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马克思科学方法论中的现实抽象

作者简介

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不同于主观经验归纳中发生的观念抽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存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多重现实抽象。一是不同于生活用具抽象的劳作工具抽象，它是劳作技能现实抽象后反向对象化为物性工具模板的结果。二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条件下，社会化劳动一般的现实抽象。三是商品交换活动中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以及这种抽象关系异化和事物化为外部统治力量。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指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了“抽象成为统治”的历史现象。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在资本空间中成为支配力量的抽象并不仅仅是通常的观念抽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发生在社会生活的现实抽象。对马克思思想中现实抽象问题的思考，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深化的一个重要前沿地带。本文集中讨论出现在马克思思想的工具抽象、劳动抽象和交换关系抽象等多重现实抽象问题，以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进入马克思的现实抽象问题，在我已经完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里面，有两个可进一步思考的入口。第一个是20多年前我在《回到马克思》中提到，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抽象成为统治”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事物的依赖关系（sachlichen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e）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事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Abstraktionen beherrscht werden），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Die Abstraktion oder Idee ist aber nichts als der theoretische Ausdruck jener materiellen Verhältnisse）。”资产阶级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的现实抽象颠倒和事物化为统治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决定性力量，也构成观念上的经济拜物教很核心的部分。在《回到马克思》里，我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说明，即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直到50年代还多次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进行否定和批评，但直到《大纲》，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因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客观发生的现实抽象成为统治，正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第二个可以进入的思考入口，即商品交换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现实抽象问题。虽然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已经涉及这一点，但并没有充分展开讨论。我再次集中关注这一问题，是受到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非常著名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里提及的一个人物的影响，即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他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ändischen Geschichte）中充分关注了马克思的一个理论观点，就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现实抽象问题。齐泽克发现并激活了这一问题的思考。后来我发现，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在马克思的思想全程中，现实的抽象不仅仅是索恩-雷特尔所揭示出来的商品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还包括了工具抽象和劳动抽象等方面，这就是马克思思想出现的多重现实抽象。这种关于现实抽象的学术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深化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也由于现实抽象的问题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缺席，所以，我们必须先从常识中的观念抽象问题的惯性讨论域中进行一些逻辑引导。

先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抽象问题。第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只要讲到抽象，自然就会想的是从感性经验的归纳中发生的主观观念抽象。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抽象问题的研究中，讲得最多的一段话可能是“《资本论》的逻辑是从抽象到具体”。这句话的背景是列宁在“伯尔尼笔记”谈及他的黑格尔研究心得，他说，如果不能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绝不可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抽象起点，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中，则采用了从抽象的商品到货币和资本，再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逻辑。我觉得，虽然列宁已经意识到“实践的格”与抽象范畴的关系，但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想到，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的观念抽象背后都隐匿着复杂的现实抽象问题，也就是提出的“抽象成为统治”的问题。这是第二点。

1914年9—12月列宁所作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手稿第65页

先说第一点，通常我们谈到抽象的时候，主要是指主观抽象。在大家熟知的毛泽东的《实践论》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然后经验过程的不断反复，形成抽象的观念。似乎只要讲到哲学里的抽象概念，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种常识观念也是符合东西方思想史发展实际的。开始的时候，抽象的概念是文化和理念的发端。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性现象的“多”与作为抽象本质存在的“一”的关系。“多”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冬青树、柳树、松树等各种各样具体存在的树，这是感性实存中的现象之杂多，但是，“树”这个概念由人们从这个感性杂多的现象中凝聚并抽象出一个它们共有的本质，这就是抽象出来的“存在”之“一”。

