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捷｜马克思主义文明论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简介

蒋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根据世界历史的辩证法与发展趋势，区分了人类走向新文明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道路与社会主义文明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创制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既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理论构想，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性与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赓续了中华文明，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是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获得了实体性的形态，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文明，也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展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时代风采，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规定性：一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三是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现代化，而不是封闭自守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根据世界历史的辩证法与发展趋势，将人类走向新文明类型的道路区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明道路。这两条道路虽然都指向共同的文明目标，但两条道路本身并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社会主义文明道路进行过方向性探索，他们希望让落后国家在赓续本国文明的基础上，充分占有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一条不受资本逻辑所裹挟、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拓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这条道路以新文明类型为定向，是一条新的文明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与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既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设想，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所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论出发，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贡献，并在新征程上坚持以新文明类型为导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论中，文明表现为由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创制的不断演化的社会历史图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类文明在递进发展中呈现出层次性与差异格局。传统文明类型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达到自己的顶点。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是文明转型的信号。新文明类型以公有制为基础，是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的新型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交往的普遍化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新文明类型。按照空间划分，存在着两条通往新文明类型的道路：一条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道路，另一条是东方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

（一）基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路径阐释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理解文明的历史和现实，而是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中揭示文明产生与演进的内在机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类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表现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因而形成的是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特定发展阶段的要求，它决定着人们的各种交往形式，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包括政治联系、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等等。这些联系的发展就构成文明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累进与增长过程，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文明创生与前进的主要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按照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形式—文明形态的线索，分析了文明在发展中形成的层次性与差异格局。恩格斯指出，人类在经历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之后，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在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必须以族群或氏族的形式共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形成的是原始的公有制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文明的一切进展都与私有制的形式变化联系在一起。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私有制的形式变化造就了历史上“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一切落后的观念与习俗都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渐次转变中被取代，文明的层次性逐步显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文明类型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三种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文明的顶点，是文明时代的“现代”形式，即“现代文明”。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打破了西欧封建制度与教会神学对人思想的束缚，开辟了世界市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资本主义创制“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交往形式、价值观念。

（二）通往新文明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道路

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无限扩张，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过是以物的依赖性取代了人的依赖性，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了另外一种私有制，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需要异化与价值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始终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内在逻辑，对利润与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追求，导致了社会对“活劳动”的无限剥削和野蛮压迫，产生了人的劳动异化。在人的劳动异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掠夺式与膨胀式的现代化。资本以残酷和野蛮的手段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的延展中呈现出二重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作为体现进步生产力前进方向的现代化，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与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是作为狂热追求货币价值与资本价值的现代化，催生出了各种野蛮的行径，使整个社会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

当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就出现了从传统文明类型向新文明类型过渡的征兆。由于“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导致生产过剩的“社会瘟疫”的出现，这也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不能适应的地步。社会生产力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阻碍，而它的进一步发展亟须克服这种阻碍。欧洲进入到了由私有制文明向新的公有制文明转变的历史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还是归社会占有，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时，就需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取代它，建立新文明类型。新文明类型是以共产主义为经济基础的文明样态。在新文明类型中，人不再受制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而是以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

根据对西欧历史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人类走向新文明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道路。资本主义社会通往新文明类型的道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的社会革命为起点，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政权组织形式，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在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重建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创造了将置其自身于死地的庞大社会生产力，而且创造了运用这一“武器”的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通往新文明类型的道路的历史生成中，无产阶级始终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与缔造者，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路者与探路人。

（三）通往新文明类型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认为，人类只有先经过私有制文明的充分发展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才能走向新文明类型。但在晚年通过对俄国公社与革命问题的研究，他们发现，在资本主义文明向全世界拓展以后，作为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的补充，存在着另外一条通往新文明类型的文明化道路，即社会主义文明道路。在统一性与多样性相互交错的文明道路上，东方社会可能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与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相比，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更具有文明化的色彩。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正文及草稿中，马克思分析了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可能性与实践路径。

首先，社会主义文明道路是赓续东方社会文明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西欧社会的私有制取得不同形式的时候，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也形成了“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俄国公社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历史的演化中已经摆脱了部分落后的特征。俄国公社尽管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如交往形式与价值观念，则发展出了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要素。俄国公社在“以土地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为自己的稳固基础”的同时，“促进了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机体不相容的个性的发展”。因此，俄国有可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文明道路，延续公社文明，在保留和扩大公有制的基础上，发挥公有制与个性的优势，在经历一个与资本主义共存的过渡阶段以后，直接走向新文明类型。

其次，社会主义文明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道路。他们明确地指出，独立与稳定的国家政权是东方社会走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必要前提。俄国公社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也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导，而东方社会的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联通。在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探索中，东方社会可以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足以保护和扩大公有制的政权，在保证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开展现代化建设，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的同时，防止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

