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思考

作者简介

袁志刚，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　　要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于对经济周期的考察，以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为研究对象，揭示经济增长机制和周期波动背后的原因，抛出政府在经济波动期间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高企等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过程，除解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运行规律外，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改革开放，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实施宏观经济治理。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始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体系的特征及其逻辑框架的讨论，展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配合的特点，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形成周期波动的各类冲击。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而批判地合理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与模型，对于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有一定价值。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奇迹是最近100年人类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但是中国缺乏一本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特征事实、总结中国宏观经济治理成效及其改进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编写这样一本教材要思考的问题很多，涉及面很广。我们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及其转型、工业化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方面的历史，梳理党和国家历年来关于发展理念转变、经济体制转型、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制定、短期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的文件及相关资料。其次，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人口与资源禀赋、产业与区域特征，把握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切换和增长动力转换的丰富内涵。再次，我们要分析中国历年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通过与成熟市场国家的一般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和实践相比较，提炼出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复次，我们要将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置于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中进行准确定位，论证十四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融入全球化战略的实践经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进步的意义；同时也要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把握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宏观经济理论的合理概念与分析框架，以中国经济波动和增长的特征事实为基础，将中国经济制度的探索与建设作为关键脉络，努力打造能够融通中外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将通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和分析，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认识当前阶段我们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明确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之间的关系，证明继续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现代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经济资源以达到社会各种理想目标的一门社会科学。根据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内容及其日益发展的现实，经济学家将其分为两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单个商品和服务的投入与产出、供求与价格变化的关系，解决经济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经济目标之间进行优化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则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回答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在短期内是否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即实际经济总量与其潜在总产出水平是否一致的问题。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经常呈现出周期波动的问题，因此，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周期波动及其调控。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也回答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长期是如何获得增长的问题，将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考察的主要对象，构建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并提炼出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关键概念，以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将微观经济学集大成的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假定所有市场通过价格的充分调整而达到供求均衡，如劳动力市场通过工资的充分调整而达到充分就业，金融市场通过利率的充分调整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商品市场通过物价水平的充分调整而达到供求平衡。如果所有市场都是出清（clearing）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就不会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均衡，也不会出现实际产出背离潜在产出的情况，以及经济资源的利用不足（产能过剩和劳动力失业）的问题。因此，在古典经济理论里，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但是，市场经济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总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普遍现象，经济运行呈现周期性波动，在经济萧条时期，失业现象挥之不去。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否定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自动解决总供求均衡的教条，否定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有效性，认为在短期内价格变量是刚性的，或者变化是缓慢的，并不能充分调整以出清市场，就业、产出等数量变量的调整快于价格变量。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上是一种非均衡理论，也称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即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是绝对的。在市场机制失灵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只有借助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

从历史脉络上讲，中国宏观经济学长期服务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计划经济时期的宏观经济工作和“农、轻、重”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比如，1981年老一辈经济学家许涤新说：“我国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比较快；反之，什么时候忽视综合平衡，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就难以发展，甚至还要倒退下去。”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等问题，马洪等国内学者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点，推动了有关政策的出台。随后几年，国内学者结合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般性，是社会化生产、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反映，其特殊性是社会化生产、商品经济赖以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殊性规律的反映”，“计划与市场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这种规律性，反映了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运动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学者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著作，对市场经济的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明确市场经济是体制性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国内学界认为其有可借鉴之处，但不能盲从。比如，对国内重新引入西方经济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陈岱孙曾说：“经济学应该是致用之学。我们反对不切实际的一切空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只谈技术、操作而取消一切学理的相反极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情，国内学者从非均衡的角度出发，研究当时多次出现的经济过热、结构性失衡、总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等问题，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如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导。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非均衡的特征出发论证这一阶段宏观控制的目标与手段。也有学者梳理并对比了德国、日本和美国三种西方国家典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指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国家差异性，并认为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上升，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和研究方法，对外讲好中国宏观经济故事，研究宏观经济现实问题，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学者出现了过于看重模型方法、脱离中国实际、对现实问题思考不够等短板。

