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巧龙｜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黄巧龙，管理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以全国县域层面数据为基础，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衡量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能为制定和完善我国农村发展政策提供有益借鉴。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集聚度。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因此，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应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发挥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

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然而，当前农业农村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为确保农村稳步发展，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通过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因此，数字经济在“三农”领域的融合发展能否有效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作出部署，为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数字技术与农村传统产业的融合持续深化，为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程度及其一般规律，有利于强化数字赋能和推动农业农村的全面转型升级。

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理论阐释，构建市场需求与数字技术共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三个维度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挑战，并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二是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探讨数字技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例如，唐文浩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建立了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具体案例验证了该框架的实用性。同时，部分文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例如，雷泽奎等人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由于采用省级数据无法排除城市因素的干扰，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偏离真实情况。进一步地，李明贤和贺佳斌利用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面板数据，从市级层面探讨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基于单一省份的研究结论可能缺乏足够的普适性，难以直接推广并运用于全国范围。由此可知，既有研究尚缺乏从农村区域和民生福祉的角度，深入剖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尚未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视角切入，系统解读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缺乏基于县级层面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因此，需要在研究视角、研究机制和研究范围上进行补充和拓展。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有助于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第二，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时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否带动邻近县域的发展？为验证这些问题，本文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量化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将研究对象下沉至县域地区，构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指标体系，对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系统刻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丰富和拓展了相关研究。二是在研究机制上，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从高质量发展的五个维度出发，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扩展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在“三农”领域的运用范围。三是在实证分析上，本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收集夜间灯光数据、植被覆盖率、二氧化碳浓度和县域是否开通高铁等客观数据，使实证结果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农村数字建设的作用效果。此外，本文还评估了数字乡村建设对邻近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旨在捕捉“数字红利”扩散效应的空间规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一）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内生增长理论分为创新驱动型和资本驱动型两大类，前者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后者认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仅包括狭义的物质资本，还包括公共资本等。农村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传统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集中体现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优化和生活模式的变革，这些转变将共同驱动农村跃升到高级形态。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数字技术凭借其创新性和公共产品的特性，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数字技术在“三农”领域的渗透与运用，通过以技术创新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以统筹谋划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绿色发展方式引领农村发展方向、以要素流动拓展农村发展空间和以技术普惠增进农民福祉等途径，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高质量发展。

1.数字乡村建设以技术创新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乡村建设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发展活力，并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智慧农业利用物联网技术来构建农业管理系统，通过采用精细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管控、精准运行和科学管理，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字信息平台保障了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联系，建立起分工明确、协同作业、交叉融合的合作体系，共同推进精益化生产、智慧化管理和高质化服务。

2.数字乡村建设以统筹谋划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是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生产和服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农村数字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产生正向的循环累积效应。这种互动不仅能推动产业链纵向延伸，还能扩展乡村产业生态系统和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从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此外，数字技术能催生城乡产业融合的新业态，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总体而言，数字乡村建设能以其在打破产业空间限制、优化各类要素配置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促进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3.数字乡村建设以绿色发展方式引领农村发展方向

生态宜居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引入智能监测系统，强化对农村污染物排放的管控和环境风险的防控，激励乡镇企业以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低碳化和绿色化转型。同时，通过构建“多元立体巡控、空地一体联动”的生态建设巡护监控体系，实现对森林防火、重点水域、森林动植物等重点领域的监管，有助于守护好绿水青山。特别是利用数智化监测系统对重点污染源实行智能化监测、自动化控制和精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农村环境监测和治理的效率，推动实现精准、科学和依法治污。此外，数字平台通过提升各方资源的整合效率，能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化和协同化发展，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数字乡村建设以要素流动拓展农村发展空间

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资本、人才和信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进而拓展农村发展空间、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其中，农村电商和农产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促进形成了农产品进城的商品流和城市资本下乡的资金流。此外，在农业生产要素流通方面，数字技术利用规模经济和资源集聚的优势，驱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例如，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提高农业全产业链的服务能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和城乡间的双向流动，进而拓展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5.数字乡村建设以技术普惠增进农民福祉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建设数字乡村的根本宗旨也在于惠民利民。例如，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能持续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赋能，有效提升人民福祉水平。农村电商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表现形式丰富和使用门槛低等优势，可为农村稳就业、促增收开辟新路径。此外，数据要素不仅具有可复制、可共享等特点，还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优势，可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领域优质资源在城乡间的共享，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地理邻近性和空间差异性是地区间产业协作、发展与创新的决定因素。溢出效应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并推动规模经济的形成。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征，能够突破空间与区域的限制，全面融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它促进了跨地域的分工与协作，激发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动力。此外，乡村数字建设可发挥显著的“扩散效应”“示范效应”和“互馈效应”，促进邻近县的农村高质量发展。首先，数字乡村建设先进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原先积累的人力资本、资金和先进经营理念将逐步向周边县域溢出，从而产生“扩展效应”，促进周边县域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乡村建设先进县所形成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可发挥“示范效应”，激励周边县域各类经营主体抢抓数字机遇，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浪潮”，进而提升周边地区农村的发展水平。最后，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推动不同县域的产业优势互补，利用“互馈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共进，形成并巩固新的发展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数字乡村建设对周边县域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一）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

为验证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有助于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以下基本模型：

在公式（1）中，Hqd_i表示i县的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Digit_i表示i县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X_i表示影响县域农村发展的控制变量。α₀为常数项，α₁、α₂为待估的影响系数，ε_i为随机误差项。

2.空间溢出效应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质量发展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扩展构建了空间截面模型，具体方程如下：

其中，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φ₁和φ₂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的弹性系数，θ_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其余变量含义与公式（1）相同。