最后，社会主义文明道路是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的现代化道路。封闭自守的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结合会形成一种社会惰性，进而阻碍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在分析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资本主义文明不仅以野蛮的方式为东方社会提供了一条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更将理性主义的进步精神与社会激情输送到了东方社会，使东方社会摆脱封建迷信和传统规则的奴役。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往，打破了东方社会原始的自然经济结构，使得东方社会能够通过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经济交往，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从而在发挥原有文明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持续积累。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文明创生、集聚与拓展的“历史之谜”。他们明确反驳了将资本主义文明道路视为一切国家和民族走向新文明类型所必经道路的“普遍历史哲学”的观点。他们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传统文明类型与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的本质特征与局限性，也从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可能性与实践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构想，已经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区分开来，直接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开启了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赋予文明时代以现代性的规定。但是在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在遵循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都会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形成特殊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深深扎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之中。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前提条件与实践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与丰富的经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论出发可以发现，中华文明作为与西方文明在时空上平行的一维，与俄国农村公社一样，有着自己独立的演化进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交往形式与价值观念。一方面，中国在典型封建制度解体以后，没有完成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而是形成了一种特殊样态的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以土地私有制度与地主制经济为基础，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混合体”。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因素长期被压抑在萌发阶段，中国社会没有生成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念，而具有丰富哲学精神、人文精神、教化思想与道德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传承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哲学思想及文化理念都与西方市民社会精神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这使得中华文明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的发展路向在世界历史的展开中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中国没有走上工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进而导致综合国力在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致使在近代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另一方面，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平行并进的过程中传承与发展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建立现代文明是不可逃避的命运，而主要问题在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在近代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一度失去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主动能力。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度被视为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而建立资本主义文明类型被视为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根本目标。然而实践证明，中国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获得现代文明的自我意识。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性的关联。二者联系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满足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与文明复兴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历史之道既能够满足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又能够与中华文明之道相互融通，延续中国历史上的非资本主义文明道路，为中华文明注入强大的新文明血液，实现文明的升华和转型，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之道与世界历史之道交互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作为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领路者和探路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使中国从落后于“现代文明”到赶上“现代文明”，再到创造出自己的现代文明。在“两个结合”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本质性关联得到了充分的确证与全面的展开。

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精神支撑与丰富的经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生成了蕴含着“大一统”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和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塑造和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14亿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内在的精神支撑与经验智慧。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追求，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社会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的治国之道，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世理想，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含着“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念与“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人生智慧，把人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提高与自我超越放在首位，涵养了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理念，蕴含着顺应天时地利，保持阴阳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尊重自然与保护自然的价值取向中。其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与独立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延续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孕育出的以自我超越谋求和平发展的文明传统，传承着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开创与拓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既具有实践上的先进性，又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将建立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新文明类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还肩负着在现代世界赓续中华文明创造一种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场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社会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国家—政党—人民三位一体的现代文明结构，其深层处依靠的并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当中。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现实的人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道路最为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开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标志就是抽象个人的出现，“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在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逐步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交换价值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一切社会关系被翻转为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只有资本具有个性和独立性，而活动着的人没有。西方理性形而上学所确立和推崇的个人主体性，在本质上不过是资产者或资本的主体性。西方现代化是被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所裹挟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作为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文明道路，在政治上体现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体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化上体现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上体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上体现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成的是人的全面性，而不是某一方面的规定性，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而不是资本的抽象统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对立和对抗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团结、联合和凝聚的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文明类型以片面的物质生产为特征，把人的需要贬低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资本主义的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与生态文明都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生产导致了各类文明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平衡。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没有给人带来全面、平衡的发展，对物质的极端追求反而使人的发展单一化与偏狭化。精神文明及其他一切文明的发展最终服务的都是资本的自我增殖，不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而新文明类型以全面生产为特征，既包括物质生活的生产，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生活的生产，以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最终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恰恰就是坚持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社会主义为定向探索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将“统筹兼顾”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强调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原来的“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五个文明”整合为“五位一体”的总体要求，以新发展理念探索新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统筹了社会主义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性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朝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文明化道路。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是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积极主动地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得出的宝贵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坚持赓续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汲取不同文明的精华，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中，货币转化为资本极大地激活了个人与社会的生产力，展现出了市场经济巨大的活力与创造力。资本家总是“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类走向新文明类型的物质前提，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包括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货币价值观与资本价值观的盛行等。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资本主义所创造，因此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往往被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积极借鉴吸收西方经济文明的精华，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目标，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与特色，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综合公有制和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观点，又延续了中国在历史上所走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同时借鉴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有益文明成果，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同一时代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非社会主义因素，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建立起了过渡地带。中国式现代化既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积极要素充分涌流，又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在实现物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重视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与正义，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借鉴吸收了世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优秀成果，与经济文明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文明格局。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了世界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肇始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民主政治，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人意志，重视形式公正与程序正确，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尽管在形式上是选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是资本当家作主。西方的民主政治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基础与合理性，但也有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弊端，如非理性、离心性与阶级性等。中国式现代化在借鉴吸收西方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注重以中华文明的民本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克服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弊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和拓展了中国式民主，巩固和发展了充分代表与表达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同时，充分发展协商民主与基层民主，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了世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观的变革是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步展开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也将这些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资产阶级的自由表现为不受他人与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个人财产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权利。资产阶级的平等也是上述所谓“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作为孤立的和自私自利的、排斥他人的人的平等。资产阶级的民主以私有制基础上的人权与自由为前提，建立在人与人相互分隔与对立的基础上，因此实现的还是人的片面性。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它将这些价值理念的实现建立在中国的实际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的是人在团结、合作和共享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与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由其所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的文化。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了世界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人是通过利益被捆绑在一起的，而“社会”就是这种捆绑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不仅与个人对立，而且也与社会对立。尽管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发达国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但是仍然无法根本解决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各种“新社会运动”频频发生。中国式现代化在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国家治理的思想智慧，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的需要为指向，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制度化与专业化的水平，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联合与协作。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了西方生态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由资本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化了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提升了人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资本对使用价值多样化的追求，“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与生态环境的退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也充分发扬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自然观，推动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以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于社会绿色发展，推动社会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实现了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论证了东方社会开辟一条通往新文明类型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走出了这条道路，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与版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通往新文明类型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一方面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理论构想与中国独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使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的现时代获得了实体性的形态，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和转化为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展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时代风采，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时光中经历了发生、发展、衰弱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中国的“古代”与西方的“近代”和“现代”相互碰撞的产物。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历史的融会贯通中，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将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制不仅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全局性意义，更对于人类文明类型的发展具有引领性价值，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依然处在生成与发育的进程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以新文明类型为定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以文明的交流互鉴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