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翔宇　安博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乡经济地理重塑

作者简介

许翔宇

许翔宇，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安博文（通讯作者），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数字基础设施会对产品流动和知识溢出的时空成本产生影响。当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然成为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向城市集聚而促使居民消费向农村转移，市场规模效应越大、市场拥挤效应越小、知识溢出效应越大的产业越容易向城市集聚，市场规模效应越小、市场拥挤效应越大、知识溢出效应越小的产业越容易向农村转移；城镇化率越低、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大的地区，收入端城市经济集聚越强，城镇化率越低、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适中的地区，消费端城市经济集聚越弱。因此，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城市居民到农村消费，成为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物理基础，城乡人民共同富裕是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格局，成为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此背景下，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格局、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任务。有别于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推动数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还能压缩企业间互动合作的时空距离，减小消费者和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工作通勤成本。同时还能促进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快速匹配，增强城市作为创新和生产中心的集聚力，提升农村地区作为劳动密集型生产、网络化分销和终端服务的吸引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集聚，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生产函数，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以期为优化城乡经济地理布局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城乡经济地理的相关研究旨在揭示城市与农村在经济活动中的空间分布及其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还能为制定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城乡差距是城乡经济地理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围绕收入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展开。有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显著，并从产业升级、财政支出和市场接入等方面揭示其形成机制；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是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基础设施不平衡分布主要表现在道路交通、互联网接入和医疗设施等方面，公共服务不平衡分布主要受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差异影响。城乡经济地理还强调城市与农村间的经济互动关系，涵盖资源流动、劳动力迁移和资本投资等方面。

伴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城乡产业分布而逐渐成为城乡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力量，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引入本地市场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冰山运输成本，揭示了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集聚以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的原因。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信息和沟通成本来促进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从而增强区域内产业集聚；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区域间广义贸易成本以增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在跨区域电子商务和远程办公的推广中表现显著。新经济地理模型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集聚规律的理论框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广义贸易成本、成为区域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因素的当下，逐渐成为经济地理重塑问题的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影响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区位因素，探究其在重塑中国城乡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与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相比，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改善信息传递和降低沟通成本，改变了企业和劳动力的区位选择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二，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传统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其在降低冰山运输成本、促进知识空间溢出等方面的作用，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在重塑经济地理格局中的集聚力放大机制和分散力弱化机制，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三，从收入端和消费端两个方面测度城市经济集聚现象，分别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居民收入城市集聚和居民消费城市集聚的影响。这种双重视角分析方法，为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思路。

（一）基本框架

本文以本地溢出模型为基础，加入数字基础设施新区位因素构建阐释数字基础设施重塑经济地理的两地区、三部门、两要素溢出模型。两地区指城市（C）和农村（V），一般而言，城市拥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且资本和企业分布更密集。三部门指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以及资本创造部门。两要素指资本和劳动，其中资本仅用于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受雇于三个部门。假设劳动力L在两地区均匀分布，且不能跨区流动，资本可跨区自由流动，且存在折旧。农产品由劳动力生产，投入产出系数为1，且不存在区间运输成本。每种工业品生产需要1单位资本K和a_c单位的劳动力，且存在区间运输成本。每单位资本创造需要a_I单位劳动投入，且由于存在跨时期和跨区域的知识溢出，a_I随着资本积累而递减，因此单位资本创造F成本表示为：

式（1）中，w_L为劳动力工资水平，A为资本创造部门的学习强度，λ∈（0，1）表示知识跨区域溢出难易程度（随地理距离衰减程度），λ越大表示知识跨区域溢出越容易。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知识跨区域溢出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实现知识的远距离传输，且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以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其本真性和纯粹性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信息的对称性，使劳动者能够快速获取从前需要在邻近地才能获取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知识获取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数字基础设施使部分不能编码的“暗默知识”实现了远距离传播，加大了知识空间溢出的强度。因此将数字基础设施促进知识空间溢出的作用引入学习强度A。

式（2）中，η表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空间溢出的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强。

工业品的跨区域销售存在冰山运输成本（τ＞1），将冰山运输成本进一步分解为传统冰山运输成本（γ＞1）和信息冰山运输成本（c＞1）的乘积，即τ=γc＞1（γ＞c）。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传统冰山运输成本的主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影响信息冰山运输成本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时空维度降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内在机制在于：数字基础设施为政府、企业等各部门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了可能，简化了产品运输过程中“报关”等复杂的程序，提高了货物周转率，缩短了产品运输时间；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流通的高速公路，能够实现信息跨时间、跨区域的流动、共享与整合，削弱了物理时空对信息共享交流的限制，可降低企业在跨区域产品贸易中的信息搜寻、匹配时空成本；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搭建网络采购分销平台，不仅能降低建设和维护成本，而且从生产到销售突破了时空约束。根据垄断竞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成本加成定价原理，可解得工业品价格：

