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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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摘　　要

　　认识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这些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与实践视野。

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特性，才能更好地推进这个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而要把握文明、民族的特性，就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方法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科学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人民观、政治观、文明观、历史观对照中华文明五大特性，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的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文明史的国家形态性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成熟性、连贯性以及进步性。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阐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与国家产生、发展有着紧密关系。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探源工程突破了欧洲学者一贯认为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樊篱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的考古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出的重要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恩格斯这个论断的科学性在于他指出了所有文明产生的阶级基础，强调文明史是自阶级出现以后的历史。这是判断文明社会最客观的标准，也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它超越了西方那种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纯技术标准或欧洲标准。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阐明中华文明发展的国家形态，从奴隶制国家到封建制国家形态的演进历史及其规律，特别是存在的封建王朝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西方不少理论把我们的国家历史只是看作近代以来的事情。他说：“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这种认识不仅是狭隘的，而且存在着一种陷阱，也就是部分西方人士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并由此认为中国动不动强调领土主权没有根据。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中国这一国家形态从5000年前就已产生，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延续不是平滑的，也不是没有质变的，而是既有从奴隶制国家形态到封建制国家形态的更替，也有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变化及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经历了从夏商周的奴隶社会形态到春秋战国的过渡形态，再到秦汉之后的封建社会形态。历史地看，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是不断成熟和进步的。汉代的中央政府有三公九卿和人才的乡举里选制度，唐代中央政府设置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考试制，宋明清中央政府也有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要看到，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一些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汉代对农民田租实行轻徭薄赋，唐代实行租庸调的田赋制度和两税制，明代实行“一条鞭法”，这些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经济增长。当然也要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由于解决不了其内在的问题，会不断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从而陷入王朝周期率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指出，古代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周期率宿命。2018年1月5日，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有十分重要的论述：“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确实是在这种王朝周期率中曲折发展的。离开了国家形态特别是其背后的社会形态，是无法理解王朝周期率的，更难以理解中华古代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与主题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这个进步过程体现在：生产力不断提高，农耕技术持续改进，农业文明水平稳步提高，市场交易制度和规则日益完善，养育的人口数量呈几何级数式上升，政治文明在发展，文化创造力和活力在彰显。中华法系不仅是世界法治文明的宝贵财富，也促进了中华文明历史上“贞观之治”、宋元明清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都走在世界前列，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一直遥遥领先，同时建构和治理国家方面创造的郡县制、行省制、分税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些突出的创新产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力量，正是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和创造力塑造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

第一，中华古代文明的创新广泛全面持续，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创造。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以其伟大的创造为人类贡献诸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管子、荀子、淮南子，以及董仲舒、王充、朱熹、程颢、王阳明、王船山等影响千载的思想巨匠，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推动了人类进步。中国人民以其伟大的创造贡献了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走向的伟大科技成果，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美国著名科技史专家坦普尔对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7卷34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凝练，撰写了精华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独立出版，其书的序言名为“西方受惠于中国”。坦普尔指出：“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中国人民以其辛勤劳作为基础，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春节、上元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并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民俗文化。中国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开凿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乐山大佛，修建了秦始皇陵、法门寺等。这些创新创造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是全面的创新，是持久的创新，是日日新、苟日新、又一新，是从不停顿的创新。

第二，创新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人围绕着农耕文明，发明了诸如二十四节气和众多农谚，发明了手推磨、爬犁等各种农耕工具和生活方式，体现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和呵护。满怀着家国情怀，中国人不仅充满着“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情，而且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为了国家与民族，无数的将士镇守边关，无数的劳工出现在大运河的工地上、万里长城的垛楼上。为了丰富自身的文化生活，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创造了无数的戏剧种类和节目，昆曲、京剧已经惊艳世界。中国人也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从屈子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辛弃疾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民心”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文化精神沁润民族心灵，激发文明创造活力。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来源于我们民族的集体力量，每一个人在社会和家庭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家族中承担着自身特殊的职责。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为家庭、家族和集体而努力着，既有“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密州胜景，也有“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来源于深刻的生产生活实践，包括改造山川的实践、驯服大江大河的实践、社会变迁的实践、改朝换代的实践、农民起义的实践、驱除鞑虏的实践等。这些实践给人们带来了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的思考，使我们拥有了无数思考自然界的经典如《黄帝内经》《甘石星经》《墨经》《齐民要术》《九章算术》《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使我们拥有了无数思考社会的思想典籍如《道德经》《论语》《商君书》《韩非子》《孙子兵法》《天人三策》《资治通鉴》《四书章句集注》《传习录》《读通鉴论》等，使我们拥有了无数思考人自身如何提升自己的思想文献与通俗读物如《礼记·大学》《孟子》《横渠易说》《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等。

