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现实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实政治被公认由马基雅维利创建，而在19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1812-1822年在任）、奥地利首相（1821-1848）和外交大臣梅特涅，成为维也纳条约体系，也就是现实政治的创建者。这一体系经常被认为是反动的，维护几个大国的特权地位，压制中小国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的99年里，欧洲大国之间只爆发过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德国统一战争，其他时间没有出现此前那样的长期、频繁战争）。

现实政治的集大成者，经常被认为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但我们可以从英国历史学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历史与外交政策教授约翰·比尤所著的《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一书中看到，现实政治的首要理论家其实并不是俾斯麦，这一概念和理论体系在19世纪的德国有着非常长期的发育发展。

进入20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英国和美国先后接纳，或者说消化整合了德国理论家、政治家提出并践行的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最长期的目标，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此可以践踏道德原则以及短时甚至中期利益。而最直接的目标，是解决掉当前的战争、纷争，为此当然也可以践踏道德原则以及他国利益。

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显然因人而异，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法国政治家，最终因为自己推行的绥靖政策而造就一个经由不断扩张而强大的法西斯德国。

现实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由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依赖的外交大师基辛格而重新成为有效的国家战略。美国因此破冰，致力于修复与中国的联系，停止了越南战争。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老布什，21世纪初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事实性地延续了尼克松的现实政治逻辑。而这其间的几任美国总统，包括克林顿、奥巴马、拜登，则在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价值观外交，与现实政治逻辑之间摇摆。

如何理解本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呈现的国家政治撕裂、中间政治力量陷落或者说失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等现象？

新出版的《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一书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给出的一个解答是：西方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从而导致西方国家内部主导族群与少数族裔之间民主价值观出现严重分化，彼此政治认同的落差显著，族群宗教分化指数的增加。

当然，这个解答在部分正确地解释现象的同时，也可以进行有效补充。在历史上，美国等国家同样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迎来了大量各异的外来人口，也造成了族群之间出现过比较激烈的对抗关系，但客观上，美国确实将这些远超于殖民地和开国之初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其他国家、民族移民，整合在自己的国家体系之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政治体制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和20世纪初也没有面临今天这样的挑战。

重要的转变出现在20世纪后期。一方面，如这本书所说的那样，美国敞开了国门，废止了歧视西欧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的法律制度，这种开放与美国国力鼎盛时期秉持的政治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经济政策都是吻合的。今天的人们不能只看到，诸如拉丁美洲、中东、东亚、南亚移民对美国政治造成了负面影响，也要看到正是这种开放，才使得美国源源不断地虹吸上述地区的高水平科学、技术、管理、政治、经济、文化人才，从而使之霸权得以有效延续。

现实政治：德国的发明？

《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这本书认为，真正意义上现代型的现实政治理论家是德国人路德维希·冯·罗豪，一个底色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罗豪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汲取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脱离社会力量的思想只不过是“幻觉”。

按照罗豪的思考，现实政治不是将现有的政治条件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也不是简单的政治上可能的艺术，而是充分根据现代社会中，民意、时代精神、民族主义融合下，政治观念将驱动或束缚着政治行动，所以，最有效的政府形式就是能够融合本国内部的社会力量，使之取得力量平衡——罗豪的认识是，现实政治其实与民主政体并无违和，当然，君主宪政政体将克服民主政体的一些缺陷，带来更强的行动力。罗豪还提出，强者原则是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事务皆是如此。

因为力量、影响力、观念和制度的信服力量，都是可以变化的，所以罗豪认为，对于强者原则的理解，不能简单推论为统治者可以依靠暴力政治肆意妄为。相反，无论是什么政体的国家，都需要努力糅合各种力量，来确保力量平衡，使得在处理地缘政治和国际问题时，集中国家的资源。基于对1848年社会革命的反省，罗豪提醒德意志各邦国的君主，不要轻视人民的力量。

罗豪还沿用了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意识形态思想的观点，所以，他的现实政治逻辑，其实包含着进步的内核：经济、创新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新生社会力量、新生思想，所以只有不断致力于调整治理和统治，才可能保持各种力量间的动态平衡。

俾斯麦事实性地与罗豪结成了盟友。没有证据表明俾斯麦是阅读过罗豪的作品后行事的。但罗豪的现实政治思想确实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俾斯麦的政策选择，比如为何要以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为何一定要放弃奥地利将之排除在德意志范围内，为何要对奥地利和法国开战但不能破坏欧洲的力量平衡。

罗豪认为，要保持政治力量的平衡，就要避免压制新生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一定要给他们在舆论和政治表达上的空间与渠道，同时倡导社会治理中的包容性政策。

罗豪思想中另一个闪光点就是谴责了反犹主义，认为完全可以合理地融合犹太人在德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但不幸的是，他的思想上后继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歪曲了现实政治。特赖奇克将更多的民族主义狂热，融入了现实政治思想，并坚决否认国家行为中的道德概念。

