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庆欣　郑子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蕴探析

作者简介

常庆欣

常庆欣，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子婕，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多方面成就，不仅充分证明了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作用，而且深刻彰显了改革作为一种生成性的实践样态，其丰富、具体的内涵是如何在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框架下得以灵活呈现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向更高阶段演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并在改革实践中开拓出一系列创新性原则，使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重要基础。新征程上，把这些实践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实际效能，需要突出改革重点、找到改革关键，更精准深刻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生产力发展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推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背景、目标与方式等均呈现出新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需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做好新质生产力的“增量”？如何解决妨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如何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对于破解经济增长瓶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如何认识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也会对生产力起“第二性的作用”。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跃迁的过程。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再次释放了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号，深化改革发挥生产关系“第二性的作用”更加凸显。

（一）在释放立体化效能中推动生产力水平向更高阶段跃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基于我国已建立的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基础和人民想要摆脱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明确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生产力标准”置于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之首。在此前提下，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由此开展了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多层面、立体化的历史性成就。

从总体经济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79—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5.9%，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这一变化说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界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所提出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根本改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具体领域呈现出不同样态。

在经济体制机制方面，我国于20世纪末就已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促使市场经济的地位逐渐巩固、市场经济的力量日益壮大。引进的包括股份制、产权交易等现代市场方法，一方面使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市场竞争力得以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使民营经济主体占比稳步提升，尤其是2019年以后各类高新技术产业新设民营企业占比均在九层以上，这对于“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空间格局方面，对外开放格局由沿海不断扩大至内地，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阶段。这使我国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发展本国生产力，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不断提升、贸易结构逐步优化，积极引进外资、营商环境逐步改善，加快更多企业“走出去”步伐、提升资本双向流动速度，很好地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由增量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到集聚创新资源，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创新支撑发展能力，实现了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的目标，推动各类自主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日益完善的创新基础。在经济发展可持续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党的十五大开始在扩大内需中探索发展转型之路，党的十八大以后推动建立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为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开拓了空间。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历史阶段，即不仅更加注重资源的高效流动与配置，也意味着需要从更为整体、更可持续的意义上考虑如何激发生产要素参与活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基础和时代特征提出的重大命题，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广度和深度必将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

（二）在主动适应并引领变局中确定生产力发展的突破方向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呈现的“趋势性变化”时总结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一演化过程决定了改革需要识别内外环境新特征，并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针对性的方向定位。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一，经过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失衡式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国际秩序正在重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本就激烈的大国产业竞争；其二，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显著攀升的背景下采用传统霸权思维，对中国经济在多个方面的脱钩断链、围堵打压渐趋增强，并在关键科技领域实施“卡脖子”“抽梯子”等政策；其三，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往往因无法获得发展新动能而被锁定在低水平模仿的“技术-经济”范式。以上事实经验意味着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关乎如何提高综合国力以抵御风险挑战能力，重点在于能否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新质生产力的特点之一就在于“高科技”，旨在通过科技水平的长期性积累和突破性发展带动生产力发生质态变化。

从内在条件看，“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掣肘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时可以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自然资源条件，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经过40多年来数轮侧重点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后，成本低、冲击小的领域已经逐渐改革到位，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阶段尤其需要在高新技术产业链实现新的发展，但中国制造业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等方面存在附加值不高、可靠性不足、实用性不强等问题，意味着新质生产力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主要解决“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难题，那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随着经济社会结构、人民群众需求层次发生变化，如何处理区位、资源等传统优势作用下不同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以及扭转经济结构不协调、供需关系不对称、人与自然之间发展不平衡等现状就愈加重要，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需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总体来看，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需要“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即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通过制度松绑激发创新发展能力、增强社会活力。这既有利于盘活优化生产力存量推动经济实现内涵式发展，也有利于增添新的高效益的生产力增量发挥新业态新动能的经济“助推器”作用。

（三）在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中打通束缚生产力的堵点卡点

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实践参照，其形成离不开科技实力的质性飞跃。中国在涉及经济发展的若干产业和科技领域已经“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已经具备实现生产力再次变革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科学研究从研发到应用再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也延伸出“技术是难点，但更难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理解”的难题。这也意味着作为萌芽性产业，包括未来产业在内的各种新业态在产业形态、运作方式、组织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更加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完备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质生产力时特别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性，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是走“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而是“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这就必然对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制度环境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确保“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由此可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与之相联系的新型生产关系不仅需要涉及产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面的变革，包括交换关系、分配制度等，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更是重中之重。我国改革尤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呈现出的系统性、集成性特征对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总体效果这个问题”，而深化改革则是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无论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看，还是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对改革的实践检验看，取得的重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与前30年的改革是要克服低收入阶段实现发展的体制障碍不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既有过去“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也有现在和未来面对的“硬骨头”和“险滩”，需要一种既坚守已有成就和经验的经济发展“常态”又不断开拓进取的“新态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和经验充分揭示全面深化改革在面对发展新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可持续的创造性的实践原则，它们共同为新征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奠定了改革的基础。

