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慧芳　游深铖｜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优势与实践路向

作者简介

傅慧芳

傅慧芳，法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游深铖，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彰显了我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科学统筹与协同攻关相统一的组织应变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协同的要素内聚力、战略谋划与高位推进相衔接的规划执行力是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势所在。新型举国体制内蕴的独特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协同攻关模式助力技术革命性突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类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逐步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机制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与产业化水平，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才能有效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在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概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并就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一系列科学部署与战略安排。与之相应，学界兴起了一股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研究热潮。研究成果主要聚焦新质生产力理论本身，如厘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价值意蕴，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找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等等。新质生产力就其本质而言属于生产力，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技、产业组织等维度，提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指标、关键性任务、基础性工程是研究的应有之义。一些学者从新质生产力助推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展开纵深研究，指出新质生产力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以及核心所在，强调将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能。上述研究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论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他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以制度的革新驱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展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之间关联性和具象化研究，剖析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何需要新型举国体制支撑、新型举国体制何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解决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制度改革创新的红利，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全国之力实现某个重大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举国体制是在特定领域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我国的举国体制是党和政府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依托自上而下的强力整合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要素的体制机制安排，深刻体现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传统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而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沿承了传统举国体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还着眼于新的时代需求，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实现了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进行了新的主体结构、组织实施方式和工作协同机制的创新创造，“是一种兼具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多重内涵的制度安排”。

（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催生了举国体制

近代中国饱受战争的荼毒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是一项紧迫任务，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以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手段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通过举国体制“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从资源配置来看，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事关国家生存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运行方式来看，举国体制遵循“任务带科学”的原则，党和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把各种资源和力量统合在一致的目标下，由不同的主体在同一时空协同推进。通过行政集结、通力协作的方式，相继完成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等国家重大项目，极大压缩了重大战略任务从理论构想转变为现实图景的时间，在短期内完成既定目标并实现弯道超车。但是由于传统举国体制以计划机制配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市场活力、社会发展潜力的充分迸发，不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内外形势的综合研判，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我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提供了直接依据。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举国体制有了新的发展。从资源配置来看，由于从思想上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资源配置的实践中开始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彼时计划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直至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才得以显现。从运行方式来看，举国体制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目标，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任务导向型”转变为“任务与民生双轮驱动型”，更加凸显民生维度，兼顾完成战略任务目标与增进民生福祉的有机统一，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和经济建设项目，如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北斗导航试验卫星成功发射、“三峡工程”顺利完工等，在诸多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是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传统举国体制还存在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大，以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市场主体竞争不积极、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以及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党和国家在新型举国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由“基础”到“决定”，这表明我们党对于资源配置中市场的角色定位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九大作出“一个变与两个没有变”的重大判断，即“一个变”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两个没有变”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正确把握这个变化，在实践上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把着力点放在发展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上，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力增强创新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点明了新型举国体制诞生和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环境，明晰了构建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载体、抓手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任务要求，在资源配置与运行方式上更加重视“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从提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到要求“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解决举国体制“从有到优”的问题，以适应新时代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二）新质生产力对举国体制提出了变革要求

第一，新质生产力内蕴前沿颠覆性技术，迫切要求改变传统举国体制下政府各部门单一力量源的状况。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跃升至新的阶段，它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前沿颠覆性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这就离不开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予以支撑。由于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项目极具复杂性，传统举国体制以单一力量源集结为基础，依靠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进行分工，所形成的“单元式”任务分解和目标组合模式，不利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深度融合与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机制，难以形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所需要的强大合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第二，新质生产力内蕴各类先进优质资源要素的合理集聚，迫切要求改革传统举国体制下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传统举国体制调配资源要素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通过层层行政审批甚至行政命令来配置各类资源要素。不可否认，这种方式在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较为单一的情况下，可能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直接推动大量资源要素向既定目标集聚。但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以审批排斥选择，以统管排斥竞争，难以适应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市场需求的易变性和多样化要求，容易出现资源闲置或重复性投入，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优质资源要素组合。

第三，新质生产力内蕴产业发展的高度集群性，迫切要求调整传统举国体制下产业发展的任务驱动性。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融合集群发展，逐步构建起产业体系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以便更好地释放产业发展的整体效能。在传统举国体制主导下，产业布局主要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带有浓厚的人为规划与国家意志色彩。尽管这种产业布局方式有助于完成国家短期的战略需求，然而从长远来看，国家战略需求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产业布局也要随之发生调整，固化的产业布局可能导致产业链某些关键环节缺失，从而不利于产业的融合集群发展，甚至可能阻碍以产业群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