特赖奇克的判断是，即如19世纪的世界霸主英国，一贯外交策略是欺凌弱者，遭遇强者时则强调道德优势，所以证明国家对外行为不必局限于国际法，哪怕推行殖民扩张、侵略、贸易倾销、霸凌政治也不必受到谴责。特赖奇克还宣扬反犹太主义，多年后他的观点被纳粹宣传机器所采用。

英语国家“发现”现实政治

英国其实早就有现实政治逻辑。如前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甚至之前，英国就采用了非常贴近于后来俾斯麦对付法国的做法，一步步遏制科西嘉人的扩张野心，使之交恶于全欧洲。

但在19世纪晚期，随着俾斯麦的下台，英德两国的冲突对抗加剧，英国意识到一个有着全球扩张野心的德国，是很难通过常规结盟或结盟对抗方式来遏制的。在布尔战争期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公开支持布尔人，这种表态甚至让英国平民也难以接受。

顺应对德对抗的形势要求，20世纪初英国政坛上开始出现鼓吹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尽管英国的根本利益仍然在于捍卫当时的自由贸易体制，但德国的海军以及贸易、技术优势对于英国的这个根本利益的威胁，使得英国人决定采用从德国人学来的现实政治方式来对付对手。当时的政治学家拉姆齐·缪尔就公开说，“现实政治的大师们以拒绝感情用事，只关注残酷的事实为傲”。

一战爆发后，英国主导了协约国的反德宣传，宣传自己为了更为崇高的国际关系愿景而战，但哪怕是拉姆齐·缪尔等英国学者，也认为这种说辞虚伪而无用，勾勒出了协约国获胜后应当致力于的现实政治目标：推广大国仲裁机制；限制各国的军备；制定各方都同意的战争行为准则。

美国比法国、俄国、英国都更晚“发现”现实政治，但很快成为这套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就开始鼓吹海权论，这在日本、德国广受欢迎。这其实就是一种现实政治基调的战争思想。当然，在20世纪初，甚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内还存在顽固的孤立主义思潮，很多人并不愿意承担国际参与责任。

尽管如此，在一战时期以及战后鼓吹理想主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仍然受到了嘲笑。批评者指出美国挑起美西战争，侵吞古巴和菲律宾，以及之前鲸吞墨西哥的领土等行动时，已经是现实主义的模范举动。

著名媒体人李普曼鼓吹美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在英国等传统欧洲霸权国家力量衰退的背景下尤应如此。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外交政策主调已经调整为现实政治逻辑。一方面，英国意识到维持既有霸权需要负担过高成本，承担具有国际参与责任同样如此，另一方面，英国当时注意到美国、法国都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而咄咄逼人的远东国家日本正成为下一个可能挑起事端的麻烦制造者——这很可能成为英国复兴的机会。

现实政治毁誉之间

《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书中谈到，德国一战战败后，知识分子群体和政界精英经过痛苦的反思，确实检讨了威廉二世的莽撞，但遭受协约国的残酷清算使得他们错误地推论认为，强权政治才是立足生存的根本，为此可以牺牲很多以前珍视的道德准则。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精英如此迅猛地服膺于理论体系上荒谬不堪的纳粹主义。而纳粹政权上台后，事实上推行的扩张政策，具有很强的赌博性。

对此，英法美三个被西方知识群体认为有助于遏制德国侵略扩张野心，阻止其残害犹太人的强国，也不约而同地以现实政治逻辑，默许了德国以及意大利践踏国际法，大肆侵略扩张的一系列做法。这个逻辑的导引方向，其实就是历史教科书所写的，让德国的侵略力量转向苏联，最终让英法美认为的两个不良对手同归于尽。

如《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理解了现实政治思想的丘吉尔，却坚决反对对德绥靖。

二战全面爆发前，已经有大量的德国知识分子移民美国。这些思想精英更加全面地在美国政治思想体系中灌注现实政治的思维，最著名的当然是德国裔美国思想家、法学家汉斯·摩根索。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前，已经为接管世界霸权，无论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政治领导地位上的霸权，做好了思想准备。

当然，当时建构的现实政治政策体系，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道德基础的，所以这本身赢得了左翼以外大部分知识精英的认同。

美国在成为世界新霸主后践行的现实政治，走出了摩根索所抨击的乌托邦主义、孤立主义、感伤主义、过于强调法律四大弊病，用心规划其战略利益，耐心进行长远布局，而不是沉迷于虚无缥缈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幻想。只有理解这一点，才可能读懂美国二战战后在国际事务中的历次重大行动的基本逻辑。

基辛格无疑极大地提升了现实政治外交的知名度。但《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书作者提醒指出，基辛格对德国现实政治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长期研究卡斯尔雷、梅特涅和俾斯麦使得他意识到不能盲目照搬19世纪的政治操作，但他确实意识到，国际事务中以道德说教难以获得利益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和煦地造访中国开启破冰之旅，但又能若无其事地冷眼旁观阿根廷军政府实施的政治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