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背景与意义在于传承海洋文明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弘扬中华优秀海洋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推动中国海洋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是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使命,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建构。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国家性、民族性和在地化的基本属性,拥有多层次的空间结构、陆海统筹的空间特征和多类型的文化系统,既内置了现代国家主权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又体现了公园的空间形态与特征。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在于提炼展示中华海洋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的保护传承。
问题的提出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中国在文化强国战略下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旨在通过集中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并阐释其中的精神价值,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和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2016年,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从整体上勾勒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宏伟蓝图。2019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党的二十大对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作出全面部署,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迅速从规划转向实践。目前,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快速推进,建设成果迭出,为后续其他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树立了标杆。由此可见,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布局下,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显然具有可行性。其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帷幕正徐徐展开,第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并取得了诸多可喜成果,在管理体制、财政保障、运行机制等方面为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有效借鉴。其二,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分布区域、空间范围、内容特色的系统研究以及不少地方开展的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实践,为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规划、功能设计、遗产甄别奠定了基础,增强了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其三,“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建设原则和中央与地方资金共担、协同建设的顶层设计,为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确立了机制框架,提供了制度保障。
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海洋活动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海洋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海洋文化已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必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给养与精神动力。依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系统梳理中国海洋文化、全面展示中华海洋文明价值,以国家文化公园为空间载体推动海洋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围绕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现状挑战、路径方向进行了初步研究,指出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海洋文化遗产保护陆海统筹欠缺等问题,提出开展海洋文化资源调查、设置黄渤海国家文化公园区域试点等建议。但关于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内涵、属性特征、关键要旨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目标规划也有待廓清,这是深入研究海洋国家文化公园以及推动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的基础。为此,本文结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政策和实践,系统阐述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和内涵要旨,以期为丰富我国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推动海洋文化传承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参考。
新时代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我国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化推动着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演化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体背景和内在驱动。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正是以传承中华海洋文明为使命,在我国辽阔的海洋空间中打造中华文化标识,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一)传承海洋文明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文明从历史深处走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必须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从文化传统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中华文明获得新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统一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现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生活在沿海地带的华夏先民就从事海洋捕捞、航海等活动。浙江跨湖桥、井头山、河姆渡等史前遗址先后出土的木桨、独木舟,显示中国先民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就已从事与造船相关的海洋生产活动。海洋文明正是源于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不仅根植于海洋活动实践,而且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不断发展。先秦时期,东夷族群与百越族群不仅耕海牧海得鱼盐之利,还以舟楫之便漂流航行至南太平洋诸岛,通过海洋实践活动创造了早期海洋文明。无数典籍文献也记录了先民开辟海洋的历史,闪烁着他们对海洋文明的思考。《竹书纪年》中有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越绝书》谓百越先民航海“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太平御览》亦云“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战国时期邹衍在“大九州学说”中论及“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体现了先秦思想家对中国海洋文明的认识。陈寅恪在研究神仙学说起源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时,清楚地揭示了滨海地域的文化塑造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成分。这些文献资料充分证明了中国海洋文明的绵延悠久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否定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的海洋文明无缘论,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海洋文明话语体系。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海洋文明史,在长达四千多年的时间内始终与东亚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息息相关,并对欧洲、美洲乃至全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但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近代随着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中国海洋文明逐渐黯淡,从先秦以来的数千年间积累形成的海洋文化影响力开始式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重塑光辉灿烂的海洋文明,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时代的需要,也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需要。
梳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展现中华海洋文明成就,对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主导建设的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通过集中打造、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正是立足传承海洋文化,提炼展示海洋文明精神标识的空间场域。由此,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将担负起承载中国海洋文化深厚内涵、展示中华海洋文明成就、推动新时代海洋文化建设的重任。