接着看第二点，即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的“抽象成为统治”这个命题。实际上，这句话原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命题，但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念。我们都知道，黑格尔哲学是一个推崇客观理念的唯心论，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黑格尔的话语带有它本身的常识基础。一是抽象概念是我们接触世界的开端。黑格尔说，所有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抽象的概念。这句话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就是只要想起我们最早识字时，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在汉字里写一横就是“一”，一撇一捺是“人”，可见我们接触和认识世界，并不是从实质性的对象开始的，而是从理念开始的。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开端，黑格尔的说法却是一个抽象的开端。显然，这里的“抽象”的意思，与刚才作为文化发端和哲学发端的经验抽象，即从感性杂多的感性现象到本质理念的“一”的抽象不是一回事，这个抽象变形为空洞性。比如说“人”这个概念，我们从小最早认汉字的时候就认得“人”字，但是，“人”对于4岁的孩子，甚至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却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什么时候这个“人”会变得具体？我们走上社会，在企业里第一次评奖金，在大学里第一次评职称，我们很快就知道什么是“人”了。所以黑格尔说，一个4岁的孩子和一个80岁的老爷爷讲同样一句话，比如“活着可真不容易啊”，其内涵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抽象且贫乏的，很可能妈妈没有给这个娃买幼儿园小朋友都有的漂亮文具；而后者则可能是历经几个时代生活沧桑的具体经历。显然，黑格尔正是把这种可以从生活常识中体验到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过程，转换为一种唯心主义的逻辑构序，他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正是从抽象的《逻辑学》理论开端出发，到《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具体历史实现过程。这也是那个人们熟知的《资本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来源。二是抽象概念是感性经验的前提。这又是一个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在我们的哲学课上必定要讲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跟唯心主义最大的差别就是承认物质的第一性。在认识论中，与物质直接相关的感觉经验是认知发生的基础。黑格尔却不这样看。他质问说，人真能直接看到墙是白的吗？我们通过眼睛看到物这个视觉是最直接的，有人怀疑吗？没有人怀疑。可黑格尔认为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白色的墙，因为看到白色的墙是有前提的。为什么？如果抱一个还不会讲话的婴幼儿到这个墙前面，大家想一下他能看到“白色的墙”吗？他看不到。因为要看到“白色的墙”这个视觉的结果，一定有两个先在的前提，第一要有颜色的抽象观念分类，第二要知道什么是“墙”。这也就意味着，感性经验发生之前实际上存在一个抽象概念优先的问题。这正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反驳唯物主义“物相实在论”的思辨把戏，也是他那个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的“抽象成为统治”的逻辑。然而，这个唯心主义的观念为什么后来被马克思认可并作为他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观点？这一点，我们在本文的后面再讨论。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没有说完的那个问题，即什么是抽象问题的第一点，也就是抽象即感性经验归纳之上的主观概念抽象。哲学和文化发生的根基，都是从感性现象的杂多到抽象出事物本质的理念之“一”的过程，应该注意的还有，从感性经验到抽象的概念，是一个活的认知和思想过程的凝固化。按照毛泽东在《实践论》里的讲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主观抽象过程。当我们看到作为主观抽象结果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僵死的东西，就像黑格尔说写在黑板上的狗是不会叫的。当感性经验被主观抽象成为概念的时候，不仅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不在场，并且整个经验归纳和抽象的思的过程和话语运作也不在场。从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儿一直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成为统治”的观念决定论的核心部分，就是把脱离了客观现实和真实认知活动的思凝固化为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当作世界的本质。可是，这种“抽象成为统治”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什么后来被马克思所接受？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有一重要的逻辑转换，即从主观的观念抽象到客观的现实抽象的转换。

接下来开始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同样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能指，我们现在让这个概念本身的所指发生一种移动。过去，我们一想到抽象就一定是主观活动，抽象的结果是一个理念、一个概念、一个观念或一个词句，可以写在纸上，可以在书本里出现。比如，抽象能指同样是中文中的“抽象”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义，它发生了一个变化，变成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客观抽象，这一下子就和我们传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产生一个断裂。在马克思那里，他直接使用了“历史抽象”（Geschichte Abstraktion）的概念，但在不同的地方都说明了客观发生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性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现实抽象问题。依据我的研究结果，马克思的现实抽象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手艺和工序的现实抽象并反向对象化为物性工具，进而现实抽象为技术信息编码并反向对象化为机器系统；二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条件下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碎片化及现实抽象为社会劳动一般；三是在商品流通领域，劳动交换关系现实抽象为价值关系并反向对象化为货币（资本），正是第三个现实抽象的基础上，生成资产阶级经济王国中“抽象成为统治”的奇特历史现象。

先看马克思那里出现的第一种现实抽象，即作为劳作技能客观抽象的工具。这一点，系马克思在后期的经济学研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问题的深化，也关联着马克思所关心的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出现的科技生产力的本质等复杂问题。说到客观发生的现实的抽象，与容易理解的主观抽象相比较，当然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新问题。为了能够进入马克思的思想构境，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熟知的物品和用具的生成性入手。日常生活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如面包和牛奶可用来直接食用，衣物鞋子可用来穿戴，这些物品通常是直接消费的。可按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这些生活中在场的物品背后还可以透视出不在场的“实践”，即工人农民创造它们的生产劳作中的塑形和构序活动。细一些想，这些物品的劳动塑形与构序质性是不同的，面包牛奶是集聚生物负熵中对人体有益的客观营养成分，而衣物鞋子则构序了棉绸与化纤品可遮体保暖的客观特性。还有另一种物品，比如喝水的杯子，也是我们随手可见的物品。有趣的是，胡塞尔在现象学讲课中，一个学期只讲一件事，即这个杯子是如何在意识中呈现出来的？由此来说明，传统认识论中现成性的直观对象物在意识的实际显象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结构化过程。海德格尔比胡塞尔更进一步，他依循马克思透视法，在作为现成性“存在者”的杯子背后，让我们发现被遗忘的制造出杯子上手性功用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后来海德格尔所有存在论基础上的哲学思考，都是从这种现象学式地观察我们熟知的杯子开始的。

