉诸理性、修修补补、部分突破、隔靴搔痒，是难以掀开层层包围下的现代性“铁笼”从而实现文明接续发展的。

（三）“外在超越论”的文明解构

以福柯、利奥塔、德里达、鲍德里亚等激进后现代主义学者为典型，外在超越论全面反思工业现代化带来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提出要重写现代性文明。激进后现代主义不再试图在现代性传统中改造现代，或通过回到过去拒斥现代，其对现代性已彻底失去耐心，主张跨过现代，在现代性荒芜之中接受现代性的打击，从而在社会历史性上彻底踏上了现代性的文明末路。现代性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反现代性的多重主张：其一，后现代主义视“宏大叙事”“元叙事”为历史独断，福柯以非连续性的知识型开挖历史异质性，德勒兹以“根茎状”替代“树状结构”确立无规则定势的历史游牧特征，转向“超片断化”（hyper-fragmented）范式，彻底放弃了强调统一性、基础性、主体性、整体性的“文明总体观”。其二，后现代主义用差异性取代同一性、用边缘取代中心，拉克劳和墨菲以话语“言说逻辑和偶然逻辑”取消传统革命理论，德里达视历史为不断更名的“自由嬉戏的概念”，主张取消任何串联式的中心结构，打碎现代性的普适性法则，彻底抛弃了“文明规律观”。其三，在激进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明进步观”不过是一种压迫性假说。无论是利奥塔的叙事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曼的流动现代性思想都从不同面向解构了进步信念所依存的确定性价值，而所谓历史不过是已被取消的人造之物，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文明图景。

文明“外在超越论”主张以外在于现代性的要素颠覆现代性，在文明解构中陷入了历史虚无。后现代主义的泛文化主义立场，一方面难以消除文明的现代性危机，另一方面人为造成了一种现代文明的外在断裂。当前，现代性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后现代主义既不能充分实现理论自洽，更无法共同应对全球危机和指导社会发展，这使得外在超越论只能成为现代文明的警醒剂，而无法为文明发展开出对症的历史药方。

（四）“内在扬弃论”的文明新生

文明及其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霸道、“自我修复论”的文明接续、“外在断裂论”的文明解构都无法解释和指导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围绕文明及其现代性问题的第四种研究范式，即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内在扬弃论”思想为我们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视域揭示文明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原则定位“现代文明”的历史坐标，指出“现代文明”不是观念论意义上的“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文明的历史产生和发展并不是自然演绎的结果，而是受到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其二，以资本逻辑为轴心深刻揭示文明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看到资本主义文明伴生野蛮代价，资本统摄下的拜物教逻辑、异化逻辑、权力逻辑造成了剥削、物化、侵略等文明恶果，以致“在危机期间……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其三，以资本扬弃为路径指明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出路。资本现代性批判并不等同于消灭现代性，因为取消现代性也就取消了现代文明，取消了人类未来。在马克思看来，“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取得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更高级的进步。只有当伟大的社会革命能够支配和驾驭现代生产方式和资本现代性成果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存在于人与物特定关系之中的现代文明才能重获新生。

可以说，马克思从未离开现代性讨论文明问题，也从未离开文明讨论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直接对象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样态的现代文明，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视域，以整体性和全球性为双重视角，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对资本现代性进行总体性批判，从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出发实现对文明现代性的整体重塑，既不是局部修复，也不是外部断裂，而是对文明现代性诊断的“内在超越”，从而突破了经典现代性、自反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社会主义等文明学说，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明发展，构成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讨论的重要理论范式。

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果。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外来影响和中国现代化的内源性矛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文明、国家、社会的三重困境，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和价值规范。通过改革开放、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既发展现代性，又限制现代性的过度发展，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现代性的内生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选择现代化模式”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从“外源现代性”到“内生现代性”的深刻转型，以及从“现代文明在中国”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飞跃。