宋代苏州石刻天文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体现在社会管理和文化认同上的统一，还体现在民族交往上的统一。这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统一，不是外在、表象上的统一，而是多元一体、血脉相连的统一，是具有强大内聚力、向内归心的统一。因此，其具有坚韧性和持久性，任何力量都打不碎。

第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进步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进步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善之上，通过建立各种政治体制，保障社会发展在政治秩序之内进行。古罗马皇帝屋大维建立的政治制度体系严密、清晰灵活，有力推动了罗马文明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屋大维将行政权牢固地建立在统一的意大利与整齐划一的帝国体系之上，建立了常备军制度，实施多子化奖励政策，创设遗产税这一新税种，建立军用资金管理制度。这种统一的动力来自于罗马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个人意志。这种统一性保证了人员货物的自由往来，“只有物品的自由流通，才能提升帝国整体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切必须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才能得以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中华民族始终关注大江大河的治理。而驯服这些大江大河，战胜数不清的自然灾害，使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就要有强有力的政权作为依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的观念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梁襄王曾经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天下只有归于大一统才能安定下来。《墨子·尚同》中也说：“天下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天下治也。”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道家、儒家或者法家、墨家、农家、阴阳家等，都是指向一个目标：天下一统，四海归一。只不过实现统一的路径千差万别，有的希望靠道德感召，有的希望靠法制，有的希望靠军事等。因此说，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代表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大一统”政治格局一旦形成就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进步，西汉文景之治就是一例证。“大一统”政治格局有助于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民众可以安居故土进行生产生活；可以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驿站，便于人员与货物的顺畅流通；以较小的制度成本获取较大的社会效益。中国古代政治上这种以防止国家分裂为特点的统一性是进步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

第二，中华政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带有原创性的制度与法治，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特别是周边文明的发展。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国家历史中，“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不断更新发展，形成了许多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机制。秦王朝的郡县制影响深远，为后世所有王朝提供了政治制度摹本，使国家统一的权力能够延续发展至今，在中国目前的行政建制中仍有1500多个县。汉武帝的盐铁专营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盐铁论》中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道出了制度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僵化保守；“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的论断，阐明了法律执行的极端重要性。隋唐时创立的科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作为一项在中国古代延续了1300多年的基本的官员选拔制度，选拔了大批治国安民的杰出人才，改变了古代官员的结构，提高了古代官员的素质，推动了社会的上下流动，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汪洙《神童诗》）。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科举创立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如日本、高丽、新罗、朝鲜、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参加科举，入仕做官；日本、新罗、高丽、交阯等仿效中国，在本国也实行了科举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对西方也有重要影响，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葡萄牙人曾德昭则在《大中国志》一书中详细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认为科举是最公正的选官方式。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统一；元朝的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政权的作用；明代则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任用、监察的力度；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不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而且便利了中央监管。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政治文明成果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强调文明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文明不仅有其产生、演化及跃迁的规律性，而且有其应对挑战的规律性。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注意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相关理论，他曾经指出：“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认为，‘挑战—应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汤因比一再强调的“挑战越强，应战越大”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在应对挑战时，文明的包容性特别是其包容量、包容的张力及包容中的溶解能力，决定着这个文明的发展向度和矢量。

第一，深刻把握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华文明发展既遵循这一一般规律，又展现这一规律的精髓。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半步，恰恰相反，它在这一大道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世界上不存在纯而又纯、孤立发展、从不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文明。每一个影响人类发展的文明都是在吸纳其他文明丰富营养中生长起来的，是一种吐故纳新式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中华文明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典型体现者，无数其他文明的优秀种子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枝散叶、硕果累累。中华文明有着巨大的包容量，世界上各种文明进入中华文明时，尽管有排异和适应过程，但很少有被排斥打压的，更没有被赶尽杀绝的；中华文明有着极强的包容能力，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包容吸收，产生了本土化的禅宗等。正如冯友兰所言：“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而在1917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文明中有一种愿意吸收借鉴先进文化和文明的天然亲和力，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追求与中国文化追求进步的理念一经接触就发生了化学反应。