中国宏观经济学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也研究经济的短期波动，既借鉴了凯恩斯关于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宏观调控重要性的基本理论，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而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历史境遇与国际处境上，有着自己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选择上有所作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不同阶段发展战略的制定、产业政策的实施、人口与结构红利等比较优势的发掘是除技术进步之外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第二，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美好生活需要，并促进劳动人民的全面发展。在处理效率和公平这一两难问题时，国家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围绕主要矛盾的演变，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基于社会生产落后的现实，我们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当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经济发展时，则更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在微观机制上坚持效率优先，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微观角度的效率追求往往会加大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宏观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在区域协调发展及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成果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央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等实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第三，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整体控制力强，在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等）中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优点。但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也会导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太过重大，不同程度地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周期波动造成各类冲击，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如何真正做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第四，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短期波动中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即被动的逆周期需求管理政策，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治理既有针对需求管理的逆周期政策，也有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因此，在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和分析中，既要注重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需求侧冲击，也要注重来自供给侧的冲击，更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制度变革所带来的长期增长效应。

图1展示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与基本架构。经济学离不开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宏观经济学以总供给与总需求为主要内容。简单而言，宏观经济的总供给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增长；二是将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提升。在宏观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两种要素投入是资本与劳动力。就劳动力要素而言，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数量，而人口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等则决定了劳动力质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更加依赖人口质量的提升。资本投入源于国民储蓄的转化，并表现为生产装备、厂房以及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诸物质形态与品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积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不可能像西欧资本主义早期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财富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必须通过自我积累的方式进行。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行高投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构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来临，我们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完成从要素投入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变。全要素生产率（TFP）则是宏观经济学关于所有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效率的度量，它取决于生产过程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但是政府主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变革经济体制也会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生变化，并且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此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四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其所面临的全球化背景、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及其所面临的能源环境成本对潜在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总而言之，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关于总供给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远胜于西方宏观经济学。

从这个体系框架的右边来看，总需求分为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外需。中国家庭的消费，一是取决于其收入及其增长，二是取决于其储蓄倾向，是中国宏观经济学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既取决于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变化，也取决于企业关于未来经济景气的预期变化，还取决于政府的长期战略决策和短期财政政策变化。在中国，由于企业产权的多元性，其投资行为也更为复杂多变，不同企业对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反应程度不尽相同。中国经济过去40余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在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下，外需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随着全球化格局的变化，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初期两头在外、主要靠外需拉动的经济过渡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学应该同时为中国特色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波动作出解释。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将宏观经济抽象为一个围绕着长期增长趋势而上下波动的经济体。长期增长趋势由总供给决定，也被称为潜在总产出，而经济的短期波动则主要取决于总需求，因而实际产出由总需求决定。引发短期波动的总需求变动可以是来自消费需求的变化，例如，家庭面临失业风险的上升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并减少消费；也可以是来自投资需求的变化，例如，企业因对未来盈利预期转好而增加投资，其背后可能是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货币政策实施而导致的利率变动，也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而导致的总需求变动。对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其目的就是利用相机抉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冲总需求波动，熨平宏观经济的过度波动，而对于外部需求的波动，政府则可以通过汇率变化等政策加以应对。如前所述，中国宏观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起到不同于西方政府的作用。

首先，在中国经济的波动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围绕稳态增长而上下波动的经济体，它的波动往往和增长趋势的改变相联系。例如，中国1998年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一方面释放了中国居民的住房需求，构成了持续性的总需求冲击；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中国产业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构成了总供给冲击。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推升了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我国的房地产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积累了许多内在矛盾，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但是，房地产业的快速退潮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其负面后果。由此可见，中国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框架需要将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统一，将经济波动与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长趋势相统一。