胡塞尔跟海德格尔都是深刻的。胡塞尔说，我们在看到杯子的意识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直观物，因为当我们看到杯子的那一个瞬间，已经是极其复杂的意识建构过程，虽然我们总是从一个侧面看到杯子，但那个看到的瞬间中，我们过去曾经看过的多面圆柱体、杯子的内部空间以及不同面的颜色和图案等，也都会同时映现出来，这一瞬间已经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复杂意识结果。用他的专有名词来说，这种复杂视觉中的“看到”，叫本质的直观。从这点进入，再回到这个杯子的本质直观中的“看到”就容易理解了。到了海德格尔那里，他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又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向前多迈了一步。因为他觉得一个杯子虽然在意识中十分复杂地呈现出来，可是这个杯子仍然是一个现成的形而下的“器”（对象物或“存在者”），这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生成杯子的圆柱体、中间空且可以装水的特定用在性的“存在”却是不在场的。恰恰现象学地看到存在者（杯子）的复杂显现，仍然遗忘了不在场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重述一遍，即传统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中我们都看到一个圆柱体的物品，但马克思说这是错的，他在《大纲》第一条中指出，不能简单地只看到一个直观对象物，当我们看到杯子的时候，要“从主体出发”，看到让这个杯子成为杯子的并不在场的物质实践；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要从物性财富背后看到不在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重要的观点，正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的真正基础。这是我们容易理解的方面。

然而我们要提出的新观点是，在1850年的《伦敦笔记》中，当马克思第一次深入地研究工艺学时，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方面，即实践活动在创制劳动工具的功用性时，发生了一种客观的现实抽象。这是很难进入的一个全新构境。为了理解这个从主观抽象到客观抽象的逻辑断裂，我们还是从杯子这个生活用具继续讨论。用具与一般物品不同的地方，是它的用具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叫上手性。杯子也有上手性，它抓起来很方便，很多杯子都有一个把子，让人们在使用杯子的时候非常合手。生活里这样的上手性随处可见，如门把手和水壶的把子等。那么，使用把手时的用具性是物本身的吗？不是的话会是什么呢？它是某种不在场的行动的现实抽象。远古时代的人在河边喝水，会用双手捧起水来喝，但水会很快从手指缝中流失，然后，喝水动作开始依托一个有坑洼的石头或半片葫芦，这类有空处的物品让人们喝水的时候可以储存一定的水量，这就生成了一个特殊的用具性。这个可存水的用具性使取水这个主体行为本身被客观抽象出来，这个抽象不是观念抽象，而是一个客观现实活动过程被抽象出来，再反向对象化为生活用具。再比如，乐器缘起于外部物自然撞击的音响，如风铃起于风吹打洞口的树叶，编磬缘起于不同石片的撞击，编钟缘起于金属异物的碰撞。这些自然发生的音响被发现并逐渐转换为主体性的主动敲击，这种敲击的有意行为被现实抽象，且反向物相化为最初的音乐器具。之后才会有陶笛、陶埙和竹制的排箫等离不开人口的乐器，以及更加复杂的由人演奏的二胡、提琴、钢琴、唢呐和风琴一类弦乐、弹奏乐、铜管乐和打击乐等乐器。这样，从生活用具过渡到马克思发现的生产工具中的现实抽象问题就容易些了。