（一）强化顶层设计以提升生产力布局的总体效果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多维性，表现在战略方向上就是政策目标多元性。这意味着与之相联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各领域各环节改革间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也将随着其程度不断深入而进一步加强，进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阶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

其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视野中增强改革与其他方面的联动性。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提出要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对接起来，正式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入改革领域，使全面深化改革“于法有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中央深改组第三十次会议要求把这些改革任务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一体推进，有利于形成党的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联动；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则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任务纳入顶层设计，十九届中央深改组进一步围绕社会保障、对外开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涉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部署了一批力度更大、要求更高、举措更实的改革任务，不仅通过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持续动力，更重要的是推动形成了发展和改革深度融合的崭新格局。

其二，在拓展、优化改革内部的结构要素中提升改革的协同性。改革的整体推进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我们也提出过改革目标，但大多是从具体领域提的……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这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纵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理顺职能配置等关键问题，文化体制改革领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体制改革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建设美丽中国为主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求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保证。顶层设计的扩展不仅扩大了改革的发展空间，而且把握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联更体现了“推进改革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的实践要求。

其三，在推进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协调中增强改革的精准性。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拓展回答了如何系统整体设计改革的问题，那么推进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改革方式上回答了如何纵深推进改革的问题。如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七次会议明确了基层创新的意义，指出要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强调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又如2016年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从统筹中央部署和地方落实责任的方面，对于加强对地方改革创新的支持、实现央地互动作出了明确指示；再如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包括已开展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等，有利于提升改革试点的宏观性和战略性。改革试点不仅为具体改革措施的可行效能探路、为改革突破寻找切口，还为未来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探索方向，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持续深化的实践方式。

（二）夯实制度建设以激活生产要素流动的支撑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改革就是试图让社会主义制度适合、引领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即“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密切相关。新时代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深水区”进行的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的分量更重了，从机制性到体制性再扩展至制度层面，是新时代以来的改革何以“深化”的基本内涵。

一方面，深化对战略性制度的理解，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规定予以确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在这之后，包括2016年出台产权保护制度、2018年推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2021年推行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改革等制度举措，分别在产权保护、市场主体和公平竞争等方面着重发力，有利于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还有2018年实施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2020年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则有利于更好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各要素高效流动。

另一方面，完善对关键性制度的规定，使经济领域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环节发生历史性变革。如2020年出台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2023年推行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国有企业的属性、地位进行了确认，使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定型；“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先后于2016年、2017年、2020年考察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情况，包括2021年出台的《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2022年发布的《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3年通过的《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等为提升企业创新活力能力、努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上取得更大进展提供了指导方向；还有《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等在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等方面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截止到2020年12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完成了阶段性目标。实际上，十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上的创新性实践，也超越了传统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制度变化的认知仅局限于市场关系的理解。

（三）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拓宽生产空间的联动效应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扩大开放领域，在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地到沿海（或边境）开放程度趋于加深的特征。这一开放格局在国内外环境变化下存在着进一步优化的倾向：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要素的跨国性流动与产品生产的国际性分割为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全球经贸格局；另一方面，已形成的开放格局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也面临着包括劳动力、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成本集中上升，以及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日趋紧张的问题。因此，优化的空间在于需要适应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全球经济规则变化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任务，为生产力的接续发展提供助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新时代优化开放格局提供了方向指引。

“新”不仅仅意味着改革地理范围的扩大，空间扩展的背后涉及的是加快形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不同区域间优势互补的资源流动新格局，以及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等多层次的内容。