其次，与西方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并不存在诸如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在其他经济体中，失业率变动是一个逆周期变量，但是中国宏观统计数据并不表现为这样的关系。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现象在中国依然存在，当宏观经济处于低迷时，大量民工回到农村，并不体现为失业率上升。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市民化过程并不彻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特殊性，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经济体的周期波动。但实际上，就业特别是高质量就业始终是宏观经济学需要关注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应该大力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一系列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医疗保障的均等化、养老保险的均等化和住房保障的均等化。就当前发展阶段而言，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起到“一箭四雕”的作用：增加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家庭消费，扩大经济增长的容量，充分体现共享的发展理念。

最后，西方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只是简单应对由总需求变化所导致的短期波动，然而中国与之不同，由党和政府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因素，既影响总需求，更影响总供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成功制定了“依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从总需求来看，国际大循环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拓展的外部需求，成功牵引中国快速工业化投资；从总供给来看，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通过“干中学”实现产业赶超，在全球制造业与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化进程变化，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所依赖的世界格局已变，中国经济的外需出现下降趋势。从需求面看，中国必须将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出口加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内需加创新驱动模式；从供给面看，大国冲突带来的技术“卡脖子”问题要求中国技术发展必须从引进—移植—模仿—消化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Model）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并发展至今的各种“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这些理论和增长模型对现实经济增长机制的解释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范式中，投资变量既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总供给能力扩张的资本积累，投资的这种双重作用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直观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各类生产要素经生产过程形成产出后，再将产出中的一部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形成投资和资本存量的积累，从而引发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因此在对经济增长的讨论中，我们先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影响，再进一步分析投资如何让产出形成新的生产要素，并刻画经济系统中产出与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最终揭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及其机制。在西方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所推动，其背后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涵盖了除要素投入之外影响总产出的所有因素，不仅包含了技术进步，还包含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社会规范、国家层面的制度深化改革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等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不断推进能够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收敛，但现实世界中各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收敛，甚至还出现越来越发散的情况。因此，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收敛趋势”应当更为深刻地解读为：如果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仅仅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各国的经济增长将是收敛的；而现实中明显并不收敛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增殖的过程，而是反映了一个国家随着资本积累，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从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到经济与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从而不断提高生产力的过程。

近代以来，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从蒸汽机的发明，到泰罗制、福特制企业管理的创新，再到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都体现了人类生产力革命呼唤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与此同时，人类不断推动政治哲学、社会契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等理性工具的应用，进一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默和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增长问题的思考。这一阶段的增长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资本、技术进步等各类变量不再外生给定，而是通过各类机制形成有机的联系，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内生增长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研究的范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杂的体系。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外汇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各类商品和要素价格等机制的形成标志着政府低效的计划指令退出生产交换领域，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功能，实现了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市场化改革贯穿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有效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让“有为政府”依循市场规律办事并适时纠正“市场失灵”。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本质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基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各类微观主体进行激励，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使得从农村转移的亿万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相互促进，引起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最终内生出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制度改革红利和结构红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微观机制再造，再到加入WTO、打开国际市场、实现赶超效应，充分展示了中国经济在过去40余年获得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自2012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告别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比较优势和增长动力开始切换，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呈现出经济新常态。未来中国经济将随着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发展。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风险挑战增多，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总体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如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衰退，区域差距和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大等。因此，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全国统一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使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增长，是十分关键的宏观经济长期增长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方面，消费与投资是总需求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并不是简单地围绕一个增长趋势发生上下波动，而是双双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其背后既有基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解释的结构性变化，也有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切换和发展理念转变而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家庭消费与储蓄决策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非常重要的内容，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上下求索，产生了很多理论假说、经典模型以及重要文献。同样地，西方投资理论的内容及其发展也十分丰富，从简单的以利率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投资函数，到凯恩斯引入数量变量的投资理论，再到投资加速数原理、托宾Q理论、软预算约束理论以及房地产领域的资产泡沫理论等，都体现了宏观经济学家在投资问题上的探索及其成就。但是，中国的家庭消费和各类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远比这些理论要复杂得多，有些与经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致，可以在宏观经济理论框架内得到分析；有些则“非同一般”，可能与中国经济背后的传统文化、制度转轨与路径依赖、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急剧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有关，经典理论难以解释，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作出创新。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早期面临如何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和积累率，解决储蓄短缺和资本短缺的困境，进而加快工业化，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采取低工资和农产品低收购价格的方式，将城乡所有家庭的收入与家庭的消费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以达到在短期内快速提高资本积累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资、农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家庭收入得到大幅提高，但是中国经济中的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却始终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进一步思考，我们可能面临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家庭收入或者说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否依然过低？因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第二，当前中国家庭的收入分配情况是否影响整体消费水平？人均GDP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否全面反映家庭的收入情况？一般而言，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能否提高中国家庭的整体消费能力？第三，中国家庭的储蓄倾向在同等收入水平下为什么居高不下？中国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是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还是社会保障不够健全？抑或是子女教育的高成本、住房价格的不断上升等问题迫使他们必须多储蓄、少消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经济快速增长所形成的总供给能力能否实现的问题。为什么过去40余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需要投资和出口来拉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壮大、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需要大力推进的，而推进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关键是要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其背后则是需要提高家庭的各类生产要素的收入，特别是劳动收入，当然也包括财富性收入，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