通常来说，工具指人们在生产劳作中所使用的用具，但它的本质却是长期被遗忘的方面，即在生产劳动中现场发挥出来的特定功用性。比如镰刀，作为农业劳作中的特定工具，镰刀头的锋利和木柄的合手性之类的用具性并不是它自身，它实际上是割草、割稻子等割的动作本身被客观抽象和反向物相化后的结果，它作为工具在下一次的劳作过程里，重复性地再现和激活“割”的劳作行为。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出的一个技术哲学的重要观点就是，工具的本质为一种生产性的模板。他在讨论工具的时候，使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第三持存。他把胡塞尔在《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中的时间结构观当作逻辑踏板，比如，我们在音乐厅现场听到由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夜曲》第一首的钢琴曲，演奏者弹奏琴键发出的每一个音响发声之后都会消失，但在我们的听觉体验中，当下一个音符弹奏响起时，上一个已经消失的音符仍然滞留在我们的脑海中，甚至这种遗存的音符还会进一步回溯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音响链，这种不断消失和在场的音响踪迹在我们的主动音乐构境中连续起来，才让我们听到完整的肖邦经典杰作的优美旋律。在胡塞尔那里，他将这个由主体在现场刚刚听到的正在消逝的音响指认为主体体验中的初始持存，也叫第一持存或原生持存。这是音响在人体内部的直接在场。可是当音乐会结束后，我们脑海中再回响起这首《夜曲》时，它不是当下发生的听觉经验，而是对我们过去音乐记忆的重新激活，胡塞尔将其指认为“重新回忆中的第二持存”。但是，胡塞尔简单排除了主体从没有直接体验过的“过去的踪迹”，比如那时刚刚开始出现的音乐唱片，它们并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过去（体验），而是作为我们体外的后种系生成的增补存在的义肢性技术。我们今天从CD或者硬盘中重新播放的《夜曲》，既不是主体直接体验的原生记忆，也不是主体回忆自己直接体验的间接发生的第二记忆，而是一种外在于主体体验的第三种记忆。斯蒂格勒说，这正是胡塞尔忽视掉的东西。他将这种第三记忆命名为物性的第三持存。工具作为生产的物性模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这也是他全部技术哲学的重要基础。他曾经举一个例子，即远古人类燧石取火与人的大脑皮层的关系：最早人们用石头打火，点着柴火才有了熟食，这个熟食使我们和动物的饮食区别开来，使我们的大脑开始突变。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斯蒂格勒没有仔细地讨论作为工具的燧石，正是反复出现的打火行为慢慢地将其现实抽象为工具。这里，工具是一个生产行动的客观抽象，再反向对象化为一个物性模板。在燧石之后有石斧，有竹子做的长矛，每一种工具（武器）背后都是不在场的劳作（狩猎）行动的客观抽象。

实际上，马克思一直到1850年开始的《伦敦笔记》，即他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才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其中第十五笔记本里，马克思有一个专题研究，后来我们把它命名为“工艺学笔记”，在工艺学笔记中，马克思主要研究了几位重要的工艺学大师所写的工艺学史。1845年前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有一个专题是“机器论”，主要是关于乌尔和拜比吉的工厂和机器生产研究，那是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提炼物质生产话语的重要思考过程；但是在《伦敦笔记》的第十五笔记本中，他第一次发现，他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原则的创建中，所指认社会定在本身最重要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不是像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想的那样简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里借来了生产、交往（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概念，原创性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其中最根本性的原则，是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但是他们并没有深究生产的概念，没有深刻发掘生产劳动工具的本质。而在《伦敦笔记》的第十五笔记中，马克思工艺学研究的目的，是破解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遭到的难题，其理论核心是从决定了商品价值的劳动的一般原则，深入到斯密、李嘉图都没有真正认真对待的创造了物品用具性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特别是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产品使用价值的技能，如何被现实抽象为工艺技术构序和信息编码，最终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完全转换为全新的科技物相化——非及物的科学技术实验和观念负熵运作的“一般智力”。与《布鲁塞尔笔记》中的第五笔记中的“机器和制造”的关注焦点不同，马克思这里思考的问题，已经是手工业劳动—生产物相化活动技能中现实抽象出来的工艺学方法论构式了。这将是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必然在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的科学学说的前提性思考。并且，这一重要的工艺学研究，也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深化产生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此有可能思考的经济学问题是，在劳动价值论的构境中，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应了这里的物品使用价值，而不同劳动之间的一般价值又是如何转换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方面，即将来在机器生产中，哪些劳动物相化中的步骤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而作为工匠爱多斯（eidos）之相本质的劳动技能如何被现实抽象为离开劳动过程的科学技术信息编码的，那种隐匿在工具中的不在场的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将来如何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在那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从手艺劳作、简单手工业生产中工具技艺构式到机器技术对象化实现的完整演进过程。其中一个实例就是纺织业劳作生产中，从用手梳理毛发的手艺到机器生产的“开毛机”的工艺演进。在劳动者用双手“把毛抖开和打松”之前，已经发生了上述将动物的毛从自然负熵关联中脱型和解构出来的过程——用手将羊毛捻成干净利落的线，是劳动者通过劳动物相化活动重新塑形的生产过程，原先从毛到线再到纱，都是通过双手实现爱多斯之相的主体性劳动塑形，之后，人们双手的塑形技巧的构式被现实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到“开毛器”这样的简单工具上，每一次新的劳作活动的发生，都是内化在开毛器中的劳动技艺构式编码的惯性激活和重构，而当开毛器上的坚硬的物性梳齿撕扯替代了肉身的手指“松抖”，这还是手艺中对自然力的借助。进而，纺织工业生产中“水轮或蒸汽推动的梳毛机或粗梳机”的出现，就完全改变了原先开毛器的一切惯性实践，因为这已经是创造性地将劳动者主体经验中手艺的完整物相化塑形技能构式现实抽象为非及物的技术信息编码和实用知识，并重新反向对象化为系统的工具——非主体的机器。在历史认识论维度上，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对象性实在到场的物性机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观对象，机器本身业已是特殊的科技物相化的结果，因为它是科学技术非及物塑形、构序和场境关系赋型的信息编码——设计操作完成后，重新对象化应用的系统模板，机器进入生产过程时，它的非主体工序编码，替代了原先属于劳动者创制工艺技能在场的物相化核心，原先劳动者手工劳作技能生成的编码功能链，现在成了物性机器中发生的客体运行机制。由此，人在劳动生产中的目的和爱多斯之相，被彻底挪移到科学技术信息编码实践和设计操作中，改变对象的物相化塑形、构序和关系赋型，现在不再与劳动者的直接体力劳动相关，而是由独立的科技脑力劳动潜能（dynamis）的历史在场性完成的。这也意味着，勾连万物的历史辩证法运动，第一次成为技术实验室和科学探索活动中虚拟塑形和构序中的普遍关联，它会进一步物相化为客观的辩证总体运动。