其一，一国创新要素不仅取决于存量结构，更取决于流量结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实行引进消化再吸收的创新模式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一种途径（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也适用于这一类型），那么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要求“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则更加注重如何对技术引进、技术联合开发与技术吸收的传统技术创新模式进行革新，强调增强自身自主创新能力以提升要素间的组合效率。这既涉及依托国内大循环、引导创新要素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聚，也涉及通过“走出去”整合资源，即“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其二，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差异为进一步塑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包括沿海地区如何利用技术优势吸引其他先进要素聚集、中西部地区如何发挥成本优势提升产业转移能力等，都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内生动力的空间。十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沿海、内陆、沿边的对外开放，不断探索开展多形式、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区域合作形式，提出的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以及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等新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四大区域板块充分发挥各地优势、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区域之间的创新要素互补、资源协同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进而打造出开放型经济的“协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各国市场规则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要求。前者关乎国内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包括放宽投资准入问题、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开放等问题都有着明确而详细的政策导向；又如建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转变政府职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改革等方面的“深水区”都取得了创新性突破。后者则关乎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如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强调要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在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弥补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既然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不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且已奠定坚实基础，那么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二者互动关系的核心在于能否在把握这些创新性原则的基础上找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改革关键，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广阔前景。这不仅是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配套制度应把握的要点，也是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各种要素充分流动的重点，同时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生命力的彰显，因为改革本身就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谋划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计，为未来改革进程划重点、明方向，不仅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更开启了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一）把科技创新作为推进各项改革工作的战略起点

生产力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紧密相关。从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到科学概括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在于给定要素供给的前提下，依靠要素组织、技术等变革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以使发展沿着更高质量的方向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把握科技创新问题作出概括：“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这两个层面涉及因素错综复杂，前者涉及新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出现并成功引入生产体系当中，后者涉及如何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保障作用，前者为后者锚定了改革靶向。

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既指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即侧重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指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即侧重从“1”到“N”的成果转化。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耦合的密切联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时，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摆在九项重点工作任务的第一位，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十大任务之首，就充分说明了对上述问题的重视。

而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既离不开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与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密切相关，“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一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更好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作用，涉及制定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和政策牵引上确保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更好发挥市场“无形之手”作用，涉及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立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等，不断引导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方向，促进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向市场主体汇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和融合度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程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涉及领域新、科技含量高、交叉属性强、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的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的跃迁和质变。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将围绕经济结构变革、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素和其他方面的结合（结构）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等持续深化，使我国实现创新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高效配置，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以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作为改革的目标指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邓小平始终将改革视为一项宏大系统工程，不仅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步走”等重大战略，对沿海与内地、先富与后富等关系也作出了正确说明。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并非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它涉及的领域、层面错综复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这不仅要求在空间上促进区域间、城乡间、产业间的协同合作，而且注重在时间上要协调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其一，在处理现代产业体系内部存在“新”“旧”差异的层面上。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机遇期，实现赶超式、跨越式生产力跃升，因此需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增量变化和质性飞跃的共同结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更多呈现出对协同与融合发展的共同需求，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序梯度布局、提升产业融合度，有效解决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分化、创新要素结构不适配等深层次问题。

其二，在处理经济社会不同区域间存在人才、产业、资源禀赋等不平衡的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门强调了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如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增强区域高质量发展引擎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东北地区维护国家安全、中部地区巩固生产供给能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的作用，支持能源资源地区在新能源方面、农业地区在农产品精深加工方面形成比较优势，将我国区域空间回旋余地大的优势转化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势。

其三，在处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间存在要素匹配紧张的层面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厘清了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特征，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关键在质优”。“质优”指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增长新亮点，而且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意味着新征程上的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向进行。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指明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在技术上存在的和解可行性，指出绿色发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综合考虑资源承载、生态保护、成本控制下的技术创新，促进生产与消费间合理的要素匹配。

（三）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贯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

如果说之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创新点是在肯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注重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的基础上，那么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必须将安全纳入改革开放进程始终。尤其是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不仅表现为创新能力的不足可能会使国家在技术封锁与全球产业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处于被动位置，也表现为产业结构僵化可能会限制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空间，还表现为抗风险能力减弱而难以对抗内外冲击。

因此，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主动权塑造的要求。它不仅要求确保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控制能够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更能够保证一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及话语权，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还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进而提升经济的稳定性、适应性和灵活性。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的，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具体来看，不管是坚持顶层设计谋划生产力布局，还是不断完善制度机制的相关规定，或者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统筹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与安全这个“头等大事”都内涵丰富、要求全面。比如，产业链供应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其韧性安全水平反映一国经济抵抗风险能力的大小。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包括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等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以及以颠覆性技术为突破口、抢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又如，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在我国高速增长阶段，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持续且快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量迅速增加，部分自然资源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举措包括“推动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进而全面提升战略性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进而提升能源行为的监管水平等。再如，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2024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对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进而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是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问题，需要持之以恒加以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