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峰　李　磊｜现代化发展与劳动幸福的辩证关系

作者简介

何云峰

何云峰，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磊，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

摘　　要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劳动幸福的程度和人的本质被确证的程度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可以从人本身这个角度进行解构。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具有双面影响，既可以促进劳动幸福，也可能损害劳动幸福。所以，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依据，考察劳动幸福的实现程度。现代化发展要与劳动幸福呈正向关联，消解各种“现代不幸福”的负面因素，促进劳动幸福程度的不断提升，通过规制先行，前置伦理精神；提升对未来的预见力，秉持敬畏精神，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增加未来确定性；强化自我节制，提升反思精神；推动价值革命，强调人本精神；倡导适度竞争，提倡合作精神，反对过度竞争。

当前，“现代化”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语境。现代化是一种世界运动趋势，每个国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会卷入其中。因此，随之而来的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不得不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和意义要落脚于人。而劳动幸福关乎“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其目的和意义也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当劳动能够在提供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解放和尊严，其本身就成为一种幸福，劳动创造幸福也成为一种必然。换句话说，劳动幸福集中表现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整体上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获得人的全面发展，获得人的解放和尊严。劳动幸福的程度和人的本质被确证的程度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现代化和劳动幸福都需要从人本身去解构。按照这样的理路，就很有必要把现代化发展和劳动幸福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现代化发展必然会在任何情况下促进劳动幸福或者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解放和尊严吗？现代化发展与劳动幸福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吗？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现代化发展反而对劳动幸福起阻滞作用？如果产生阻滞作用，那么如何在不停止现代化发展步伐的情况下消解其阻滞性？任何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应该时不时地冷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在不断的反思中促进现代化向深层次推进。笔者认为，总体说来，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会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双面影响，一方面现代化发展可以促进劳动幸福，另一方面会引发诸多“现代性问题”，对劳动幸福构成负面影响，产生“现代不幸福”。对此，要充分挖掘这些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所在，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重构劳动观与幸福观，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

与现实的社会层面相呼应，“现代化”是动态性、过程性的巨大社会变革。现代化既代表了一种社会发展方向，也可能会带来许多以往时代不存在的新社会问题，可称之为现代性问题。从劳动幸福的角度看，其中某些问题甚至可能意味着社会的局部性倒退，如现代人的物欲纵横、道德失范、节制能力的下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获得感。这些问题与劳动幸福紧密相关，亟须关注。当然，这里不是特指中国式现代化或者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可能引发现代性问题，而是在普遍意义上任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现代性问题。

（一）过快的发展速度异化劳动者的心灵

现代化可以给社会生活以及大多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得益”，甚至也有精神上的满足。面对益处，人们就会更加积极地追求加速实现现代化。然而，过快的发展速度在劳动中会表现为劳动节奏加快，加速的劳动现场异化了劳动者的心灵。而现代化生活和个体生命往往要在“虚一而静”中才能积淀价值和意义。只有有价值和意义的劳动才是幸福的。面对现代化加速发展引发的劳动意义感下降的现实，人们首要追问的问题是怎样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才是合适的？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这种现象。他发现，自17世纪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加速的劳动节奏使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心灵逐渐扭曲，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把自己当作纯粹的劳动关系的附属物，当作工具，人不再认同自己的劳动甚至人本身，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由此而带来劳动者内心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虚无感。“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有的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劳动者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呈现出一种否定性的心理态度，认为“现代性进程引发了人们的沮丧、忧郁、焦虑、呐喊和反抗”。社会学家罗萨论述了加速的社会带来异化的“缺乏关系的关系”，使得人与人互相冷淡，各自静默。这些由加速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关于人的心灵问题的外显性异化表现，从现代生活中劳动者的“赶工游戏”“内卷”“上岸”等热议词也得以窥见。劳动过程本身缺乏了价值认同，心灵被动和空虚自省影响了现代的人，劳动幸福也就成为一个空洞概念。