《伦敦笔记》

现在，我们将从初步了解到的生产劳动工具中客观发生的现实抽象，转向在马克思思想中更重要的现实抽象问题，即双重抽象劳动中的现实抽象问题。最先是发生在手工业生产进程中劳动分工出现的社会劳动的一般现实抽象。这种现实抽象发生在近代工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之后，工人的劳动活动和工匠的劳动活动差别在什么地方？一个铁匠打铁，最大的特点是他有打铁的手艺，可以制作出前文提到过的镰刀，每一把镰刀都是全部劳动活动的结晶。然而，在劳动分工出现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斯密最早在《国富论》中从经济学意义上关注了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劳动分工，他研究的对象正是我们前面多次谈到的铁匠，但《国富论》中的铁匠不是在制作镰刀，而是铁钉。铁匠制作铁钉从开始将铁料烧红拉长，然后变细斩断，一边打一个小帽子一边磨尖，这是铁钉完整的一个制作过程。可是劳动分工过程中，同样是制作铁钉，每一个工人只完成制作铁钉的全部劳动的一个片段，或者是过去铁匠制作铁钉劳动总体的一个瞬间，必须注意的是，工匠制作铁钉的时候，他做的铁钉这个产品是他全部劳动总体性的结果，而劳动分工之下的所有的产品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人的具体劳动（片段），而是所有工人片面化劳动客观合成的结果。一方面，劳动分工客观上使劳动活动被抽象化，不再是包含了工人创造性劳作工艺的部分。因为工人工艺技能的部分，被现实抽象为一种外部的工序，即将片段化的劳动动作结合起来工序，而这个工序本身是一个劳动分工的客观结果。这正是前文讨论过的第一种发生在工具中的现实抽象，在劳动分工过程转换而成的技术抽象。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出现了与第一种现实抽象不同抽象的社会劳动一般，这种抽象劳动一般是一个客观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之后的结果。大家注意，工具是一种劳作技能的现实抽象，已经慢慢地过渡到第二个重要的现实抽象方面了。

我注意到，黑格尔比较早地意识到了第二种现实抽象。他在早期的《耶拿体系草稿》中直接援引了斯密《国富论》中“制造铁钉”的劳动分工之例：原先一个铁匠一天生产20支铁钉所做的工序，现在分配给18个工人，“每人承担劳动的一个特殊方面”，这样，在工场手工业中发生的劳动分工使得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铁钉。这当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认在这种劳动分工中出现了一种现实的抽象，因为这种抽象的一般劳动是无意识生成于个别劳动之中的，他说：“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不过在他那里，主体性的观念抽象才是社会定在的本质，也是这种观念性的抽象化造成了市民社会现实中的生产劳动进步：“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Abstraktion）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Teilung der Arbeiten）。”在斯密那里，劳动分工恰是造成劳动和需要片面化的原因，当然也就构成了经济交换关系体系的前提。但是，这个劳动分工并非劳动抽象化的结果，反倒是抽象的“一般劳动”畸变为分工之下的“片面劳动”重新整合起来的外部总体性。这也是我所指认的第二种现实抽象。

