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一本讨论政权“创业”与“守成”的史学著作

“刑名之学”与“典章之学”，“创业垂统”和“接班守成”

                     —— 读《八十七年》

田雷老师的大著《八十七年：美利坚的创制（1776—1863）》，在笔者看来，既是一本讨论宪法的法学著作，更是一本讨论一个政权“创业”与“守成”的史学著作。关于法学问题，我是门外汉，不敢妄置可否。所以，仅从史学的角度，谈谈笔者读这本书的一些心得体会。

在中国传统学术门类里，既有“典章之学”，也有“刑名之学”。这两者之间确有交集，但其实更有着明显的差异。“刑名之学”，大抵指的是对如何审理案子、如何分析案情、如何理解律令则例、如何撰写诉状等属于具体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得探讨。按照古人的说法，此乃“术”，而非“道”。“典章之学”则不同。它不仅是梳理历代制度流变与职官设置，更要探讨制度渊源流变背后的道理与原理，分析何谓良好的制度，何谓有弊病的制度，如何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如何对呈现衰败之象的制度进行修补，制度兴衰背后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在一定的制度体系下，人应该如何作为，具有权力属性的制度与儒家的文教理想和希贤希圣之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正史多有关于典章制度的专题，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更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瑰宝。明清以降广受读书人关注的不同类型的《经世文编》，也多收录讨论典章制度流变及其得失的文章。

这样的史学研究方式，在近代由日本传入禹域的新的学科分类的冲击下，变得愈发支离。于是有了法律史、政治史、制度史、法理学史等新的名目。这里且不去分析如此这般新分类背后的因缘，只是想说明一点，在此新分类下，类似古代“刑名之学”的“术”越来越多，继承杜佑等人传统的“典章之学”比较难得一见。或者换一种视角说，类似陈寅恪关于隋唐制度渊源与唐代政治流变的那样的研究范式，对于今人而言，恐怕是追忆多于继承。流衍至今，所谓碎片化、技术化、支离化、繁琐化的现象，恐怕不是个别的。

在当代的政治史研究里，个人极为推崇田余庆先生关于东晋门阀政治与秦汉以来政权性质与流变的研究。田先生之学，今日论者多矣。但在我看来，田先生之所以能在论著里精伦迭出，让人不禁拍案叫绝，除了对历史文献掌握得异常熟悉之外，大概离不开颇为醇熟的理论功底，特备是政治经济学视野。所谓醇熟，不在于寻章摘句、简单套用，得其形而忘其神，而是捻熟于心，运用于无形，更借助这样的视野，观察到前人所未能顾忌之处，发掘各种复杂零碎史事背后的关联，考察不同类型政治斗争的底层逻辑，揭示历史演进的特征或规律，总结出一些具有原理性质的观点，形成分析中长时段历史变迁的视野或方法。而田先生关于汉武帝晚年颁《轮台诏》、诸葛治蜀与本地豪族的关系、孙吴政权统治基础的分析，更是给人古今兴亡不禁唏嘘之感。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图源网络）

以上所言，是想为田雷老师这本大作树立一个知识坐标。在我看来，《八十七年》是一本是十分难得的摆脱“刑名之学”束缚，体现“典章之学”精义的著作。其中对于具体史事的分析与勾连，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对历史变迁关节处的评价，透过纸面上的法典挖掘背后的政治考量与权力博弈，很值得仔细玩味。对于今日某种行之已久、根深蒂固、具有话语霸权宰制效应的风气，无疑具有清凉散的作用。

其次，既然田老师这本大作讨论的是美国早期政治史，那么按照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类，无疑属于世界史范畴。今日历史学备受关注，一改往昔冷门偏门之象。而在历史学里头，窃以为最关键、最重要的增长点大概就是世界史。能否建立起自洽、完备、具有主体意识的世界史叙事与世界史框架，极有可能是当前一个颇为严峻而迫切的问题。在这其中，也许会涉及两个重要领域，一是怎么叙述世界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二是怎么重思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霸权国家的历史。关于前者，其实我国自有其学术遗产，当年北大的国际片被分配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亚非拉的历史与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的非洲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印度史研究，也各有其丰厚的学术传统。再往前推，清末梁启超等人为了分析近代列强的“灭国新法”，积极译介、编撰各类“亡国史”，也可体现出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强烈的“亚非拉”视野。而今日的“区域国别学”，也许就是这些思想视野与学术遗产的延续吧。

如果说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研究，如果愿意的话，亟需重新拾起不绝如缕的学统，那么关于如何重新看待世界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这涉及到妥善处理好晚近数十年来各种意识形态纠缠与互搏所造成的思想钢印。具体言之，能不能摆脱由于特殊历史时势而形成的某种若隐若现的“慕强心态”，以及由此而生的将复杂史事简化为几碗粗制滥造的心灵鸡汤，恐怕是考验人们思考这一问题时不容回避的要点。