就投资变量来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投资管理体制一直是整个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也几经起落、几经变革，但始终保持了“高度集权、条块分割、行政管制”的计划经济色彩。投资几乎完全由政府掌控：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投资决策的权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投资的资金渠道也完全由国家财政预算拨付，投资体制较为僵化，也缺乏风险责任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主体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微观决策方面都有了很大改进，但是，高投资同样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并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中国的投资率从1990年开始一直保持在35%~45%的水平，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计划，投资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50%的水平。中国的高投资率一方面可以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解释：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一般比较低，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一般都伴随着较高的投资率。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中国的投资率确实远高于美国等高收入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高于世界上中低收入国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历史上一些国家快速发展阶段的高投资率记录（如日本在战后最高投资率达35%；新加坡1971—1985年的投资率高达40%）。由此可见，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所特有的现象。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转型的过程中，其投资问题呈现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一些特征，比如，不同产权结构下投资决策机制的不同；国有企业投资面临的“软预算约束”可能带来其对利率的反应不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城投债”所导致的投资回报率过低；等等。我们将对这些特征与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从而更好地刻画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也为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总需求的第三大部分是净出口，即出口减去进口后的净额，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构成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主要冲击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不足10%开始稳步提升，到1991年首次突破30%。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加入WTO使得我国出口产品面对更大的出口市场和更多的出口机会。深度对外开放不仅通过增加进出口额直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还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首先，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有限范围、地域、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这一阶段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我国GDP增长最快的阶段（连续十年GDP增长率超过9%）。对外开放引进的大量资本、先进技术以及企业经营理念集中于城市现代部门，同时，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城市现代部门的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常住人口口径的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2年的53.1%。这一阶段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共同推动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投资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方面力量，它们进一步扩大了城镇的规模和就业面，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得到了有效配置和快速积累，农业比重降低，高附加值的工业与服务业比重上升，经济结构调整引发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对外开放加快了我国与全球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制的对接，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推动了国内制度改革的进程，也推动了微观企业组织的再造。对外贸易能够快速帮助国内价格体系向市场均衡价格收敛，促进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关税不断下降，自由贸易不断推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成为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数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对外开放为国内生产打开了世界市场，保证了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0%，如果没有国外市场提供的大量需求，国内很快就会因消费需求不足而陷入萧条。

