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与拜登、哈里斯的辩论，再到之前特朗普与希拉里，以至近几十年美国历届总统选举、国会选举，都贯穿着200年前塑造的个人主义议题。
这个议题包括三个层面的主要内容：第一，自力更生的拼搏者。当然，最初这里所指的拼搏者只能是白人，而在民权运动后，才加入了有色族裔。
第二，自然权利的拥有者。美国将最初来到美国的移民塑造为逃离宗教迫害的流亡者，并将当初的美国塑造为蛮荒地区，所以，美国人对美国的治理是天赋的，这一权利是不能动摇的，而政府只不过是之后才出现的。
第三，白手起家的英雄。这就意味着，美国是一个纯粹的优绩主义社会。
从上述三点可以推导出现有的主流政治观念：至高无上、完全独立的个人对抗着大政府、大公司以及偏狭的多数人群体。出于这种观念，很多人虽然也为美国的枪支泛滥问题感到担忧，但仍然认为是有必要付出的代价，以实现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捍卫。
将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努力奋斗，同与生俱来的特权相对立。在这种观念下，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是值得尊敬的，而“过分热心的、强行贯彻其共同利益构想的监管者，腰缠万贯、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巧取豪夺的寡头，以及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集体施压的穷人”则构成窃取者。
强调“自力更生”，赞扬业主、小农场主、小企业主，而将与父母同住的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未偿债务的人自然是令人羞愧的。
个人主义议题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非常深，有调查显示，美国人宁可享受“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追求……人生目标”的自由，也不愿意他们的政府“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保证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帮助”。
上述观念、想象叙事在政治右派中非常流行，但哪怕政治上的中间偏左派系（民主党建制派）也经常宣称上述句式。
美国政治学家、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克斯·扎卡拉斯所著的《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一书令人印象深刻而雄辩地指出，上述观念尽管往往打出美国建国元勋的思想原版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安德鲁·杰克逊时代（1820-1850）的政治产物.
狭隘的，还是包容的个人主义？
这本书将上述个人主义观念称之为神话，也就是与真实观念、实践很难一致的产物，首先，这种个人主义神话从来没有其标榜得那么包容，“美国的民族认同始终带有强烈的族群/种族、性别和宗教色彩，许多群体是被排除在其所谓的普遍承诺”。尽管在19世纪中后期陆续移民进入美国的其他族群开始纳入一种相对应的包容性个人主义，但排斥性个人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神话、政治观念的主体却并没有得到动摇。
个人主义神话在19世纪20-50年代在美国白人神话被不断强化，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三个特征提供了助力。第一，丰富的经济机会，书中指出，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急剧向西扩张，使得廉价土地事实性地无止境供应，加上自由流动的信贷，新的农业实用技术的稳定流动，以及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所以“至高无上、完全独立的个人”、“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努力奋斗”对于当时的美国白人来说是可以确证的真理。当然，这背后是以大量的美洲原住民被剥夺土地、发展机会甚至生存机会，以及黑人奴隶、东亚移民承受繁重劳动负担为代价的。
第二，社会流动性。在时代的风口面前，确实很多人是可以轻而易举实现阶层流动的，尤其是相较于这些人或其父辈、祖辈所来自的欧洲而言的。
第三，美国福音新教主义的宗旨促进了个人主义神话的流行。在一个快速走向繁荣，但又陷入频繁动荡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宗教共同体往往会成为稳定、团结和克制。
贵族理想与平民愿景
《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这本书讨论了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指出建国精英的政治思想混合了从古希腊罗马传承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共和传统。
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分化，要远远低于英国。但富裕起来的美国精英，将自己定义为英国绅士的同类，并刻意模仿欧洲贵族的外表。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就曾描述指出，殖民地精英努力呈现“自由和独立的古典特征”。
这些更高、更悠闲的有产精英，虽然拒绝在美国（当时的殖民地）建立世袭政治特权，但是也相信，领导阶层必然是精英阶层。这些精英人士当时基本可归于共和主义者，对于民主的威胁有着深深的担忧，而且非常强调反个人主义，强调公民义务，抨击私人利益。
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之前，如书中所说，形成了个人独立的两个层次，也就是下层平民阶层和上层贵族阶层。这被认为从根本上不同于欧洲的革命逻辑以及世袭政治。
《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书中指出，美国东部城市在建国后开始培育出一种独特的城市工匠共和主义。这与美国建国精英杰斐逊所塑造的自耕农神话形成呼应，也就是接续新教教义中的勤劳、节俭美德，由此获得基本的财产权而实现独立。
这些意味着，从一开始，美洲殖民地的贵族独立理想，与平民独立愿望就存在张力，后者总能诉诸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粹主义。杰斐逊之所以反对汉密尔顿等人倡导的建立专业银行、大型特许公司来富国强兵的设想，就在于后者将不可避免新生的美国会像英国那样，产生出一大批凌驾于平民的富商和金融家。