（二）不均衡的发展造成劳动差异过大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整个社会走向新形态的全局性的事情，涉及多个方面、多重领域。劳动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方面，当然也包含诸多现代化的内容。这种多样性、多层次性决定了同一时刻齐步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步入现代化的时间顺序必然有快慢和先后。于是，就会出现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问题。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问题在劳动中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的劳动场合，劳动主体的劳动及其所享受到的现代化的成果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异可能会带来新的不公平。而不公平的观感必定会带来不幸福感。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差异性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当社会差异性反映在劳动领域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现实中表现为同一劳动主体在某种劳动场所的劳动可享受性较高，其劳动幸福程度也很高，但在其他不同的劳动场合，其劳动可享受性可能会下降，进而产生不幸福感。同一个行业在不同的单位和区域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因而在先行现代化的某些领域，劳动者往往能享受到现代化成果，并产生较高的劳动幸福感，还没有实现现代化领域的那些场所，劳动者的劳动幸福程度就远远要低于前者，甚至会出现只有劳作而没有享受的现象，因过大差异性所造成的劳动不幸福也进而显现。

（三）高科技的过度运用导致劳动的不确定性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高科技的广泛运用是必然的，但同时也引发了高科技工具的过度使用、劳动形态的快速更替、劳动发展多元化等现象，给劳动个体的现实劳动带来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高科技广泛运用导致人类劳动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科技化，而科技化可以加速现代化。先进科技运用得越多和越早的领域，现代化发展就必然突飞猛进。劳动者使用高科技工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弱化劳动的危险性、单调性、压抑性，提高生产率，争夺闲暇与自由时间，为劳动的创造性、享受性、幸福感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然而，许多高科技的运用都具有双面性，在促进劳动幸福的同时也可能出现反作用，变成异己的、控制人的力量，尤其是高科技的过度运用引发的负面效应会更加显著。高科技过度运用在劳动中的表现之一是劳动监视的强化。这似乎在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劳动监视会增加员工与公司之间的不信任感，还会引发许多法律和伦理风险。比如，骑手送货被“平台”精确监控到分秒，就是典型例子。劳动本身有探索的性质，人类所改造的外部世界不能预料其所有的后果，因而劳动本身应该有自主性和容错性。但现在劳动的这些特性可能会因高科技的运用而受到损害。劳动过错被放大，劳动者被惩戒的概率增大。劳动工具的科技化本身是现代化的典型特点，却带来诸多此类的问题。现代科技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向人类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向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深入挺进，人们的感官世界已经目不暇接，越来越感受到种种不确定性、未来不可知性、发展趋势模糊性。劳动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带来对劳动的否定、焦虑甚至绝望，于是劳动个体的幸福感会大大降低，这种不确定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似乎正在成为劳动幸福的主要障碍之一。

（四）过度的商品化和金融化裹挟了劳动成果

过度的商品化和金融化可能导致诚实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在总的劳动成果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诚实劳动的所得远远低于付出。这不仅影响公平，而且还可能带来不安全感。虽然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揭示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越多，劳动者的价值就越低；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劳动者就越贫穷。不仅如此，财富也呈现两极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商品化和金融化形式多样，除了违法犯罪之外，更多的是商品化和金融化以合法的“外衣”洗劫本应属于劳动者幸福基础的劳动成果，比如投机资本、虚拟经济的发展等使得劳动成果被裹挟得更为隐蔽，而劳动成果又分散到每一个劳动者个体身上，这就导致财富积聚不合理，少数掌握了资本权力的人占有了多数财富，而大多数劳动者则丧失了很多实现劳动幸福的基础。究其根本，经济范畴上“工业化的世界”和“资本市场”的现代化，在其固有的制度特性上，表现为：“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商品化的劳动成果冒着被洗劫的风险被金融资本裹挟在市场淘金，追求资本增殖，其后果很有可能是诚实劳动的成果进一步消失。如马克思所言，资本需要通过积累实现其“增殖”属性，当它通过“剩余价值”的方式追求无限利润时，就会造成“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而，现代化越发展，劳动幸福程度的提升就越困难重重。

总之，人类正处在一种艰难的痛苦旅程之中。不进行现代化就没有出路，进行现代化又面临诸多发展难题。现代化发展具有两面性，要聚焦于人的幸福感取其利去其弊。现代化是手段，幸福是目的，因此现代化发展要守住一个根本：促进整个社会劳动幸福程度的不断提升。换句话说，发展是为了人民福祉，让人民切身感受到发展的成果，这是硬道理。因为现代化发展是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离不开每个人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所以理所当然的是，现代化发展应该与每个人的劳动幸福呈正向关联。