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进入21世纪以来，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使得全球产业链连续受到威胁。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是全球实体经济板块非均衡碰撞的结果，如美国经济的长期逆差，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长期顺差；国家间和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财富越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全球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其最终结果是：在既有收入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全球总供给，全球产能过剩成为主要矛盾。2016年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实施一系列逆全球化做法，实质是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情况下民粹主义泛滥的表现。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整体上获益匪浅，但是其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将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整体收益转移支付补贴受损的民众，全球化获利阶层与失利阶层的分化加大，政客过度炒作民粹主义民意使逆全球化政策得以实施。英国脱欧也是同样的逻辑。在无法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走出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暂时均衡全球总供求，但会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缺乏根本性前进动力。因此，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类挑战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正在加速重构全球产业和各国竞争优势。当今世界，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生。面对如此严峻的全球化演变趋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长期全球化战略选择何在，是中国宏观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在论述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短期经济波动冲击因素之后，一般会针对问题提出调控建议。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价格调整能够出清所有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宏观上也不存在经济资源的非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市场的大规模失业，因此从根本上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凯恩斯也认为，宏观经济调控只发生在短期经济波动时期。但是，中国关于宏观经济管理，从来都不只是对短期波动的调控。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五年发展规划的实施，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推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上升到宏观经济治理的高度。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强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加以系统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更加突出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导向，而非短期的经济目标导向。二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注重与需求侧管理相配合。传统宏观调控以调节总需求为核心，主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则是供给与需求并重。三是增加跨周期政策设计，弥补传统逆周期调节的不足。四是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构建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制。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而严肃的研究领域，是在1929—1933年大萧条的背景下产生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是，该书在逻辑上并不严密，缺乏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后续的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不断完善，使其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1937年提出了IS-LM模型，这是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最广泛使用的凯恩斯主义模型。1958 年，菲利普斯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考察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动态关系，将劳动力市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成经典的AD-AS模型。20世纪50年代，克莱因等计量经济学家基于凯恩斯理论，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预测，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逐渐成为各国中央银行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的基石。至此，凯恩斯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总结道：“凯恩斯革命是 20 世纪经济科学中最重要的事件。”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 “皈依”，然而被凯恩斯主义所吸引的经济学家却一直对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微观基础问题感到不安。如何调和两种迥异的经济思想（一种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之上，另一种建立在凯恩斯对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的分析之上），一直是一个深刻而棘手的问题。由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致力于调和这一矛盾，他们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以达到市场出清，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就能够正确解释价格和数量在长期内的决定，市场体系的自我调节属性也没有被否认，而只是在短期内不能够完全调整；凯恩斯主义模型则可以解释经济扰动与政策干预在价格进行充分调整之前所产生的短期影响。简而言之，斯密和马歇尔的古典理论从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凯恩斯所描述的短期来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能会“瘫痪”。

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理论探索和创新来自对现实世界新问题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性的滞胀推动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复归。新古典经济学再次兴起的第一波浪潮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会不断受到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影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提出，经济不稳定不应归咎于私人行为，而应归咎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遵循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菲利普斯曲线一直是凯恩斯主义相机决策理论的基础，但是弗里德曼指出，从长远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负相关并不成立，这一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不可预期，只有未被预期的通货膨胀才有可能降低失业率，如果通货膨胀被经济行为人充分预期，则不会有降低失业率的效果，货币政策也就不可能有效果。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将预期置于理论的中心位置，这为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的第二波浪潮“理性预期革命”提供了机会。1976年，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即认为主流凯恩斯主义政策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的影响。行为人对经济政策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则会使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因而这一类模型所展示的政策效果并不确定。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的第三波浪潮是1982年芬恩·基德兰德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所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一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也建立在价格能够即时调整以达至市场出清的假设之上，但与新古典综合理论不同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忽略了预期的作用以及货币政策在解释经济波动中的作用，而是将经济周期的生成原因转向技术的随机冲击，以及技术冲击在经济体系中所引致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变化。

从方法论上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宏观模型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强调经济行为人理性预期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经济行为人是理性和具有前瞻性的。从经济政策上来看，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暴露出来。石油危机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涨，构成供给端的负面冲击，导致出现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滞胀现象颠覆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可以在通胀与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理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总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框架。 