(二)弘扬中华优秀海洋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在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民族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国家、民族及其民众都存在文化身份定位问题,文化认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当前,人类文化融合与冲突共存,民族文化认同面临世界多元文化冲击与异文化侵蚀危机,如何维护民族文化认同,更好地服务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是现代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对实现远大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持久的力量,能够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塑造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成为典型的文化认同型国家,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发挥着纽带作用,使中华民族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身份认同直接关系到国家认同,在国家层面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在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将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内化为个人心中的一种认同信念,可以建构国家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也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海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发展海洋文化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也是新时代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需要。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海洋文化及其蕴含的人文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凝结着人们世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对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以具有海洋文化显著特征的妈祖文化为例,起源于福建的妈祖信俗在向中国沿海各地和台湾地区传播,并流传至琉球、东南亚等海外华人社区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妈祖文化圈,成为全球华人文化认同的标志性符号。妈祖信仰从一种海洋民俗逐渐演化为一个具有文化认同功能的文化符号,充当了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纽带,发挥了体认民族文化身份、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社会功能。对海外华人来说,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他们通过妈祖崇拜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和自己在中华民族的根。换言之,妈祖信仰已成为他们寻求文化认同和寻根怀祖的象征。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建构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对人们坚定中华文化认同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超级文化空间,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正是立足我国悠久灿烂的海洋文化,发挥海洋文化在寻求民族共同记忆、唤醒民族内在情感、彰显民族文化身份中的积极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三)推动海洋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当今世界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对于现代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掌握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意义更加突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表征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只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高品质的文化项目和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才能不断增强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代海洋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对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战略选择。中国近代历史教训和世界海洋强国崛起的经验昭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要有先进的海洋文化。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向海洋延伸,各国海洋意识空前强化,海洋文化建设已成为沿海国家推进其海洋战略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海洋文化不仅是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软实力,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的话语体系。立足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加强中国特色海洋文化建设,增强新时代海洋文化价值的创新表达与国际传播能力,使中国和平、和谐、包容的海洋理念逐渐上升为国际共识,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
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顺应了新时代推动中国海洋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海洋文化、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次创造性实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系统梳理和集中展示,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进而打造成为展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空间载体。我国拥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海洋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海洋民族精神,是当代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就是要将海洋文化通过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形态进行展示和传播,形成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对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海洋文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内激发全体人民海洋意识、强化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既是新时代海洋文化建设的创新举措,也是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积极响应。
(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当前,随着海洋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世界海洋发展格局在地缘政治博弈和区域经济竞合中不断被重塑,更加凸显了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交流、互学互鉴精神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出发进一步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观,建构起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一种新的海洋文明和国际海洋秩序。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强调了不同海洋文明的交流互鉴、包容共存,不仅对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内涵。中华民族具有自身特有的海洋发展逻辑、丰富的海洋文明意蕴以及追求和平合作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继承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海洋发展规律形成的海洋价值观。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从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从中外海洋文明交流史中总结经验。
中国海洋文化在长期发展中生成了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的全球性文明基因,始终闪烁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光芒。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以海为脉,推动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融合,其孕育的和平合作、开放交流、互学互鉴精神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奠定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开启了“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逐渐成为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贸易与经济、文化与艺术、思想与观念交流的重要通道。宋元时期,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对海上贸易的鼓励推动着海上丝绸之路趋于繁荣,伴随持续性的海洋贸易活动,中国“与世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化、思想交流,贸易网络四通八达,思想碰撞无处不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思想文化交流,宣示了中国协和万邦的价值观念,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走向全盛。至此,一种以东方的海洋文化和海上交往模式构筑起来的国际交流网络,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自由航海贸易加强了民间友好往来,实现了不同文明的多元共生、兼收并蓄、包容互鉴,形成了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当前,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传承并吸收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精神,延续中华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取向,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并在海洋文化建设中进行充分阐释和展现。