所谓劳动幸福，意指“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现代化发展无疑会给劳动幸福带来许多有利条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普遍改善，使人们真切感知到了各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福利，以至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就把现代化与幸福画上等号。然而，诸如前述，现代化发展也会带来许多不利于劳动幸福度提升的问题，所以它既可能促进劳动幸福，也可能损害劳动幸福。那么，如何考量这种双面影响？我们主张，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双面影响应该聚焦于从劳动幸福的内在尺度即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予以考察。原因在于，劳动幸福存在两个原初假设：（1）“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因为劳动创造人，所以劳动对人来说就是展现其作为人的类本质的最高幸福的获取过程。现代化发展中劳动幸福的主体是现代的人，人通过诚实劳动、创造劳动获取幸福成果，展现自我价值，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获取幸福的过程中，人和劳动构成了劳动幸福内在尺度的根本要件。与此同时，劳动幸福指的也并非劳动的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受，而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幸福状态以及获取幸福的机制。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体现着过程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只有把人和劳动放在发展视野中加以探讨，劳动幸福才能得以彰显。而且，劳动幸福体现的是劳动过程和劳动所获与人的幸福追求和幸福期待之间的一致程度，也体现自我价值得以展现的程度。这种“一致程度”意味着劳动幸福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实现，实质上是人和劳动在“幸福”上是否同一的问题。所以，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双面影响要从人与劳动的关系着手，从内在去考察人的幸福的实现程度。

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每一个劳动阶段的劳动幸福程度各不相同。显然，当人处于奴役劳动阶段时，劳动幸福程度极低，只有自由劳动才有最大程度的劳动幸福。这四个阶段是动态发展的过程，每一个阶段劳动幸福的程度都要从四个维度衡量：“一是劳动基础社会生活条件，二是劳动发展，三是劳动解放，四是劳动尊严。”这四个维度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首先，任何劳动活动都离不开既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它是实现劳动幸福的基础要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劳动成果得以创造，劳动福利和保障进一步被完善，为劳动幸福提供前提。其次，劳动幸福是一种发展的幸福。也就是说，人通过劳动发展自己，实现多方面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正是体现人获得人的类本质程度，当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意味着人更成为人，也就获得了更高的幸福体验。现代化发展促进了生产方式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创新，衍生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实现了自身完善和发展。再次，劳动解放是要使劳动回归到自由劳动，符合人的劳动意愿、具有最低限度的摧残性和最大限度的快乐性和幸福感。现代化带来的科技发展在一些生产领域内有效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使劳动者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支配。最后，现代化发展也推进了劳动者的劳动及劳动成果，劳动人格得到尊重，劳动尊严不断受到重视和保护。由此，现代化发展在劳动幸福这四个衡量标准维度上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然而，问题在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四个维度中基础维度的劳动幸福，尤其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劳动幸福程度上更有显示度。当人们肉眼可见地切身感受到生活条件如安全、文化、居住、医疗、就业等方面的物质保障有所改善和满足时，现代化的生产及人的劳动就很有可能仅以此为目的进而产生社会风险。当人们沉溺于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时，极有可能轻视和忽略其他维度的劳动幸福。各种过度的物欲追求现象都是对劳动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尊严三个劳动幸福维度忽略的直接后果。而相较于劳动基础条件而言，这三个维度更真实地落到每一个劳动者个体身上。劳动者能感受到劳动幸福更多的是这三个维度，直接表现为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这三个维度才是真实的个体意义上的劳动幸福。

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在谋生劳动阶段，劳动基础条件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劳动幸福的四个维度被不均衡地对待，劳动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尊严三个维度的劳动幸福的提升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这样的片面现代化导致的后果就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不幸福感增加了。所以，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劳动幸福不断获取和实现的过程，它既促进了物质幸福，又产生了“现代不幸福”，具有双面影响。面对这样的局面，人类需要找到统一的内在尺度，对现代化的利弊加以理性权衡。总体来说，现代化发展不能只有物质发展，只有器物文明，没有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和尊严程度的提高。

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正向促进主要由生产力的提高并随之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所致。现代化跟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两面性，这是宇宙普遍规律所致，而一旦没有有力的措施对其予以有效消解，现代化对劳动幸福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多地显现。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负面影响原因比较复杂。构成负面影响的原因既有可能根源于现代化本身的两面性，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其两面性的关系。当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没有显露出来从而没有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或者已经显露但人们对其认识还不够深刻的时候，社会就不会重视。可见，劳动幸福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损害既可以从客观上去寻找根源，也可以从主观认识上寻找缘由。综合来看，大致有五方面的根源导致现代化发展给劳动幸福带来可感知的负面效应。