（三）新型举国体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回应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强调科技创新的导向性，形成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生产力。传统举国体制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则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不同的含义。科技创新的涵盖范围较之于技术创新而言更加广泛，是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合称。从这个意义而言，科技创新内蕴基础理论层面与实际应用层面的集成创新。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生产要素提质升级，以科技力量重塑发展方式，尤其是转变既往那种依靠资源要素大量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催生了一系列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了以高科技为动力的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重视资源配置的协同性，形成以高效能为表征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并且“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在此种情形下，需要对既有的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配置，推动各类要素优化组合，使其发挥出“1+1>2”的整体协同优势。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安排下，各类生产要素与创新要素充分涌流、高效配置，不仅使每一类要素发挥出最佳性能，而且在此基础上充分整合了各类要素资源，使其不断完成量的积累为最终实现全新质态的飞跃做好准备。简言之，基于新型举国体制下的资源要素创新配置，主要是通过促进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跃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形成以高效能为表征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注重目标效益的联动性，形成以高质量为目标的生产力。高质量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特征，可以从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维度予以理解。一般而言，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的实现需要以高质量的生产力为依托，只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社会供给能力，这一能力既包括供给产品的数量，又包括供给产品的质量。拥有高水平的供给才能更好地满足高质量的需求。新型举国体制不仅着眼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实施，还进一步考虑了实现该目标过程中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即摒弃了既往只顾完成目标而不计成本投入的方式。由此，新型举国体制以目标推进与效益提升的良性互动兼顾了供需平衡，从而有力地支撑了以高质量为目标的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

新质生产力表面上是科技层面的创新驱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是更深层次的驱动力量。新型举国体制不仅继承了传统举国体制的优点，又进行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具备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为组织应变力优势、要素内聚力优势和规划执行力优势，这些优势有利于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一）组织应变力优势：科学统筹与协同攻关联合应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

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然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作为一项集技术化、商品化、产业化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其研发攻关较之于一般技术而言具有长周期性与高投入性、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相叠加的特点。在此情形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可能会面临“失灵”风险。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可以通过科学统筹促进资源集聚与人员整合，在“有组织科研”中以集中攻关与分散试错相结合的协同方略主动应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自主研发，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历史经验表明，新型举国体制内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于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具有重要作用。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涉及多种资源要素的综合运用、多个创新团队的团结协作，离不开强劲的国家力量予以科学统筹。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进行组织动员和资源统筹，能够有效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长周期性和高投入性的难题。具体而言，新型举国体制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明确战略主攻方向，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及时调整目标和任务，同时打破各部门和各层级之间的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部门的组织职能，科学统筹人才、资金等资源，最大限度地集聚科技创新力量联合攻关，由此跨越横亘于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之间的“魔川”，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惊险的跳跃”。可以说，正是由于新型举国体制内蕴强大的资源统筹力与社会动员力，使其可以有效地应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挑战。

但人员整合与资源集聚仅仅只是提供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条件，要想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还需要将人员整合优势与资源集聚优势转化为技术攻关效能。新型举国体制作为兼具组织性与协同性的制度体制，在应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路线的不确定性上体现出显著的协同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攻关体系进行集中攻关与分散试错。所谓集中攻关，是指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产学研各个创新主体以深度融通的关系超越相互区隔的关系，即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深度合作，尤其是在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时，依托新型举国体制迅速集聚各个创新主体的合力，助力攻关过程的顺利推进。所谓分散试错，是指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不同创新主体所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任务是有所差异的，各个创新主体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过程中都可以进行大胆探索，尤其是对一些极具前沿性的甚至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均无成熟经验可资借鉴的尖端技术，倘若沿袭集中攻关的方式可能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在此情形下，以分散试错的方式予以推进，在试点试验的先行探索中找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正确路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应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降低技术攻关的各类成本。

（二）要素内聚力优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各类优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及其优化组合跃升。然而，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并非自动生成的，而是需要依托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机制对于推进各类要素创新配置实现优化组合跃升具有重要作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互动作用，统合各类要素并释放要素集成的效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