（一）从“选择现代化模式”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代化未能赶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早班车，面对现代性“西方胜利论”，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明确表达了现代性诉求。在各种“模式”“主义”的轮番上场中，在“落后—追赶”“冲击—回应”的历史语境下，近现代中国现代化之路展开了道阻且跻的摸索过程。其一，在起步阶段，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现代化思想、洋务派实业求富强的现代化尝试还是维新派对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与创新等，在救亡图存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通过效仿他国模式走现代化之路的急迫意向甚于实际建设，致使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未能摆脱低水平的发展状态，难以实现平稳积累和有机递进，此时中国现代性诉求实则是一种“拿来主义”思路下的模式选择，未能实现自主的中国现代性。其二，在赶超阶段，通过不断反思“苏联模式”留下的沉痛教训，扬弃“欧美模式”的发展路径，在警戒“拉美模式”和借鉴“东亚模式”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发展自主现代性的中国之路。正所谓“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中国现代性的获得也没有现成答案或标准模板，唯有独立自主才能开辟新局。它不是一种被外在赋予的、既定的东西，而是在中国社会的自我运动中孕育的，在特定阶段逐渐冲破文明“中心阶梯论”，摆脱外部选择和学徒状态并获得自主发展的过程。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既不能否定中国特色只谈效仿，也不能脱离其他发展模式只谈独特。它既立足中国实际的道路开拓，又是对世界发展模式的综合创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开启于西方现代性彰显普遍特征之后，随现代性中国化过程的时代变迁与时俱进，随实践发展不断革新。“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在遵循世界发展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立的思考与实践探索，通过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的合作和交流、对内改革促进发展谋求人民富裕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为这一进程和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积极动能。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已从“选择现代化模式”进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从“外源现代性”到“内生现代性”的深刻变革

在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现代文明秩序建立的主导力量主要源于西方的野蛮扩张。在西方文明的地域扩张中，“西方”的含义已经超出地理范畴，代表的是一套按照西方的逻辑塑造的世界标准、行为和机制。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开启的，这从根本上隔断了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内源发展”的可能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强行入侵具有明显的破坏与重建的二重性，但“重建”社会的前提是当地居民惨遭屠杀、住宅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马克思认为，文明人所谓的“文明”并不一定高于“野蛮”人的野蛮，“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罪。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和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在前仆后继地进行着艰辛探索和尝试，却始终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转折，体现了主动求变和自主发展的内驱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得以突破外部依赖而开显“内生”动能。斯蒂芬·哈格德指出，依附体系存在两大假定：“第一，世界发展是由等级秩序主导的体系，就像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系统中一样，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机制使不平等周而复始；第二，边缘地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融入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函数。”在依附关系中，边缘不过是中心发展的外部场所，通过带有剥削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利用垄断特权从中获益，最终催化和加速中心的发展。一方面，外源现代性所具有的“高度程式化”特征构成了“外部决定论”的刚性特征，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国家实践作为内部力量塑造柔性发展空间的历史可能。后发国家只有走出受先发国家控制的国际市场，才可能实现自身发展。但从外向内的历史转型不可能仅由外部推动，而主要靠内在原生动力驱动。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债务泥沼、贫困问题的恶性循环，恰恰说明了通过依附替代自主发展将付出惨痛代价。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决定性和道路选择性、总体性探索和系统性创新等一系列矛盾的内在联系，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既不“脱钩”也不“依附”，带领中国人民摆脱殖民奴役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技术依附实现自主创新，摆脱资本依附确立社会制度，摆脱话语依附实现理论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融入全球化发展的世界进程，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成就推动现代性发展动力的历史性转换，使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实现从“外源现代性”向“内生现代性”的变革转型。

（三）从“现代文明在中国”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飞跃

现代化先行的成就构成了西方文明优越的历史语境。这种文明自负体现在，西学传统普遍认为无论切割世界的方式如何改变，世界最终必将走向统一，而统一的形式必是欧洲文明一统天下；就现代文明而言，即便是野蛮落后的势力也同样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任何民族国家只要不想被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远远甩开，就必须走西式现代化道路并实现现代性发展。承袭康德-黑格尔-科耶夫的思想路径，福山明确提出历史终结论，指出历史将在目标明晰的不断进步中最终实现完备的世界秩序，走向历史的终结。具体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观念、科学思维等理念的全球推广和普及似乎便意味着历史终结的实现。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却在借鉴吸收其有益成分基础上，通过本土化改造，形成了新的文明构成要素，呈现出“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图景。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创造打破了西方文明长期的神话，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弗格森认为，“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令人痛苦，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尾声。这一点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看，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文明的冲突未必发生甚至遥远，但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在过去500年中总是青睐于西方的运势即将发生转变”。当一个文明开始衰退，另一个文明便会兴起。而从“现代文明在中国”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兴起，必须经历文明的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以法治文明为例，现代中国的法治观虽然受到西方影响，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舶来品，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观念，将中西法治观创造性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体系，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民众心理结构的全新法治理念，完成了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借鉴世界文明精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现代化一般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只有当“中国现代性”呈现出“内生性”特征，也只有在“中国现代性”能够超越“西方现代性”之后，人类文明新形态才可能得到历史的彰显。