（一）治理根源：规制后行甚至没有规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层面，面向经济、制度、法治、伦理等很多领域的规制是后行的，甚至一开始是没有规制的，规制呈现滞后性。现代化必然催生一系列新的行为制度和模式与之相应，以保证现代化发展的秩序性。对社会而言，一旦没有先行的预防和规制准备，加之缺乏实时性的纠错机制，就会使其陷入危机甚至混乱分裂。人们的公平、正当、自由、幸福等价值观念和原则在这种混乱交替中就会发生错位。现代化本应运用科学的制度和规范的方式来预先进行有效制约，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当规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往往是被放任的。如同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生态建设“先污染后治理”现象一样，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教训后发现代化国家几乎也会重复一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以后，伦理与法治的规制并未同步，以至于等到岗位替代引发的劳动失业、大规模的数据安全和隐私等问题频发时才予以制约；又如，用于劳动监视的技术伦理、法权归属问题尚未明晰，低收入群体劳动社保的法治保护还不健全，现代化很多新兴的劳动场合下，劳动个体的劳动安全、劳动强度、劳动保障等都尚未合理制约。所以，制约的滞后甚至被忽略是治理层面上的一个重要根源。现代化带来的福祉需要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最大化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二）认识根源：破立辩证关系认识不足甚至只破不立

现代化的发展从辩证认识论的角度看，是破立并进的，既要破传统的东西，又要立新的东西。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局限往往容易产生对传统的过度破坏，抑或只破不立。破和立统一于事物发展的过程，破为立之母，任何立都来自破，即来自对以往事物的扬弃。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超越，这种超越实际上同时包含着旧事物被逐步瓦解、消退以及新事物不断产生、形成两个过程。现代化对现存事物的破坏意味着以往劳动成果的“作废”，极有可能导致浪费和对劳动的不尊重，影响劳动成就感。现代化的发展既不能脱离于传统，也不能消灭所有的传统因素，而应该是一种基于传统的衍生和成长。正如吉登斯对现代性发展所分析的那样：现代性是与传统的“断裂”，最后表现为这种断裂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化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以及快速变迁的范围程度使得人们还来不及科学而深刻地认识和诠释新事物，就不得不盲目而自信地跟随大众建立起对现代世界的新解读和新认识，而当面对各种影响劳动幸福的社会公共危机问题如低质量城镇化、福利问题、就业问题等束手无策时，这种打破了原有传统平衡的“破立失衡”，往往会导致人们陷入一种“认识真空”之中。更为甚之的是，只把传统的东西扔掉，而没有立新的东西，这种“只破不立”不仅没有超越，反而把传统也破坏了。从劳动幸福的提升角度说，现代化需要在立和破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

（三）心理根源：攀比心态甚至物欲型“军备竞赛”

现代化过程中普遍注重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进而产生了攀比的社会心态，甚至进行物欲型的“军备竞赛”。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变革，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就把人们对业绩的追求看作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除了器物文明的发展，现代化本身更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然而，由于人们往往对劳动幸福的基础维度——物质条件的改善更加关注，物质满足、生活条件富裕貌似成了现代化的砝码和代名词。面对物欲满足，人们的社会心态骤变，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物质和金钱量化并得以维系。而社会心理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与现代化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快速量级巨变相比，显然呈现出滞后性的特征，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国别、社会、人群之间在心理上的暗自较量。最终，人类在情感、“从众”等非理性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唯恐其后，劳动幸福便被抛之脑后。比如，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一味追求GDP增长而相互攀比，这种攀比不会考虑幸福的必要性，更不会考虑劳动幸福的具体状况。这种攀比关注的是纯粹的发展速率，忽视发展质量，是现代不幸福的主要心理根源。

（四）价值根源：物质主义甚至彻底的拜物教主义

当人们攀比物质占有的时候，对幸福和劳动的目的性就完全视而不见了，心理上却乐滋滋的。此种拜物教心态实质上是人的物化，将人的存在方式和属人的属性退化成了物性的纯粹表达。历史表明，现代化过程极容易导致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追求，物质主义价值观甚至纯粹的拜物教主义，从而使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现代人无法以劳动确证自我。马克思曾批判过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成为一种控制力量和手段的现象：不仅对现实的人进行统治产生“物化”之境，而且也成为人所依赖的有效物，即在现实中走向对商品、价值增殖的无尽追求，“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在商品化和金融化充斥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物质主义从生产走向社会各个方面以及人的精神领域，并可能走向极端化，使人成为纯粹的“经济人”，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资本展开，人对物的依赖性在精神领域幻化成为“商品拜物”和“货币拜物”并愈演愈烈。从社会价值观念角度看，资本逻辑控制之下的普遍交往和社会关系被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劳资冲突大量涌现，资本至上的价值观念泛滥，拜金主义、消费思潮不断来袭。可见，资本权力统治的经济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追求物欲主义的现代人并没有通过劳动确证自我。物质主义不仅没有真正促进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没有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反而导致物欲无限膨胀，变成需求无尽的贪欲和占有。