生产要素一般指涉劳动力、土地、资本、数据等各类资源，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则意味着需要优化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转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能。既往传统举国体制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一般是以“上传下达”的行政指令促进资源分配，市场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政府主导、市场缺位”的模式尽管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地集聚资源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却不利于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类生产要素的潜力、优化其性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型质态生产力的生成。较之于传统举国体制下政府和市场的相对疏离，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新型举国体制理顺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定位，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引导各类生产要素优先配置，进而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中集聚各类生产要素，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市场作为高效配置生产要素的主要场域，内在地要求政府减少对于生产要素的非必要性的直接干预，而主要依托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在发挥有效市场的主导作用下，以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市场主体力量得以充分激活，各类生产要素流动效率全面提升，并逐步达到全域性动态平衡与最佳配置，为进一步生成新型质态的生产力提供重要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而还需要重视发挥有为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给竞争提供补充”，以保障各类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所谓有为政府，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优化市场环境等方式，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提供保障。同时，对于市场配置资源要素过程中出现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偏差予以纠正，以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性与高效性。有为政府的引导，有利于防止市场主体由于趋利本性驱使而导致的对资源要素的不合理使用等问题，从而增强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有效转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动能。可以说，正是由于新型举国体制正确地处理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使二者在生产要素配置中互促共进，实现了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有力地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

（三）规划执行力优势：战略谋划与高位推动衔接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催生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与长期性任务，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新型举国体制内蕴战略谋划与高位推进相衔接的规划执行力优势，通过国家的战略规划对产业布局进行前瞻性、全局性部署，同时，依托自上而下的位差势能落实既定战略规划，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以便为催生具有新型质态的生产力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

在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以战略谋划与高位推进相衔接为表征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固然离不开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但也需要及时洞察与谋划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而言之，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前瞻性的科学谋划与不打折扣的贯彻落实。马克思曾以蜜蜂建筑蜂房与建筑师比喻，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在马克思看来，人较之于动物的一个突出优势就在于具有思维意识，能够在实践之前先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规划。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历来十分重视战略谋划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自1953年制定“一五”计划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事关人民幸福安康、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事业进行科学谋划，并依托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再经由相关政府部门执行落实，从而在战略谋划与高位推动的无缝衔接中发挥出新型举国体制的规划执行力优势，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型举国体制内蕴战略规划性，对于研判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战略规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国家“选择最佳方案以达到特定目标的一种有组织的、有意识的、持续的努力”，实现短期目标与中长期规划的有机结合。战略规划并非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而是作为决策者判别优先事项的重要驱动力。它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根据发展的现实需要研判时代大势，判别并确定各个时期不同产业发展的优先级别。换言之，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洞察未来产业发展前景，以此调整产业发展结构，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然，战略规划只是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之一，倘若科学的谋划未能落到实处，那么也会沦为空中楼阁而失去其原初意义。新型举国体制内蕴高位推动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位差势能，借助这一势能有助于在党政机关的各层级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高位推动的保障。总之，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以颇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擘画产业发展蓝图，以高位推动的政治势能把蓝图转变为现实，二者有机协同所释放的规划执行力动能对于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型举国体制内蕴的独特优势对于探索构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然而，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和完善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形成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新型举国体制。

（一）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协同攻关模式助力技术革命性突破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是“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当今时代，科技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诚如邓小平同志所作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然而，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并非易事，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实现的，为此需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集聚政府、市场、社会的强大合力，形成技术攻关的整体优势，以便为催生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基础。

推动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关涉多个方面，需要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凝聚和动员政府、市场、社会的精锐力量，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具体而言，从政府层面来看，需要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转变为服务创新。“研发管理”职能强调政府以行政方式直接介入科研活动的全过程，而“服务创新”职能则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对于科研活动的宏观调控与政策支持作用。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政府力量的着力点从微观层面的技术事务管理转变为宏观层面的技术方向把控。因此，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战略导向作用，科学部署重大技术攻关的战略任务，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谋划中推进实施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统筹优势科研队伍，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导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始终围绕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此外，政府还应当扮演好“支持者”的角色，尤其是对于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基础性研究、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必须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给予支持，尽可能地为技术攻关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与法治环境。