杰斐逊的愿景、理想，都建立在“独立的有产者”组成白人主体的基础上。1819年，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恐慌和收缩，反映出产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美国，不可避免受到银行和金融市场运行的影响。但民粹主义者很自然地将银行指责为这些痛苦转变的罪魁祸首者，更是进一步要求反省美国政治和经济走向的精英化。
19世纪30年代处爆发的美国政府与美国第二银行的斗争，如书作者所说，反映了人们对新金融精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深层担忧。人们普遍担忧，美国将不可避免变成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剧烈贫富分化的国度，最终导致“独立的有产者”梦想破碎。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人们开始重塑美国的政治理想，鼓励自力更生，排斥软弱者、穷人，认为后者们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很容易使之受到富有的赞助人或煽动家的操纵和俘虏，更可能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拥趸。
而且，这期间，美国向西扩张，剥夺了美洲原住民的土地，所以，进取、勇敢、和平的白人定居者的形象被认为有益于美国国家形象塑造，更是美国国民的理想形象塑造。美国西进过程中，个人很容易获得比较大的土地经营事业，这也是美国人推崇小企业主的思想观念的起源，而这被认为是白手起家的绝好写照，财产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和政治态度独立组成一个彼此接驳的闭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其实是美国产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美国人（无论是建国前就进入美国的旧移民的后代，还是在19世纪不同时期进入美国的新移民）都成为工厂雇工。“独立的有产者”越来越少，美国的政治会不会逐渐变成有钱人的游戏？这让19世纪中期的美国政治观察家们忧心忡忡。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19世纪在完善共和、民主制度体系中，设计出很多复杂环节来规避类似于全民公决、简单多数制胜的结果的原因。
市场自由等于人的自由?
美国社会对于财产权、有产者的观念，最初是高度推崇生产者。也就是所谓的“生产者主义”，而将任何剥削定义为无耻剥夺。
所以，这可以解释美国建国初期就强调的用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农户和工匠、商人利益的逻辑。
但在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美国人开始重新定义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生产者。城市劳工运动家坚持认为，只有农民、工匠和工厂工人等用自己双手来创造劳动成果的人，才叫做生产者，而将银行家、律师等角色定义为非生产者。
但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逻辑，因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种植园主其实是靠侵吞美洲原住民的土地、侵占黑人奴隶的劳动成果而发家致富的。
18世纪晚期出现在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政治议题的改变，也就是单纯地争论生产者是否才是劳动者，转向市场的自由才能决定人的自由。而亚当·斯密们提出的自然的和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想类型，本身与新教教义构成吻合，人们认为，建立起自发的经济和道德秩序，顺应全球化经济尤其是工业、贸易的发展，才可能提高自己免受政治权力及其不可避免的腐败的破坏的能力。
如书作者所说，美国在19世纪20-50年代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反国家主义。而在当时的法国，则出现完全相反的进程。法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人们担心革命、战争招致社会越来越“原子化”，但类似的冲击在美国并未出现过。
正如书作者所说，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如卡尔·波兰尼所说，本身建基于强大的乌托邦假设——这一假设的核心逻辑是，市场是一个严格自愿、运行良好、可以自行填补修复错误的体系。
进一步推导的结果是，优绩主义会带来差异，却是无阶级的，流动的，基本上是和谐的，在这个逻辑推动下出现的失败者、淘汰者，本质上是懒汉，不值得同情，而非懒汉的其他人一定会收获与自己能力和努力相匹配的成果。
既然市场如此高效，体现为最为完美的优绩主义体系，而政府又是如此不可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发展到后来的形态。无论是柯立芝还是里根，抑或小布什和特朗普，都在陈述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而这些话都可以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政治争论中找到原版。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发达国家之中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性是最低的，其核心基础就是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在优绩主义逻辑下的公共支持严重不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这本书提到的美国个人主义神话三段论，其实包含平等主义的内核，却容易被“抛开事实不谈”，直接用来追究外国竞争损害了美国民众福祉，而完全罔顾美国金融、产业、政策等相关领域的失调。
所评图书：
书名：《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
作者：（美）亚历克斯·扎卡拉斯
译者：罗鸣、王一鸽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编辑 | 张婧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