（五）社会根源：过度竞争甚至人为挑动竞争

现代社会过度竞争甚至人为挑动竞争造成对劳动幸福的消解。竞争本是属于动物世界的生存规律，是一种丛林法则。虽然人也属于动物，但是人的竞争不构成人类的本质。宏观看来，人类发展史上从未停止过竞争，竞争是一种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在马克思那里，竞争也被看作一个历史范畴，看作社会经济关系的外在表象。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示过竞争背后关系的实质：“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而现代化的发展延续了市场竞争逻辑，社会竞争虽然发挥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但如果不加以合理限制，将会把竞争推向无序和极端。在社会生活中，过度的竞争会导致少数人通过各种手段对涉他的现代化劳动成果巧取豪夺，摧毁现代人的人性，甚至会打破文明的底线，彰显其野蛮性和残酷性。因而，竞争是现代化利弊共存的动力因素而非人类本质。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就会把竞争看得过于重要。其结果会出现过度的竞争甚至不顾一切的竞争，这是非常危险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竞争问题对幸福的影响来源于竞争的过度和无效管控。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本质区别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总之，现代化发展会给劳动幸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原因十分复杂。以上列举的五方面根源也仅仅是其中的主要方面。而且，这些根源之间相互交织，共同发生作用，形成消解劳动幸福的合力。当前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在现代化发展中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消解影响劳动幸福的力量。它之所以非常强调高质量发展，强调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要避开其他国家的物质主义和贫富悬殊陷阱。这样的高质量现代化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现代化发展进程有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是一个逐渐提升且永续的过程。因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不断提升劳动幸福为原则。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思现有的价值观念，必须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重构劳动观和幸福观。现代化不是用各种器物装备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不是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为了改善人民福祉，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换言之，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需要以劳动幸福为价值预判标准。为此，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对劳动与人自身的关系、劳动和人的价值、社会价值系统等议题进行多维度的重新思考。尤其要针对劳动幸福负面效应产生的根源，有效消解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不利影响。

（一）努力做到规制先行，前置伦理精神

现代化发展要根据伦理前置原则做好规制，将法治精神、伦理规则，尤其是将劳动幸福作为伦理预判准则予以超前规制。人类的道德期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立统一，既有一脉相承的秉性，又在伦理道德元素的转化、改造和创新上存在张力。几乎每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在传统向现代转向的过程中出现现实意义上的道德倒退、法理冲突、观念对立。按照涂尔干的说法，这肇因于社会结构变化过快，“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从而导致了出现规范缺席的情况。现代化技术、生活的变迁如此之快、之新，一些政策革新、活动更新和行动创新如果延迟至结果明晰才予以道德伦理和法律制约，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超越后果主义，提前预设伦理原则，尽可能地预估各种社会行为活动的可能性伦理后果，确定可行标准。此时，劳动幸福可以作为一种前置的伦理精神出场，承担起总阀门和总开关的作用。也就是说，当进行社会变革、政策转换、活动选择时，首先要考虑到其对劳动幸福有无负面影响，如果存在负面影响，就要考虑如何避免。例如，大量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技术时，就可以将人类精神、法治精神纳入其中，这样的先行规制就会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

（二）提升对未来的预见力，秉持敬畏精神

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不断提升社会预见力的新要求，强调对既有现代建构秉持一种敬畏精神。社会预见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它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已有的对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上，能动地对未来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和推断的思维能力。现代必须基于传统，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一样，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于人类劳动、认识（知识）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的不可预测性，现代化带来的破坏力显现，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可能“失去”控制，多维度的劳动幸福状态不断面临新挑战，人类期望使社会和自然臣服于以新的“理性”为合理性确证的现代化进程，好像并不顺畅。因此，在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打破传统走向现代而进行重构之时，要遵循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保持对原有传统和已有建构的基本尊重和赓续，因为已有的建构是劳动的成果，对待已有的劳动要有敬畏的精神。要在尊重已有劳动和人的基础上研判和预测事物，批判性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才符合劳动幸福的精神内在特性。比如，各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会涉及老旧建筑拆迁与更新改造。这就要考虑其是否有历史文化价值、已耗费的劳动成本以及可能的劳动效果等。在敬畏已有劳动的基础上，提升对未来变化趋势的预见力，增加未来确定性。只有增加未来确定性，劳动幸福才能真实展现出来。