从市场层面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市场主体对于技术攻关的重要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力量，在技术攻关中居于主体地位，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在攻破技术难题中肩负着重大使命，因而必须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攻关主力军的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重视企业家在技术攻关中的领航作用，通过引导企业家树立创新意识，培养担当精神，建构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在优秀企业家的带领下，以前瞻性思维与全球性视野培育一批创新型科技领军企业，使其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要发挥科技骨干型企业对于攻克技术难题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打造科技骨干型企业引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协同的技术攻关联合体，以联合攻关的方式加快形成共性技术攻关供给体系，促进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攻关与突破。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力量在攻关技术难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企业这一主导力量形成有益补充。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必须发挥好社会力量在技术难题攻关中的助力作用。一方面，要注重调动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尤其是要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组织的作用，释放基础性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力量，加快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打造重大科技创新高地，使其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以攻克技术难题，推动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另一方面，要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技术攻关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明晰社会组织在技术攻关中的角色定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跨界合作与交流，着力破解行业、部门之间的壁垒，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

（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类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在传统举国体制下，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市场调节的作用甚微。新型举国体制较之于传统举国体制而言，更加重视运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在尊重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撑下，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并实现高效配置，为催生新质生产力创造要素条件。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配置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对标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要素配置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方面。为此，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并实现高效配置，从而在要素创新性配置中催生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一方面，完善市场制度规则，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的服务职能。一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市场配置要素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壁垒等问题，政府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基础上，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宏观调控中促进要素的自主顺畅流动；二是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强化政府对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监管职能，转变既往地方保护主义思维，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让政府在要素市场配置中既做到“放活”又实现“管好”，从而在秩序维护与活力迸发的内在统一中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步伐，提高各类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在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依托市场经济手段高效配置各类先进优质资源要素，并以共同目标为导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巩固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提高市场化要素配置效率。一是打通制约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的关键堵点，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与更短时间内以更加自主有序的方式顺畅流动，激发要素流通活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二是重视对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构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新型要素形态，并根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优化组合各类生产要素，促使其实现创新性配置，从而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要素配置的效率与效益。

此外，在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类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的过程中，还应当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新质生产力要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满足人民高品质需求。为此，要注重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尤其是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强大优势，深入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集聚各类资源要素，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激发潜在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2.5%。未来要想继续保持有潜能的消费，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需要进一步优化供给层面各类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高质量供给回应高标准需求，进而在维系二者动态平衡中开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加快新质生产力初步形成与发展。

（三）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与产业化水平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产业化水平的稳步提升。近年来，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驱动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然而，较之于新质生产力成果转化顺畅、产业化水平高的要求仍有差距。而要想缩小这一差距必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的有力支撑，建立和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机制，打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破除制约产业化水平提升的藩篱，进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立与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机制，通过前期创新准备、中期成果转化、后期服务保障的全链条贯通，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提升产业化水平，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从某种意义而言，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科技成果供给与市场需求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科技成果如欲实现由实验室向生产线的现实转变，需要跨越从科学研究到产品研发的“魔川”，从产品研发到商业化的“死谷”，从商业化到产业化的“达尔文海”。为此，必须着力打通源头供给、成果转化、配套服务等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一是聚焦源头供给，重视基础性研究，提升基础研究体系化水平。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中，基础研究处于起始端位置，只有把基础研究做扎实，才能推动科技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眼于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大力度从理论层面对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的技术路线进行可行性评估与科学论证，最大程度地降低科技成果研究在实验室“夭折”的风险；同时，要打造以国家实验室、高校、科研院所为主要代表的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支持科研机构、高校开展联合攻关，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在勇于试错中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

二是聚焦成果转化，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梗阻，努力推动科技创新的理论设想向实质成果的转变，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力量，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迈向“生产线”需要发挥好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创新主体作用，扮演好承接者角色。一方面，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在科研项目运行全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扮演好项目组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企业自身对于承接与实施重大创新性科研成果的能力，推动科技成果无障碍转化与规模化量产，扮演好成果转化者的角色。

三是聚焦配套服务，打造支撑科技成果转化与实现产业化的服务体系，保障科技成果顺畅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完善配套服务是跑好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水平提升之路的“最后一公里”。新形势下必须着眼于日益增长的科技成果转化需求，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一方面，要着力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切实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整体效能，在保证科技成果转化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转化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地增益服务质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益；另一方面，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产业化水平提升机制，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产业化工程应当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各类堵点，保障科研成果的转化成效，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水平的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