由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还在进行内部政治整合与工业原始积累，尚未成为世界大国，所以晚清中国人看待美国，反而有着几分中国古典式的“浪漫”。比如时人常说的“昔华盛顿提三尺剑”云云，比如将美国的总统制看作三代的禅让之制，等等。而随着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势愈发衰弱，人们对于域外知识的获取，多来自打败了中国的日本，由日本人翻译、编写的各类世界历史论著，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凭借。一个例外，大概就是梁启超基于游历见闻而写成的《新大陆游记》与《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在这其中，梁启超向国人介绍了在“镀金时代”，美国选举政以贿成、垄断资本主义声势迅猛、劳资矛盾愈发明显。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图源网络）

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是国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二是一批有留美经验的知识分子来到国内各个高校任教，国人对于美国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任教于庠序之中的留美学生，其科研原创能力远不及今日的从业者，但彼辈传道受业，多以美国人编撰的教科书为基准，这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而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的新角色，使国人对于这个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产生了各种歆羡、期待、喜欢、嫉妒、埋怨、委屈、失落之感。这些感觉，透过现代文教与宣传机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少文字甚至被经典化，成为当代中国人认识美国的窗口。

因此，田雷老师这本书，就给了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研究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霸权国家一个很不错的示范。从内容上看，这本书将长期以来被高度简化与道德化的美国建国史进行了历史化与复杂化的处理，凸显了当时一批寻求新秩序的美国人，如何考量世局、分析形势、辨析敌我、化解矛盾、整合力量、展望未来，使人们认识到美国的诞生，绝非一帆风顺、一马平川，而是也存在着创业艰难、守成不易、国本动摇。这样的表现形式，可以说从知识层面超越情人眼里出西施与白脸奸雄面目可憎的二元思维，使人们能够对美国的国本——宪法的创制、延续、危机、维护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它提醒着人们：人类政治史上罕有坦途，创业艰难百战多，圣贤事业往往披荆斩棘，天理须从人事中体认。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三七开岂易言载。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里立下千秋基业，是一个如同钢丝行走或逆水行舟的过程。而这些过程的不断积累，也许就成为了某种国家特性或政治惯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往往显现出不太一样的效果。凡此种种，也许是在今日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形成一种较为成熟而自洽的新美国观的基石。

最后，从古今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田老师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冷峻的问题：如何评价历史上不同政权中的第二代领导，或曰“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代问题”。创业难，守成更难。创业者金戈铁马，开疆拓土，气吞万里如虎，往往成为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但守住开国遗产并使之能代代相传，看起来虽平淡无奇，甚至颇为繁琐，实则更考验为政者的智慧、耐心、毅力与理想信念。对于古代王朝而言，既有文景之治，也有烛影斧声；既有因开国制度中负面遗产而导致的血流成河的靖难之役，又有虽开前古未有之局而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无字墓碑。功过曲折，难以评说。

而对于世界近现代史而言，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常为人所道及，被视为形塑了现代世界基本面貌的重要事件。法国革命跌宕起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普罗塔列亚初试掌大印。然热月政变以降，革命遗产竟在后世政治史进程中评价常成两极，成为彼此虽唇焦舌敝却依然聚讼不休的话题。俄国革命声势浩荡，欧亚大陆上普遍感受到“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孰料继业者大开杀伐之风，以钢铁雄心敲击万物，虽欲借雷霆之力摧枯拉朽，但不免玉石俱焚。其造成的山崩地解，常人亦颇感惧畏。这导致后世再继业者，以改革之名行衰朽之实，让门阀寡头更加肆无忌惮的凌驾于民众之上，以偿还其在特殊年代里遭受的“委屈”。而对于立国原则，则常常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搞精神内耗，最终耗尽国力，元气无存，当初的茁壮新苗，亦成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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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本书。既然纵览人类政治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史，“第二代”问题如此重要，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在其建国前，北美大陆并无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各邦因不满意英国殖民统治而聚在一起，通过各种角逐与妥协，创建一新造之国。当第一代建国者淡出政治舞台后，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关系属性犹待厘定，宪法条款的解释仍存在争议，对外政策制定依然有不同声音，奴隶制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凡此种种，需要美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谨慎对待，如若率由旧章，抑或全盘变革，都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让美国的“国本”发生动摇。

就此而言，《八十七年》最为精彩处，或许就是描述了美国第二代领导人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看待表面上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的美国宪法，如何定义与落实建国者们的种种构想。引申言之，本书告诉关心古今政治兴衰的人们，“第二代”能否在坚持立国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势，有因有革，护持“国本”，避免为彰显一己之功而意气用事地否定前代之创业艰辛，使立国原则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返本开新，是一个现代政治体能否在复杂局面下存续、兴盛、永葆活力的关键。本书征引的两段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话值得反复涵咏：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陈寅恪尝言：“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读完《八十七年》，我一下就想起了这段话。

编辑 | 张婧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