我发现，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强调，劳动分工在劳动者这里，是“把执行每一种特殊职能的劳动能力归结为枯燥的单纯抽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单调的同一动作，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他的种种才能都为了这种质而被剥夺掉了”。在这里，一是劳动分工中出现了“简单的质”，这“简单的质”又区别于分工前那种总体性劳动的质，因为工人手中只剩下总体劳动的一个片断运作的质性；二是马克思的第一个抽象劳动的概念出现了，这是劳动本身在劳动分工中的碎片式现实抽象，或者叫无质性非主体的抽象劳动。因为处于劳动分工中的工人劳动不再是完整的总体性劳动，而被肢解为行动碎片的非总体性抽象劳动。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提及斯密《国富论》中“生产别针”（即前文所说的铁钉，翻译不同）的著名例子。他说，在劳动分工条件下生产别针的过程的劳动主体，成了看不见的“由片面的局部工人”（Detailarbeitern）组成的总体工人（Gesammtarbeiter），“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在马克思的眼里，这种由资本家组织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中，工人们不再像简单劳动协作时那样集中在一起共同劳动，劳动活动由原来一个工人依技艺所需的先后顺序操作转换为不同的片面式操作，分解为不同的劳作片段，并且由不同的工人接续完成。此时，劳动者原先自己完成的劳作构序和主体性编码，转换为一种客观工序上的外部编码。原先工匠制作一个别针，要一个人完成从铁丝拉直到截断和磨尖等一系列操作；而在资本家的手工业工场中，原先完整的操作被切割为空间上并存的不同动作编码，由劳动分工中只做一个操作动作的工人分别承担。于是，从商品生产的角度看，“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这种社会产品的基础，正是劳动分工之后生成的抽象劳动。这正是我所指认的第二种现实抽象。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还形成了第三种现实抽象的观点？这也是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同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抽象劳动的客观抽象。这也意味着，抽象劳动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认的劳动分工的意义上第二种现实抽象相关，劳动分工条件下，劳动一般的抽象不是观念抽象，而是将工人在分工中片面化劳动动作重新整合起来的客观的工序，这是第二种现实抽象，与工具和技术中发生的现实抽象是不一样的。抽象劳动的第二重含义与第三种现实抽象相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到一开始讨论过的那个杯子的例子。在此之前，我们先后经历了杯子作为用具中的人的行为的现实抽象，由此进入到生产这个杯子的劳动活动中工具的现实抽象，然后在劳动分工条件下，杯子的生产过程中将片面化劳动动作重新整合起来的总体性劳动一般的现实抽象。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霍金斯金举过一个例子，他拿起一块手表说，当我们把这个手表上所有劳动附加于它的东西去掉之后，我们手上剩什么？一堆破烂的矿石。把这个例子换到杯子上也一样，如果把劳动赋予杯子的东西去掉之后，它什么都不是。马克思肯定会赞同这个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举的例子是一张木桌。他说，我们看到一张在场的木桌，通过实践唯物主义的第一层透视可以看到有一种东西不在场，这种不在场的东西不再被叫做哲学语境中的“实践”了，而叫做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对应的是什么？木桌作为用具的有用性，即它能够放置东西的用在性，在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使用价值。马克思说，这张桌子有功能性，有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说清楚了，这并没有任何神秘性，但是，当这张桌子放到商场里面标上150块钱时，它就突然会变成一个头足倒置跳舞的神秘物。

网上流传一个笑话，一段视频中某电视台的一个播音员说：“凭借成本只有17美分的百元美钞，就让其他国家向美国提供相当于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又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笑话，大多数人都笑不起来，因为这个笑话的笑点正是马克思讲的那个神秘性。一张百元美钞实际上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播音员讲的，伐木工人从森林里将木头砍回来，经过一系列复杂工序化为纸浆再变成纸，在纸上正反面印刷上非常复杂的图案并加上防伪标志等。这可能是这张百元美钞自身由设计人员和工人的具体劳动制造出来的使用价值，它可能值17美分，这没有错。然而，播音员以及背后的那个写稿人，直接将这17美分纸币的使用价值转换到掠夺世界人民100美元的财富和服务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逻辑错位，即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区分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差异，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即不能从17美分中直接表现出来的100美元的价值关系（财富一般）。这里搞混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中领着我们从经济现象透视到本质的方面：货币是它自身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上来问的那句话虽然不是货币，而是这个桌子作为商品真是它自己吗？但这是传统经济学语境中的问题吗？不是，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明明看到一个东西，是马克思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它自己。马克思原词叫做“可感的不可感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在他看来：