式（3）中，p_ii表示i地区工业品在本地区销售的价格，p_ij表示i地区工业品在j地区销售的价格。以单位农产品价格为计价单位，标准化得w_C=w_V=1。将p_ii、p_ij代入工业品价格指数可得两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关系：

式（4）中，P_C、P_V表示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品价格指数，N表示工业品品种总数，ε_C、ε_V表示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品品种份额或产业份额，φ=γ^1-σ∈（0，1）、θ=c^1-σ∈（0，1）表示由传统冰山运输成本和信息冰山运输成本决定的贸易自由度。依据垄断竞争市场均衡时企业超额利润为零的条件，可得两地区企业利润与支出空间分布的关系为：

式（5）中，b=μ/σ反映工业生产的集聚力，Δ_C=ε_C+φθε_V、Δ_V=φθε_C+ε_V表示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品价格水平，、代表城市和农村的支出份额。

单位资本的长期价值v可以看作企业利润流的折现，由于资本存量以g的速度增长且折旧率为δ，因此资本的长期价值可以表示为：

在长期均衡时构造如下产业分布函数：

式（7）中，f(ε_C)=0达到长期均衡，据此求得内点均衡的条件是。

（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乡经济布局的内在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强化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形成了多种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机制。本地市场效应集聚力的放大机制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改善信息流通提升本地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市场拥挤效应分散力的弱化机制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减弱市场拥挤效应的影响；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分散力的放大机制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强化知识和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形成产业分散力放大机制。

式（7）中f(ε_C)关于ε_C求导可得：

f(ε_C)和关于θ求导都小于0，表明θ的增大会降低f(ε_C)和的值，所以需要更大的ε_C才能使f(ε_C)=0成立，由此推出，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工业品跨区域销售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降低了冰山运输成本，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向城市集聚。

产业集聚和分散是资本流动的结果，长期均衡的条件是资本收益率相等，那么在达到长期均衡前，收益率差异是决定资本流动的力量来源。由式（5）可得

式（9）表明，区域资本收益率差异受到两个相反力量的作用：一个是集聚力（方括号内第一项），城市的支出份额大于对称分布时的份额，产业往城市集聚获利更多，且信息贸易自由度越大，吸引力越大，这种效应称为本地市场效应，其中θ越大，集聚力越大；另一个是分散力（方括号第二项），当城市实际资本份额超过对称分布时的资本份额，这一作用将降低城市的资本利润率，从而阻碍资本向使用较多的城市地区流动，该效应称为市场拥挤效应，其中θ越大，分散力越小。

此外，市场规模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冰山运输成本中发挥调节作用，能够加速产业集聚：如果支出份额发生外生扩大，此时企业数量增加的比例大于支出份额增加的比例，制造业生产活动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即存在制造业企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θ越大本地市场效应越大，能吸引企业的数量也越多，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也越大。

由此提出假说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形成了本地市场效应集聚力放大机制和市场拥挤效应分散力弱化机制。

对于式（8），根据隐函数求导原理可得

式（10）体现的经济内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知识的空间溢出，并且这种知识的空间溢出对城市制造业集聚具有分散作用。进一步分析其内涵所在，获取特定知识而选择生产区位是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任何区域都能够获取同样的知识，那么企业因获取知识而在特定区域集聚将毫无意义，因此知识的空间溢出对产业空间集聚形成分散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本真性和纯粹性，也提高了知识空间溢出的能力，使得制造业企业以及制造业的劳动者快速获取知识而选择空间集聚的动力下降。进一步得到式（10）二阶导数大于0，表明数字基础建设能够增强知识空间溢出，导致城市产业分散力的边际效应递增。

由此提出假说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强化知识的空间溢出能力和水平，形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溢出效应的产业分散力放大机制，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分布。

（一）模型设定

根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经济集聚的理论分析，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式（11）中，Agg_it表示t年i地区的城市经济集聚度，Dig_it表示t年i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Con_it表示影响城市经济集聚的其他控制变量，u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v_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设计如下调节机制检验模型。式（12）中，Siz_it表示t年i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用当地GDP的全国占比表征；式（13）中，Cro_it表示t年i地区的市场拥挤效应，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与GDP之比表征；式（14）中，Kno_it表示t年i地区的知识溢出效应，用邻近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表征。

（二）变量选择

从收入端和消费端测度城市经济集聚情况，目的在于全面反映城市生产和消费的动态变化。收入端关注生产要素在城市中的分布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重点考察经济活动中城市的生产中心角色，以及不同产业和企业的集聚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如高收入水平通常表明城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消费端关注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及其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重点考察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能力对城市经济的推动力，如高消费水平往往表明城市经济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吸引力。采用区位熵模型测度城市经济集聚情况，收入端城市经济集聚（Agg_inc）和消费端城市经济集聚（Agg_con）计算公式分别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复杂工程，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客观反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本文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进行考虑，设计如表1所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测算指标体系，采用AHP方法计算指标权重。