随之经济学界迎来了一代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坚信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弥补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特别是为凯恩斯主义模型奠定更好的微观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以非均衡理论著称的经济学家，如克洛尔、贝纳西、巴罗与格罗斯曼等人，试图用数量变量的调整代替价格变量调整，建立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为凯恩斯理论重建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些理论假定工资和价格在考察期内是既定的，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某个市场的供求非均衡如何影响其他相关市场的供求非均衡，如家庭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受到制约之后就会影响其在商品市场的有效需求，这被称为市场非均衡的“溢出效应”。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也用非均衡理论分析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认为计划经济普遍存在抑制性通货膨胀，从而提出“短缺经济”的概念。因此另一批新凯恩斯主义者探讨如何在市场不出清的情况下使用理性预期的概念，构建一个符合经验事实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建立在工资和价格无法出清市场这一关键假定之上，因此另外一批新凯恩斯主义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为什么会出现价格不能充分调整的情况之上。例如，曼昆等经济学家提出“菜单成本”的概念，即企业在改变价格时面临一定的成本而不愿意改变现有价格，为价格刚性找到微观机制；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效率工资理论，即企业自愿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以激励工人提高生产效率，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难以出清。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机，在这之前鲜有宏观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深入分析，也没有经济学家能够成功预测这样严重的金融危机会在全球发生，这充分暴露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应对现实问题时的苍白无力。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刻思考，引发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发生了四大嬗变。第一，宏观经济学更为关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在绝大多数危机前，宏观经济学研究对金融部门的关注较为缺失。金融危机为何发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杠杆率和房价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金融危机如何传导？这些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在原有宏观模型框架下都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更加无法为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以及宏观审慎政策提供指导。第二，宏观经济理论更加关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交互作用。在西方宏观经济学框架中，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割裂的，总需求驱动短期波动，而总供给决定长期增长，虽然生产技术等供给冲击也会导致经济的短期波动，但不存在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反馈机制。欧美经济长期以来陷入“三低一高”状态，即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与高杠杆并存，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将这种经济状况称为“长期停滞”。虽然经济学家对“长期停滞”的原因各有见解，但是有一点是共识性的，即持续性的总需求不足会对总供给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潜在产出水平，经济学界愈发重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交互作用。第三，现有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以代表性家庭为基础，然而总需求会受家庭异质性的影响。例如，危机期间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净资产和借款能力下降，进而抑制消费和总需求。但不同家庭之间净资产头寸的变化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全球和各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脱离个体层面数据的分析无法准确刻画宏观总需求的变动。第四，现有西方宏观经济学框架无法很好地解释通胀的动态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发现通胀率变动对失业率变化的弹性有所下降，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变得越来越平坦。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摩擦发生后，欧美国家的金融扩张性政策与全球产业链的扰动导致通货膨胀再次归来，菲利普斯曲线重新变得陡峭。通货膨胀的变化是全球化的潮起潮落所致？是欧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所致？还是劳动力市场变化所致？抑或是消费者预期的变化所致？宏观经济学界对此莫衷一是，导致当前欧美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与演进均得益于不断从现实经济涌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中吸取养分。宏观经济理论的作用主要在于解释宏观经济现实的变化，从而使经济实践者理解和预测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使他们的行动选择有所依归。长期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一直摇摆于如何回应现实问题的挑战和理论内在一致性的挑战。凯恩斯主义理论试图解释陷入危机的现实世界，但该理论立足于名义刚性等机制，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忽视了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归，为了追求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忽视了宏观经济学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特别是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西方经济学整体上将政治经济学中难以用现代经济学表述的内容去除，从整齐划一的经济行为人出发，假定他们拥有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进行唯一经济利益考量的行为决策，从而将经济学打造为无限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而非生产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因而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难以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获得圆满发展。多年来，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考虑到经济行为人的异质性、信息的非完全性、市场非完全竞争性等情况，借助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方法将经济理论打造得更能解释现实世界。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宏观经济学无法回应现实宏观经济问题挑战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过度追求方法论上的严谨与精巧，过度强调微观基础等方法论问题，从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真问题。无法有效应对和揭示真问题的宏观经济理论，自然不能用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也无法充分解释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无法揭示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作为探索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机制所产生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模型，是人类知识的共同结晶，我们还是可以合理地借鉴与利用。

总而言之，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为研究对象，合理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分析经济运行机制的概念与方法，在充分展现中国宏观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揭示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及回应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各类挑战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源泉，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来自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建设“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宏观经济现实，揭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解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