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metaphysischer Spitzfindigkeit und theologischer Mucken），作为单纯使用价值，商品是一种可以感觉的物（sinnliches Ding），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毫无疑问，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Formen der Naturstoffe in einer ihm nützlichen Weise verändert）。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式（Form）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这个可感是桌子作为物品实在的使用价值的直接在场，不可感是它值多少钱的价值关系不在场。回到上述美钞的笑话，可感的是成本17美分的美钞的实在物质本身，而不可感的则是看不见的值100美元的财富。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神秘性或者说货币和资本的本质，是通过不在场的在场性实现自身的社会关系支配。而这正是马克思发现的商品交换中出现的第三种现实抽象，这当然很难懂。我们一点点来分析。

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自然经济里的财富主要是基于自然产品，比如农作物、畜牧业产品以及少量的手工艺制品。彼时人的生活需求是直接和简单的，人们之间有交流，可能也只会出现直接功用性物品的物物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开始举的例子，就是农民拿20斤小麦和裁缝的1件上衣、鞋匠的1双鞋发生交换，这是物品交换的发端。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财富急剧地增长，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开始成为社会生活过程里重要的一个部分。只要出现了交换，就出现了东西和东西之间交换的对等性问题。1双鞋为什么值20斤麦子或1件上衣？这里面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3种物品中，那种具体劳动创造的功用性的使用价值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鞋子的功用是穿，衣服是保暖，麦子是吃，完全不同的功用性之间没有任何等值性，没有相关性，因此就必须出现一个在交换关系中同质性相关联的部分。这个交换关系相关联的部分里面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交换活动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等质劳动交换关系——价值。因为交换关系必须是具有同质性东西的交换，这种同质性的东西不再是物品具体的使用价值，杯子能喝水，桌子能够放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和具体劳动直接相关的使用价值退出交换，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就是交换关系本身的现实抽象，这就是价值。马克思发现，商品的价值关系并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观念抽象（交换活动中的换算和计数）中（如西斯蒙第的“观念影子”），还通过现实发生的商品交换活动将商品中内含的“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客观地抽象出来。这也正是不同于劳动一般的抽象和工艺抽象的第三种现实抽象。在简单商品交换中，这个客观的抽象过程可通过头脑的换算来完成，但是当一个面包与麻布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到与马克思常常提及的1双鞋子、20斤麦子、1件上衣等大量商品发生愈益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时，人们在头脑中的简单换算无法衡量这些商品之间价值量的一般等质关系，于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中的一般关系，这个实际的中介就是商品交换中劳动等质关系的现实抽象。开始，我们可以用1块物性在场的石头、1只贝壳充当这个消逝的现实抽象（一般价值等价关系结晶）的在场物性中介，如同生产劳动中最早出现的木矛和石斧一类工具编码模板，它也是劳作技能和工序编码现实抽象并反向对象化在工具之中，在新的劳动生活发生时重新激活已有的手艺和工艺编码，而在商品交换中出现的这些也是经过一定的具体劳动特殊磨制的石头和贝壳里，劳动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并反向对象化在这些物性中介中，它们在新的交换活动中重新激活不同商品内嵌的劳动时间量的等质编码关系。然而，因为石头和贝壳等物存在易碎易损的缺点，人们便逐步用更加耐用的金属铸币来替代，如中国古代商人为了方便携带，会在铜片上打孔，就有了成串的铜钱。人们将现实抽象出来的量化的劳动交换关系编码浇铸其中，于是，一种充当一般价值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也就历史性地粉墨登场了。马克思发现，在货币这个经济物相化事物上所完成的现实抽象是多义的：一是所有商品内嵌的由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特殊用在性场境存在的使用价值都被抽象掉；二是所有的劳动的特殊质性，在商品交换中都抽象地转换为一般劳动时间量——价值等质关系；三是这种被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必须通过一个外部的一般等价物来表征。