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正是通过发掘、整理、展示中外海洋文明交流交往的光辉历史及其所承载的包容互鉴精神,彰显中国海洋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推动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要旨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吸收国际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思想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实践。作为原生性概念和我国首倡的保护传承民族文化资源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国家文化公园从根本上区别于源自美国的国家公园。美国在19世纪中叶提出“国家公园”的概念,并在1872年设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在遗产廊道理论指导下依托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形成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场、国家纪念地等8个国家公园子系统。国家公园突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处自然地理空间,强调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虽然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都具有鲜明的国家公共产品特征,拥有国家性和公共性等基本属性,国家文化公园与历史、遗址等文化型国家公园在部分功能上亦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国家文化公园突出表现为国家文化的建构,重在建设具有民族国家历史与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空间。该文化空间既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和特定价值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又是一种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文化记忆的场域。以国家文化为建构对象的文化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和突出“天下观”的空间意蕴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内涵,也是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首先需要明晰的。
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是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使命要求,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建构,使其成为“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将海洋文化精髓系统融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以国家文化公园的大尺度空间作为阐释与展示场域,以主流政策话语实现海洋文化价值的阐发与表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内涵丰富,既内置了现代国家主权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又体现了公园的空间形态与特征,同时因多元文化系统和海洋文化遗产的集聚而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性。这需要把握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内涵,明确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属性、空间范围、文化系统和标识体系等要旨。
(一)国家性、民族性和在地化的三重基本属性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海洋文化成就、民族精神、地方海洋文化的集中展示场,具有国家性、民族性和在地化的基本属性。国家性是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首要属性。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提出并实施建设的文化工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从国家意志出发,用文化标志物形塑国家文化形象,用典型文化符号表达国家文化形象。国家性是不同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之间最根本的通约性。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国家维度上打造主题明确、内涵清晰、标识统一的海洋公共文化空间,以海洋文化为纽带建构国家形象、形塑主流价值观念、培育公众文化认同。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彰显出鲜明的国家意识,内置了清晰的国家主权叙事逻辑。公众通过对表征国家主权和民族意识的海洋文化的感知与理解,形成具有共同身份的文化认同,将从根本上促进人们个体化的思想意识上升为国家共同体意识。如记载海南渔民远海航行作业集体智慧的《更路簿》的传承和传播,通过将老渔民塑造成航海精神的代表和国家主权的见证者,凸显出“主权在我”的主题意义,进而重塑与强化渔民群体和社会大众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
民族性是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鲜明底色和价值属性。中华民族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必然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所展示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多承载于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海洋文化遗产以及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郑和下西洋相关文化遗产及其体现的航海文化镌刻着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和平友好基因。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文化产品,既要凸显代表国家形象的整体标识,又要彰显特定地域主题和文化内涵。海洋国家文化公园以保护传承中国海洋文化、赓续展示中华海洋文明为主旨,既要系统梳理、阐释海洋文化中具有共通性的文化精髓,还需根植于富有地方特色的海洋文化,建立起国家文化公园宏大叙事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联。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在地化属性不仅有助于地方文化记忆、文化特质融入国家文化叙事体系,还将成为地方参与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动力。浙江沿海地区自唐代开始为抵御海侵毁田而兴筑海塘,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海塘文化。砌筑海塘过程中的精心施工和改革创新锤炼了人们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海洋文化创造精神。福建沿海多高山的地形特点挤压了海洋族群的生存空间,人们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耕海为田、贩洋谋生。这赋予海洋先民外向型、重商的海洋文化特质,培养了他们在海洋活动与海外拓展中对待他人、对待外部世界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此类地方色彩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精神品格和价值观念融入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将成为其在地化属性的体现。
(二)多层次的空间结构与陆海统筹的空间特征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以海洋和滨海区域的物理空间为基础,与源于海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创造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空间与社会关系空间共同构成多层次的空间结构。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物理空间不仅容纳了我国领海范围内的海岛、岛礁及其附属建筑设施,还包括海洋水体和海底空间。物理空间之上的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是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空间生产理论,空间不仅是文化事物形成和发展的物理场所,也是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一定生活方式存在的场域,由此形成了空间生产的独特“文化场”。在海洋文化孕育和演化过程中,结合特定背景、事件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集中呈现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将各文化空间连结为特色鲜明的文化场,以展现海洋文化的主要成就和精神特质。海洋文化本质上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由此产生了涉海生产生活相关的社会关系空间。社会关系空间与海洋文化相伴而生,丰富了海洋文化的主体内涵,形塑着海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属性得以彰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交叠嵌套的空间结构决定了其建设过程中需要统筹协调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包括我国领海范围内的海洋空间以及濒临海洋的陆地空间两部分。分布于海洋上的岛屿、灯塔、石刻,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海域,海面上的渔船、渔场、浮标,海底的沉船等文化遗存所处空间共同构成立体的海洋空间,成为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空间。人类与海洋的互动行为并非完全发生在海洋上,按照海陆元素互为依存的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海洋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与陆地特别是濒海区域直接相关。与航海和海上贸易直接相关的港口、体现海洋军事和海权思想的海防遗存、海洋先民利用海洋形成的文化遗址等都位于濒海区域。例如,位于北部湾东北岸的合浦永安古城保留着历史上作为海防军事要塞的城墙、碉楼和忠义仁孝精神见证的家庙、民居、土地社,具有丰富的海洋文化内涵。因此,濒海区域的港口、卫所、古城、聚落、遗址等公共空间也应被纳入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空间上兼顾海洋空间和濒海区域,且自北向南纵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体现其大尺度、跨区域和典型的陆海统筹特征。