以中国语境、中国实践、中国创造为背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在基础和结构上则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对现代性的外在超越，而是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基于对自然异化、人的物化、社会分化、全球冲突的深刻反思、理论批判和现实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制度重构、价值重构、目标重构，将思想指引逻辑、主体选择逻辑、创新发展逻辑统一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具有明确的超越机制、超越机理和超越路径，从根基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发展逻辑的批判重构。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总体性重构

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改变“单一现代性”的发展模式，消除对文明发展“唯物质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认识，破解现代性发展的二元悖论。其一，在路径选择上，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关乎国际国内格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绝不仅仅关注单一经济领域的指标，而是强调社会发展协同联动，注重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平衡性，最大限度实现发展的整体效能，体现了发展要求、手段、目标的总体性。其二，在总体布局上，以“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围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入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以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以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重点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破解资源约束和改善环境质量为关键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其三，在战略布局上，以“四个全面”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全面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源泉，以全面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全面应对新科技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来临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转化。总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系统现代性”超越“单一现代性”，以“总体现代性”超越“物质现代性”，从而走出“物质崇拜”“精神至上”“价值虚无”的文明泥沼，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现代文明的整体性跃迁，开启人类文明的崭新纪元。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性重构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主体，以中国人民为发展主体，体现了领导主体的先进性、文化主体的时代性、获益主体的广泛性、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实现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根本超越。其一，在领导主体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卓越的历史定力打牢发展基础，以坚定的战略决心不断攻克发展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通过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完善发展创新体制，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顺利推进。其二，在文化主体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底色。正因为拥有五千年文明，才能形成和坚持中国特色，正因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才能成功打造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样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两个结合”理论的创造性提出，则进一步巩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其三，在发展主体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代表谁的立场，维护谁的利益，为谁说话办事，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性的区别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取向，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明确了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和根本前提，筑牢了中国现代性的群众基础，重构了文明形态的主体力量，扩大了新时代文明发展的社会效应，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体的现代性宰制。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性重构 

中国始终倡导“美美与共”“天下和合”“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坚决反对“巧取豪夺”“恃强凌弱”“零和博弈”等霸权行径，主张以互鉴超越冲突，以交流超越隔阂，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一，以“建设性文明”超越“对抗性文明”，破除“文明冲突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未侵略他国领土，从不挑起战乱纷争，始终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努力营造和平、友好、包容的国际环境，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其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破除“文明优越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历史文化、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现实差异，倡导世界各国做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和谐共生源于多元兼容，中国绝不以文明优越为借口来压制其他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权益，更不会通过制造危机的方式强行推广价值理念，而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其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发展，破除“文明中心论”。中国以充分的理论依据、丰富的实践内涵、大国的担当魄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面对全球现代性难题，中国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共同目标，为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经验和机遇，共商、共创、共建、共享开放红利，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引领世界交往价值逻辑的理论重塑和实践重构。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结构性重构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努力实现从资本的时空布展到区域协调、资源共享，推动共同富裕、社会福利与美好生活的辩证统一，实现个体和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其一，在经济结构上，推动“传统工业结构”向新时代“新型工业化结构”的历史性飞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聚焦发展质量这一制约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进一步完成了产业支柱的结构性调整，力争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创新高地”，有效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其二，在政治结构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所发展的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超越西式民主的资本属性，强调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现了民主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性。其三，在社会结构上，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资本现代性时空失衡的前提性条件，以及不断加速的时空异质化全球布展、城乡布展的时代悖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社会结构合理化、收入分配公平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为重点，构建共享发展新格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阶级性重构

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改写了现代文明等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观，转变了现代文明的阶级性质，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一，从社会形态上看，建设中国现代性归结起来就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实践特征而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必然引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人类文明形态阶级性的历史变革。其二，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看，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道路是同一的。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取向和最高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前现代性的“人的依赖状态”和现代性“物的依赖状态”，稳步迈向“自由个性”阶段的新文明类型，是使压迫成为解放、使依赖化为自主，使“物化的人”走向“文化的人”，使“僵化的人”走向“能动的人”，使“单向的人”走向“全面的人”，从而实现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谋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文明类型，开启了现代性的崭新社会样态和文化样态，实现了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重构。

面对中国现代性内生发展的深刻转型与当代建构，在现代性“终结”与“未尽”的争论中，在追赶现代性、反思现代性、重构现代性的逻辑进路中，人类文明新形态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现代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现代性、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作出定位。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内在扬弃论”为理论基点，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包括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维度，还包括对现代性的建构性维度。今天，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地外在超越西方现代性，而是以历史主动积极谋求现代性诉求、现代性反思和现代性重构。当代中国发展历经从注重现代性批判走向现代性的自觉建构，从理论资源向外探求到向内省视，从外来范式选择到立足中国实践的深刻转型，为破解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责任编辑：李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