在这里，商品交换第一个前提是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退出，然后有了一种对等性的抽象劳动（时间）的现实抽象。这个抽象劳动并不是前述劳动分工中客观工序中的抽象劳动，而是商品交换活动中现实抽象出来的抽象劳动，交换本身是一种劳动交换关系——价值关系的发生和消逝。这个价值关系实际上是不在场，因为每次交换活动交换完了，交换就消失了，但这个关系是客观的，我们把价值关系抽象出来，反向物质化为一个物。它开始是一个小石头、一个贝壳，后来变成了金属，这个东西就是货币。货币是什么？货币从来不是它自身，而是劳动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但这个现实抽象本身不能够实现自身，它每一次在场都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物，久而久之反向物象化为一个物，这个物不是它自身，而是在物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发生的计量工具。现在大家知道那个播音员错在哪了。当今天我们拿着象征财富的一张100美元纸币时，如果它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哪怕我们经过透视，将其还原为价值17美分的劳动物相化前的纸张、油墨，甚至原初的木料和树木，可上述这一切复杂经济关系编码中的转换都是不在场的。那张纸币不是那张纸被生产出来的17美分，而是一个象征存在，只是它采取了物的存在方式。象征是什么？是财富一般，而这个财富一般对应的实际被抽象物是抽象劳动。如此可见，马克思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秘密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不在场的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马克思《资本论》中还发明了一个神秘的概念，叫做价值形式，他说价值形式没有办法实现自身，它不得不以一个其他物的使用价值在场，即物性的货币，物性的货币进一步发展，如果成为财富一般，这就使金钱成为上帝。其实，马克思后来的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透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本质的核心都在此。第三种现实抽象的问题不解决，你绝不可能真的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语境中的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可感的不可感物），商品不是它自身，货币不是它自身，资本不是它自身。那么，马克思讲资本不是它自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李嘉图看到机器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的现象是在场的劳动者，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包括资本家租用的土地和建设的厂房，这些看起来都是物。马克思说，错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物，甚至不是制造这些东西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它们本质上都是上述那个从商品交换活动中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多次反向事物化的结果，货币是交换劳动关系的事物化颠倒，而用货币购买来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当它们在生产过程成为重新占有工人活劳动中的剩余价值时，它们就不是它们自身，而成为不在场的盘剥剩余价值的资本关系。所有这些东西的在场，实际上是作为不可见的资本关系在场。所以，马克思眼中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复杂关系就在此，是一个劳动交换关系经过多重现实抽象之后反向物象化的结果。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马克思说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中，“抽象成为统治”。从这出发再去想一个问题，马克思讲的“抽象成为统治”中的抽象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看一下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成为统治的观点。在黑格尔眼里，满足个人需要的商品物的本质是劳动交换关系赋型中的抽象价值关系。在前述《耶拿体系草稿》中，黑格尔已经标识，这种面对交换市场的劳动业已“变为一种形式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劳动”，因为这种抽象的普遍劳动创造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物品效用性（使用价值），而且是对大家来说都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抽象的“价值”关系。交换中，“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时，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这是对的。黑格尔进一步在经济学语境中指认出，这个关系赋型的抽象规定在交换活动中物性结晶为货币。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将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出现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现实抽象，唯心主义地畸变为绝对理念的观念抽象之表现，于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中出现的 “抽象成为统治”的现象，就成了抽象的绝对观念统治的合法性历史确证。显然，黑格尔并没有真正找到不同于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的抽象劳动-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机制。这是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一。当然，从学术谱系线索来看，黑格尔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大纲》中“抽象成为统治”的观点。而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的确发生了抽象成为统治的现象，但这绝不是抽象的绝对观念成为统治，而是抽象的金钱和资本关系成了商品-市场经济中支配和统治性力量。要理解这个抽象的资本关系，就得理解货币的本质，以及货币如何通过交换关系，抽象劳动生成的价值关系的客观抽象，反向物性化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经济事物。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人们为了金钱而疯狂，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金钱的本质是什么。

在马克思之后，比较早地意识到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关系中发生的现实抽象问题的是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货币已经被定义为‘抽象的价值’。作为一个可见的物体，货币乃是体现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物质”。之后，前文提及的索恩-雷特尔是较早重新关注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的。索恩-雷特尔自认为“现象学式地”深入思考了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商品-市场经济王国的社会存在特性：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正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抽象形式化的复杂经济机制，生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看起来在人的经验之外的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和调节的先验社会综合功能。而他刻意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捕捉到在康德先天观念综合结构自运行中被遮蔽起来的交换关系现实抽象的痕迹，以还原抽象劳动——现实抽象与观念抽象的初始塑形关联。阿多诺和齐泽克都先后肯定了索恩-雷特尔的这一理论再发现的重要意义。列斐伏尔则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这一点。他最早涉及这种现实抽象问题是在1938年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后来又在195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中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抽象有许多类型或形式：纯形式的抽象，片面的抽象，采取物神形式的现实的抽象（l’abstraction réelle du fétiche）和拜物教幻象（illusoire du fétichisme）的抽象，有科学根据的概念的抽象。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中最困难和最不易认识的要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