(三)将各个涉海文化系统连结为巨型文化系统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运行是一个赓续文化记忆、组织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文化记忆重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交互构成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特定空间的文化遗存和凝结于其中的文化记忆、精神特质以及衍生出的社会关系形成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是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记忆重构和文化空间生产的依托。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涉海文化系统连结为巨型文化系统,整体性地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的展示与传承。按地理空间,作为文化系统的海洋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包括大陆海岸带文化系统、海岛文化系统、海洋水下文化系统。各文化系统在一定地理空间内既相互独立,又因人类的海洋活动而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陆海岸带位于海陆接邻区域,为人类海洋活动最早、最密集的区域,也是海洋国家文化公园陆地区域的主体。滨海考古遗址、海疆海防遗存、海塘堤坝遗迹、沿海港口及附属设施、承载地方情感和记忆的公共建筑、海洋节庆民俗等共同构成了大陆海岸带文化系统。如蓬莱丹崖山下临海而建的蓬莱水城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海防要塞和贸易港口,保存着体现明代海防战略思想的海防遗存和布局缜密的海港建筑,加上流传至今的三仙山传说、方仙道海洋崇拜等民俗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大陆海岸带文化系统将滨海特色海洋文化纳入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充实了后者的文化内涵,彰显了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陆海统筹特征。
海岛是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空间类型和场景依托。我国拥有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达7300多个,分布着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海洋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至今的精神遗产、现实文化生活共同构筑了内涵丰富的海岛文化系统。海岛上的文化遗址、古建筑、古灯塔、古石刻、海防设施等物质文化遗存和各类海洋民俗节会、海神信仰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容形式的社会文化活动,成为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所要展示的中国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的内容载体。如位于福建平潭的壳丘头遗址群是中国史前海洋文明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验证了大陆和台湾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就有共同的文化起源和背景,而且通过揭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实证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航海活动以及先民的生产生活,在广袤的海洋空间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已有力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沿海先民就已初步掌握原始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开始近海航行。先秦时期,百越族群从东南沿海穿越东海、南海的逐岛漂流,成为大航海时代以前人类最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活动。秦汉之际,已经打通沿山东半岛海岸线向北,经朝鲜半岛西海岸,越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初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规模性的航海活动,海上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逐步展开。海洋上的贸易航道、重要渔场、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海域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景观、民俗文化,以及沉入海底的舰船等文化遗存,形成自洋面到海底的复杂文化系统,成为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在海洋水下空间的主体。如浙江省渔山列岛所在海域作为我国远洋航路上的重要地标,既见证了郑和下西洋时航经此地的辉煌,也因位于倭寇入侵的要道而成为明代浙江海防前线与抗倭战场,海底散落、埋藏着大量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凸显出其在我国古代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及历史文化价值。因而,该海域及其与各类文化遗迹遗存所形成的文化系统应被整体纳入海洋国家文化公园。
(四)展示海洋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我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征程中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旨在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任何国策的实施都可视为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国家主导下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行为,表现为在国家层面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阐释、提炼展示,打造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并以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进行国家文化形象与民族文化认同建构,推动中华文明话语传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并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正是提炼展示海洋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构建中国特色海洋文明观,推动海洋文化保护传承。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并非对海洋文化的泛在化呈现,而是突出对海洋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展示,凸显以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构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价值。对海洋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展示,首先需要明确海洋文化中的“中国标识”和“中国元素”,尤其是能够代表中华海洋文明的典型精神标识。对此,需要立足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突出特征的认识,充分把握海洋文明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系统提炼代表中华海洋文明的标识符号和重要象征。例如,对中国航海文化的展示需要突出呈现中华海洋文明所倡导的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理念以及注重创新、自强不息、御侮抗争等中华民族精神,结合中华海洋文明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内涵,对照上述精神标识和象征意义,对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内容形式的航海文化进行多种方式的充分展示。
结 语
中华民族是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海洋发展历史和传统,其五千多年的文明存续和发展也一直与海洋有着阻隔不断的联系。长期的海洋活动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海洋文明和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形塑着中华儿女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意识。如何将积淀丰厚的海洋文化转化为推进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的精神力量,对内增强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认同,对外增强中华海洋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顺应这一时代背景,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依托我国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恰逢其时。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既具有国家文化公园的共性特征,还拥有多层次的空间结构、陆海统筹的空间特征和多类型的文化系统等特殊性。相对于建设中的国家文化公园,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公共文化空间。海洋国家文化公园横跨海洋和滨海陆地两部分、纵贯我国四大海域,广阔的空间内分布着多个文化系统,大大增加了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度。
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具备全局意识,始终明确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的和关键是提炼展示中华海洋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的保护传承。在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任何阶段,都应始终抓住这条主线,方能既统筹兼顾又能抓住重点。为此,需要首先从顶层设计层面制订《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总体空间布局和重点建设任务。在此基础上,从丰富的海洋文化文物资源中提炼能够代表中华海洋文明的标识符号和重要象征,整合形成特定海洋文化主题,集中打造中华海洋文明重要标志。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各段在文化资源特色和展示主题上不尽相同,但核心主旨都应围绕中华海洋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展示与阐释展开。这是由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决定的。目前,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虽然仍停留在政协提案和学术研讨层面,但结合已经启动的第一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进程和经验,应提前对建设海洋国家文化公园作出谋划布局,统筹规划海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目标、空间布局和主要任务,以便时机成熟时启动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并从长远角度思考以海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新时代海洋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之策。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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