第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其是在坚持自身的特质中不断进行代际传递，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人甚至是几代、十几代人创造出新文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具体体现为：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敬民养民，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不泥古法，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我们还认识到，中华文明始终充满着大同社会、万世太平这样的理想信念。“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人一代代的追求，中国人信仰所体现的终极追求就是关心身后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些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在今天可以更好地进行转化和创造。我们把天下共治理念与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改造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智慧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制度，在这些制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优秀基因。离开了这些基因，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了，更不会对人类政治文明有突出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这是由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所决定的。和平、和睦、和谐的和合文化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对社会、国家、外部世界的全面认识之中。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深刻地认识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虽大，好战必亡；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第一，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的历史，近代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用坚船利炮摧毁其他文明、推进殖民主义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得很清楚：“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理论诸如政治正义论、劳动致富论、资本永恒论、企业家精神论、技术创新论等，来说明西方的发展是资本家自身努力的结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马克思在这里阐释得很清楚，这种田园诗般的东西不是资本真实面貌，只是它的艺术加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中，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使用殖民手段，仅花费约20年时间，就让印度次大陆从1800年的世界纺织中心至完全衰败。1830年，马奇班克斯在议会下院作证时说：“我们用高额禁止性关税在英格兰排除了印度的制成品，并对将我们自己的制成品引入印度给予一切鼓励。用我们自私的政策，我们打垮了达卡和其他地方的当地制造业，在他们的国家充满了我们的货物。”这使很多人因为没有工作而死亡，就像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所言：死去的工人的累累白骨使印度平原变成白花花的一片了。1840年，兰伯特在下议院作证时说：“公司（指东印度公司）已经用各种办法，在我们伟大的制造业的才能和技巧的鼓励和帮助下，成功地将印度从一个制造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出口原料产品的国家。”这番话道出了殖民者的无耻，其所说的“伟大的制造业的才能和技巧”其实用的是殖民当局的不公平手段。可以说，征战、征讨、征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理念。这样的历史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毁灭了无数的文明。

第二，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中没有殖民扩张和侵略他人的基因，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内生成长的文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指出：“中华帝国最令人称奇和惊异的地方在于，它的一切都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它从自己内部之中就产生出来了，似乎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中华文明不是与世界没有什么联系，而是联系悠久且紧密，但确实是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无须靠侵略别人来壮大自己，因此我们从没有占领过他人一寸土地。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很多解释中国为什么自15世纪以来没有殖民扩张的理论和行动，诸如肖努的“扩张共识群体缺乏论”、斯普伦克尔的“反殖民倾向论”、韦伯的“官僚俸禄抑制论”等，但其实这些理论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在变革与开放中发展自己、与他人一起成长的历史，中华文明是和平型文明。在国家实力雄厚时期，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他并没有派出军队，而是秉持共享太平之福理念，给世界送去善意的和平使团。《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0个使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这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以及其他贵重物品。”“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据该书统计，1402年至1424年的22年间，明朝廷共派出62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和平交流，并接待了95个回访的使团，建立了与许多重要国家的联系。这些历史事实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特性。

当前，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要解决的难题也很多。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找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和科学方法。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上不断守正创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就是要在坚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而使物质文明成为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文明，使政治文明成为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的文明，使精神文明成为人民精神世界不断丰富、文化需求充分满足的文明，使社会文明成为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素质、社会和谐有序的文明，使生态文明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人类生态发展作出极大贡献的文明。返本开新就是要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创造人类工业新文明、人类市场新文明、人类城市新文明、人类政治新文明、人类农业新文明、人类治理新文明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谋进步和世界谋大同奠定文明基础。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人民观、政治观、文明观、历史观为指导，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与要求，深入研究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路径方法。要特别关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比如马克思强调艺术发展的“现代性悖论”问题。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提出一个重要论断：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据此，艺术生产一旦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就很难再以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形式创造出来，换言之，产业化的艺术难以成为伟大文明的创造者。马克思还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他连续提出如下问题：“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这“七问”的核心在于：现代社会能否创造出古典神话与史诗这样的文明成果？

现代文明不是以神话为基础的文明，而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文明。但现代科学技术不会自动创造出现代文明，而需要有人类的创造力，有时间流淌对于文明的滋养。现代科学技术为现代文明的塑造提供了基础，但也存在着对文明发展的某些消极影响，且不用说，一些国家将现代科技武器化、霸权化，威胁世界文明，现代科技的颠覆性发展还没有给文明构建留下时间的长河。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有足够的时间长度来促进文明的成长，敦煌文明是用长达千年的历史来塑造的，试想如果用现代的挖掘机和盾构机来打造石窟，那还是真正的文明吗？文明特别是古代文明具有其神话性和史诗般的特点。“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这些古老神话构成了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古老神话的消失是否带走了我们文明中的那些富有幻想的东西呢？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把这些神话般的因素逐步消除掉了，文明的神话性在现代科技面前似乎消遁了。我们如何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史诗般的文明，激发出超越先人们的神奇幻想，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面向现实的文明，更是面向未来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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