（三）强化自我节制，提升反思精神

现代化发展要求人们有良好的自我节制，并从人的本质的高度正确认识劳动幸福，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反思精神。自我节制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对个体心态进行管理，以预防社会攀比心理的产生。要正确认识幸福，这就涉及对幸福的认识的根本转变。幸福不同于快乐感，不同于感官刺激，幸福有其特殊的含义，劳动幸福必须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必须把人的本质确证出来，要有属人性才是劳动幸福。因为劳动幸福强调的是人通过劳动创造确证类本质而持久地感受到内心真实的愉悦，涉及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体现了人的劳动价值能否得以充分保护和劳动创造性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体现了人的劳动尊严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因此，可以说，“劳动幸福是最高形态的幸福”，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比展现人的本质更幸福的事情。所以，在自我节制这个维度上，要充分认识劳动幸福，不能把幸福仅仅看作吃喝玩乐等物质上的满足，要及时对自我进行监管，不断地提升自我认知、自我管理、自我矫正、自我节制，这是人类的一种反思精神的运用和提升。

（四）推动价值革命，强调人本精神

现代化发展需要一场“幸福至上”的后物质主义价值革命，强调人本精神的落实。所有的物质满足主义不过是“昙花一现”式的现世快乐，而人类所追求的真正的幸福价值应该更多地指向精神层面。按照后物质主义理论，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的现代社会，经济要素对于人的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人本主义、自我表达、个性解放等精神要素被纳入视野，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导向从“生存”跃迁至“幸福”，部分发达工业国家的大众价值观已然呈现“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尽管后物质主义理论在现实实用意义上仍存有一定局限性，但从价值观念维度看，强调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基本理念这一点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走向后现代，更需要一场以人的幸福为根基的价值革命。在这场社会变革中，要从“资本至上”转化为“幸福至上”，以劳动幸福为中心确立文化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劳动幸福应该成为社会所有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终极标准，按照这个劳动幸福总则，社会必须倡导尊重劳动、关爱底层、缩小差别、人类联合等基本的价值观”。这样，人才能逐步摆脱物质的羁绊，以劳动确证自我并享受其中，真正实现劳动幸福。

（五）倡导适度竞争，提倡合作精神

现代化发展要强调适度竞争的原则。整个社会应该倡导一种“家长”伦理，即要像家长对待子女那样鼓励人们之间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当然，也要加强竞争伦理方面的教育。竞争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但过度竞争会在社会各个方面对劳动幸福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该以平等对待每个成员的“家长”伦理引导相关劳动制度。从本意出发，这种“家长”伦理指的是，在家庭这个基本社会单元中，家长要平等对待孩子，任何一位家长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家庭内部进行恶意竞争，而是要让孩子们互相合作。扩展来看，整个社会要具备这样一种“家长”能力，比如，用人单位筛选好员工后就要向对待孩子一样平等对待他们每个人，从劳动幸福程度的三个维度（人的全面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尊严）出发给予每一个员工以爱护，给他们提供同等的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提升工作内容的快乐性和享受性，使其更有劳动尊严和体面；而不是在组织内部鼓励他们互相竞争，像动物般适者生存。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竞争不可避免，但要以此让竞争保持有序的、理性的合理规制轨道。其中，包括在同一劳动单位内部设立竞争限度，反对过度竞争，禁止制度性地鼓动竞争、非法竞争、恶性竞争。同时，将合作精神放在更加重要的管理高度，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竞争对劳动幸福的消解。为此，还应该在全社会尤其是学校劳动教育中强化竞争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育合理竞争的观念，引导年轻学生追求属人的劳动幸福。

总的来讲，劳动幸福是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念，需要重新界定什么是劳动幸福、什么是人、如何正确处理劳动与人的关系等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倡导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从现代化发展角度回答劳动幸福涉及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现代化发展要提升人的劳动幸福，否则现代化的实现就失去其根本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