为防止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造成的模型估计偏误，参考既有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城镇化（Urb），城镇化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影响着城市空间布局，同时还促进了城市和农村在地理空间上的融合发展。产业升级（Ind），产业升级能够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结构的变化，新建工业园区、科技创新区和新开发区等园区建设直接影响着城乡经济地理格局，现代化产业向城市地区集聚深刻改变着城乡经济地理布局。财政支出（Gov），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会对外部资本流入产生影响，适当的政府财政支出还能改善农村地区发展环境、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开放程度（Ope），外资进入不仅能够为城市地区带来更多投资项目和就业机会，还能为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机会。

（一）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布局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从收入端来看，加入控制变量前后，Dig的系数均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且数值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对收入端城乡经济地理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并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向城市集聚。从消费端来看，两种情形下Dig的系数均通过5%水平显著性检验且数值为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对消费端城乡经济地理格局产生显著影响，但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向农村发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对收入端和消费端的城市经济集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收入端，信息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放大了本地市场效应，促使企业和高技能劳动者聚集在城市并形成强大集聚力，这种集聚效应包括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提高和供应链协同的增强，从而提升了城市整体收入水平和经济活力；相反，在消费端，信息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导致市场拥挤效应，使消费者通过远程获取商品和服务，减少对城市中心的依赖，这种分散力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活动更加分散，削弱了传统的城市经济集聚效应。以上结果证实了假说1，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放大了本地市场效应的集聚力、增强了收入端城市经济集聚，而其形成的市场拥挤效应削弱了消费端城市经济集聚。该结果反映出的现实情况为，农村居民更愿意在城市务工而城市居民更愿意在农村消费，可能原因在于城市的工作收入水平更高而农村的消费性价比更高。

为增强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表3采用稳健标准误、滞后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面板数据模型可能存在误差项异方差、误差项自相关和截面个体自相关等现象，稳健标准误差能弥补上述问题。采用稳健标准误差后，Dig的系数仍通过显著性检验，数值正负上仍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强收入端城市经济集聚和削弱消费端城市经济集聚。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因此通过滞后一期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表明，滞后一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能对收入端城市经济集聚产生增强作用而对消费端城市经济集聚产生削弱作用。为避免估计结果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将明朝驿站数量乘以上一年全国层面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构造此工具变量的思路：一是明朝驿站作为历史上信息传递的基础设施，往往对现代通信网络建设具有持久影响，但与现代的城市经济集聚和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二是明朝驿站数量乘以上一年互联网普及率，能够捕捉各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避免简单历史变量可能带来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强收入端城市经济集聚而削弱消费端城市经济集聚的结论依然成立，且消除反向因果关系后增强效果与削弱效果都明显变大。

（二）机制分析

本地市场效应放大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收入端来看，Dig×Siz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表明本地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越容易形成城市经济集聚。结合假说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信息冰山运输成本，放大了本地市场规模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吸引力。由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下降，本地（城市）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更易于销售到周边（乡村）地区，增强了城市经济集聚。从消费端来看，Dig×Siz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值，表明本地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越需要向周边地区分散消费，结合假说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信息冰山运输成本，放大贸易自由度，促进居民消费向农村转移。近年来中国流通业快速发展，物流网络的覆盖范围持续向农村扩大；从“电子商务”到“数商兴农”，以电商下乡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规模化发展，意味着供应商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而是分散到多个区域，从而能够满足更大范围的消费者需求。

市场拥挤效应弱化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收入端来看，Dig×Cro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直接带来城市经济集聚，还能通过弱化市场拥挤效应的分散力促进城市经济集聚。结合假说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削弱了物理时空对信息共享交流的限制，降低了企业在跨区域产品贸易中的信息搜寻、匹配时空成本，而且突破了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时空约束，从而拥挤效应弱化，经济集聚度上升。从消费端来看，Dig×Cro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值，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信息和物流成本，使消费易于分散，从而削弱市场拥挤效应。结合假说1，冰山运输成本下降弱化市场拥挤效应会加速居民消费向农村转移。究其原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普及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在相对边缘的农村地区居民，也能享受先进的数字服务和技术；数字化经济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在网络上寻找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由此个性化需求会导致市场更加分散；数字化经济帮助企业更容易跨越地理限制，跨区域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使消费端更加分散。