（二）变量选取

1.自变量：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本文引入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将其作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Digit）的衡量指标。该指数客观反映了我国数字乡村的发展水平与特征，可为持续推进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2.因变量：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参考张占斌和毕照卿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论述，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所收集到的县域层面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为消除主成分分析结果中负值的影响，本文参考后小仙等采用的坐标平移法，将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到的数值都加上同一个正数，由此获得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Hqd）。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创新，而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需要创业的助力。本文借鉴赵涛等的做法，采用县级新注册企业数据来刻画创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将设施农业占农业面积比重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

（2）协调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产业、收入和城乡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着眼于农业农村的基本特点，从产业结构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两个维度刻画县域协调水平。其中，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来衡量县域产业协调程度，采用县最低工资与市级最低工资比重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指代城乡收入差距，并使用县级灯光亮度占市级灯光亮度的比重来反映样本县经济发展水平在其所处城市的位置。

（3）绿色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农村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而构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本文将县级CO₂和PM_2.5浓度作为衡量农村空气质量的指标，以此来反映绿色发展程度。此外，植被覆盖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因而选取县域植被绿化率来表征生态宜居程度。

（4）开放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要素流动，并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推动共同进步。此外，它还体现为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为此，本文设置要素流动和开放型经济体制两个三级指标用于体现县域的开放程度。具体地，选取该县是否开通高铁站指代要素流动程度，以市场化指数表征当地的市场开放程度。

（5）共享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农村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增进民生福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本文从增进民生社会福祉和共同富裕两个维度刻画共享程度，具体而言，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指代县域教育水平，采用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来衡量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状况。此外，分别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就业人口占16岁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农村居民收入和就业水平。

3.控制变量

为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进一步将可能影响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设置为控制变量。其中，采用人口密度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用于反映当地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情况。同时，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erGDP）表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支出之比来表示当地公共财政负担（Finbur），利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an）。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2020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在剔除含有缺失数据的样本后，最终获得960个县的截面数据。其中，涉及农业现代化、产业协调和民生福祉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县域统计年鉴》；县级新注册企业数来源于企查查数据库；县级最低工资占市级最低工资比重的数据从人力资源保障局网站、政府公开文件及统计公报手工整理得到；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设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CO₂浓度数据来源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PM_2.5浓度数据来源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大气成分分析组公布的PM_2.5浓度卫星观测栅格数据；植被绿化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宇航局发布的MOD13A3植被指数数据集；高铁站信息来源于全国铁路局集团公司网站；市场化指数借鉴王士香和董直庆的方法，采用王小鲁等的算法推算出2020年市级市场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将地级市市场化指数与该县GDP占所在城市GDP的比重相乘，获得县级的市场化指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业率数据来源于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外，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县域统计年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一）基准回归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实证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2）中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添加了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城市化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公共财政负担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仍然较窄、门槛较高，大多数农民难以享受到便利的金融服务，因而农村金融行业的普惠效应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二）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本文的基准估计模型可能面临反向因果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质量通常较好，而经济发展也会反向促进数字建设。为减少基准回归中误差扰动项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借鉴方福前等的做法，采用样本县与浙江省杭州市中心点的球面距离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工具变量。主要依据是，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于2004年推出支付宝服务，引领了中国的移动支付潮流，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因此，距离杭州较近的县更有可能具备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的条件，从而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可能占据先机。此外，县域海拔高度可能增加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性，进而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本文进一步参考齐秀琳和江求川的做法，将县域海拔高度设置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另一个工具变量。以上两个工具变量均属于距离变量，同时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假设。由表4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可知，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F统计值均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替换解释变量

农村电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淘宝村则代表了农村电商产业集群的一种典型形态。此外，现有研究表明物流速递点作为连接农村与外界的桥梁和纽带，对提高农民的数字乡村参与度和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本文分别以是否有淘宝村、淘宝村和物流速递点的数量作为当地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并重新进行基准回归。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即使在采用不同测量指标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村高质量发展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这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因地理区位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部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以此考察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效果的异质性。结果如表6所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样本中，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其影响则不显著。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为探究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因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本部分采用市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县分为低互联网普及率组和高互联网普及率组，并据此进行分样本回归。表6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而该结果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这说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1.全局莫兰指数

为了检验样本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本部分测算了全局莫兰指数。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指数值分别为0.604和0.651，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村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适合选择空间计量模型。

2.局部莫兰指数

本部分绘制了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局部莫兰图，以此考察二者的空间相关程度。由图1和图2可知，各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莫兰指数大多分布在第一、三象限，表明局部空间正相关的特征显著，与全局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相一致。

（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LM检验和稳健LM的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空间依赖性。为此，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三种空间截面模型，以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空间溢出作用。表7的分析结果表明，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有利于促进县域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在空间杜宾模型中，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13，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周边县域的农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系统梳理了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其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原理。按照新发展理念的总体要求，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地，利用全国县域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其作用效果则不显著。在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而该影响效应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积极推动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农村的运用，促进数字技术在“三农”领域的深度渗透，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增强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等方面的应用，利用“互联网+”创新优势，促进产供销各环节的高效协同。融合数字化技术，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社保服务等领域的赋能作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第二，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当前，我国各县域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而要因地制宜地推进产业链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以辐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进行系统规划和合理布局，确保建设项目取得实际效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还要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选择适当的设备和技术，以确保所构建的应用场景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

第三，发挥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针对我国县域经济所面临的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单一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各地政府应破除地方本位思想，加强跨区域合作与交流。同时，应畅通数字创新要素在县域间的流动，扩大“数字红利”溢出的空间半径，加快弥合区域“数字鸿沟”，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并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此外，应集中力量培育典型示范，实现以点带面和区域联动，打造一条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之路。

《东南学术》2024年第5期目录

202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