知识溢出效应强化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收入端来看，Dig×Kno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通过集聚力分散力机制影响城市经济集聚，还能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影响城市经济集聚。结合假说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强化本地知识溢出以加速居民收入向城市集聚。即企业、研究机构和创新者在分享信息和经验时会促进创新和知识传播，在大规模数字化环境中，更多的人才和机构聚集在一起使创新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跨界合作和协同效应，即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企业和专业人士可以更便捷地进行合作，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创新的可能性。从消费端来看，Dig×Kno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且为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知识空间溢出效应使生产和消费分布更加分散。结合假说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强化知识的空间溢出能力和水平，形成了空间溢出效应的产业分散力放大机制，推动了制造业空间分散分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使信息更容易传播和知识更容易分享，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取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导致消费端城市经济更加分散，即数字化经济能够带来创新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在数字化环境中，创新和新产品的出现不再依赖于传统中心化的方式，而是更多地涌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社群或小团体中，不同地区可以产生各自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导致消费端城市经济更加分散。

（三）异质性讨论

表5从城镇化率异质性报告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布局的影响。

收入端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增强作用逐渐减弱；特别是城镇化率超过70%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并无显著影响，当然更无从提及增强效果。可能的原因是：伴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范围逐步扩大，更多地涵盖次级城镇或农村地区，使收入端城市不再独享数字化带来的优势，其他地区也能同样享受数字化带来的经济机遇，由此减弱了收入端城市对数字基础设施的相对优势。消费端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削弱作用逐渐减弱；当城镇化率超过70%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削弱作用转变为增强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快速扩张所导致的城市生活成本上升、人口密度增大和资源紧张等问题，使得部分人口选择迁往更小的城镇或农村地区生活；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数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消费端城市经济中凭借提供更便捷的产品和服务的优势，来弥补城镇化率过高带来的不足，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聚集在城市。

表6从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报告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布局的影响。收入端估计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和较大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的作用较强，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中等水平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的作用较弱。城乡收入差距较小时，城乡地区的资源分配相对均衡，城市和农村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吸引力；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中等水平时，城乡地区的资源分配相对均衡但存在一定程度差异，资源的相对均衡使城市优势并不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城市拥有更多资源和经济发展机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更多人口和企业涌入城市。消费端估计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具有增强作用；城乡收入差距适中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具有削弱作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无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较小时，消费者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布相对均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消费者的便利性和选择性，吸引更多消费者涌入城市；城乡收入差距适中时，消费者选择的多样性不再局限于城市，在农村同样能找到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减弱了城市对消费集聚的独特优势；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者偏好和消费习惯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很好地吸引或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

表7从城乡消费差距异质性报告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布局的影响。收入端估计结果显示，伴随城乡消费差距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增强作用越发明显，城市拥有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供应，消费者更倾向于前往城市进行购买和消费；当城乡消费差距较低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布局无显著影响，消费者更倾向于在附近地区进行购买和消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布局的影响较弱。消费端估计结果显示，仅在城乡消费差距处于中等水平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并削弱了城市经济集聚。当城乡消费差距处于中等水平时，一方面，城市和农村地区都能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从而削弱城市相对于农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城乡地区企业更加注重提供差异化服务和产品，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具吸引力的服务。

本研究从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经济地理格局重塑中的作用及理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具有显著影响，会促进居民收入向城市集聚而促使居民消费向农村转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本地市场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格局重塑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在收入端和消费端都表现为同向的调节作用，市场规模效应越大、市场拥挤效应越小、知识溢出效应越大的产业越容易向城市集聚，市场规模效应越小、市场拥挤效应越大、知识溢出效应越小的产业越容易向农村转移。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受不同程度的城镇化率、不同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同程度的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经济地理格局影响存在异质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共同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农村地区可搭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顺风车”，充分发挥对城市发展的追赶效应。可实施数字化技能培训计划，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数字技术认知和应用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发展数字农业和农村服务平台，为农村居民提供农业信息、市场准入和金融服务等，增强农村经济活力；推动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提供在线政务服务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城乡信息服务互通；鼓励城市与乡村基础设施协同建设，如数字化交通系统和物流网络等，促进城乡互联互通。其二，引导城市居民消费向农村转移，通过增加农村地区消费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最终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动态均衡。一方面，打通城乡流通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为城市居民到农村消费提供更为便利的交通设施。例如，改善道路网络，确保良好的城乡道路连接，在农村景点周边建设停车设施以方便自驾车前往；优化公共交通服务，增加城市到农村的线路和频次，降低特定交通工具的成本。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地区服务业，为城市居民到农村消费提供更具性价比的服务。例如，确保服务品质和专业水平，提供优质的农家乐和丰富多样的农业观光内容；开发多样化的农村体验项目，提供定制化服务，建立农村服务业联盟，整合资源提高整体水平；建设农村服务数字和信息平台，提供综合性数字服务体验，提升农村消费的便利性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