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宣言的全球史背景探原

在美国的第一部国际关系学教科书《国际关系的历史和性质》（1922）中，1823年的“门罗宣言”不仅被确认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也被视为一项国际法原则^[1]。今天的我们若要更好地认识眼下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有必要从全球史的视角回顾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基石“门罗主义”是如何诞生的，其实际含义又是怎样的。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随着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美国独立建国后的扩张，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都爆发了“自由贸易”与“保护性贸易”之争。与此同时，由于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出现王政复辟，新生的美利坚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国会发表年度咨文，他以智术师式的修辞郑重提出了一项美利坚式的国际政治原则：

由于亚美利加现已获得并维持的自由独立状态，从此以后，［亚美利加］将不再被任何欧洲国家视作未来殖民的对象。^［2］13

即便是在西方的史学家眼里，这段言辞也算得上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因为美国本身就是欧洲国家殖民的结果，而且“拒绝承认印第安人部落业已建立起值得尊重”的“自由独立状态”（the free and independent condition）[3]165。这篇国会咨文后来史称“门罗宣言”（Monroe's declaration）或“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在盎格鲁-美利坚走向自由帝国主义的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咨文用明显的共和革命文明论修辞打造了一个针对神圣同盟的“道德神话”，人们要认清其性质并不容易^[4-6] 1 。影响极为广泛的通俗史书作家房龙（1882—1944）是荷兰裔美国人，他曾这样写道：

缔结于1815年的“神圣同盟”实际上最不神圣。它是为了维护旧世界的反动统治才缔结的，由欧洲大革命前的反动势力——俄罗斯的皇帝、奥地利的皇帝和普鲁士的君主组成。此时，这个同盟正摩拳擦掌准备重新征服南美大陆。^［7］

类似说法不仅常见于通俗作家的史书，也见于一些专业性的世界史论著，不熟悉历史的读者很容易以为，门罗咨文不仅是反专制的声明，也是抵制欧洲“反动势力”侵略南美洲的铮铮宣言。其实，当时的俄、奥、普三国都没有远洋海军，不可能出兵征服南美大陆——门罗咨文的起草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后来的史学家从当时“欧洲各国的秘密档案”中也发现，神圣同盟帮助西班牙压制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或“促使法国产生野心的可能性并不大”，甚至对采取强制措施干涉西班牙革命“都不大感兴趣”^{[8]222-223。}

既然门罗咨文的起草人心里清楚，致力于恢复欧洲秩序的神圣同盟并没有对美洲构成真正的威胁，咨文针对的实际敌人又是谁呢？要认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拿破仑战争说起。

拿破仑战争已经牵动美洲，“1807年入侵葡萄牙之前，拿破仑就与西班牙订立了一份秘密条约”，除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联系的最后通道外，还包括“全面肢解葡萄牙”，进而瓜分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9]90。虽然拿破仑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但拿破仑战争所携带的共和革命理念已经席卷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纷纷闹独立。西班牙虽然在英国的支援下致使拿破仑的大军没能在伊比利亚半岛站住脚，但也“无力集结足够的兵力”维持美洲的殖民统治。1811至1819年间，“西班牙向美洲一共派遣了4.2万名士兵”，到1820年年末已经减半，而西班牙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中覆亡后，就丧失了封锁美洲殖民地港口的能力^[10]。

拿破仑以革命战争的方式在整个欧洲所散布的共和政治信念，准确地说是“美利坚信念”，即门罗咨文高调宣示的反君主制的“自由独立”共和诉求——在“独立战争”中差点儿丧命的门罗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11]。拿破仑的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传播的革命信念却取得了胜利：维也纳会议刚结束不久，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希腊半岛相继发生共和革命或独立革命。独立诉求与共和诉求有时黏在一起，有时则不然，但所有这些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信奉自由主义，这意味着“在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旗帜下战斗，思想原则上的共识取代了政治忠诚”^[12]302。

致力于恢复欧洲秩序的神圣同盟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西班牙的共和革命。早在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期间，西班牙的共和党人就在法军未能控制的地区推行议会政治，甚至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也不例外”。1811年底，威灵顿公爵（1769—1852）指挥的英军在伊比利亚半岛转守为攻，西班牙游击队积极配合，控制了西班牙大部。在英国舰队保护下，西班牙“主张激进变革君主制”的自由主义者在西南部海港城市加的斯（Cadis）召开立宪大会（1812年3月），颁布君主立宪制宪法，宣布主权在nation。这里的所谓nation包括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即“两个半球所有西班牙人的联合”。由于这部宪法明显模仿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宪法，据说在“当时的欧洲最进步”^[13-14]。

1814年春，同盟军进入巴黎，被拿破仑软禁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1784—1833）获得解放。他重返马德里后，随即推翻1812年宪法，恢复绝对君主制，镇压革命党人，尽管他曾发誓要捍卫这部革命宪法。如果费迪南七世有“果断气质”，他本“有可能以一种健康、和平和有效的方式把西班牙带进现代世界”，而事实上他“狭隘而又愚蠢”。费迪南七世的倒行逆施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不难理解，因为“大多数教士都赞成宗教专制”。但让人费解的是，西班牙的“人民也对宗教专制主义传统很有感情”。今天的史学家们不习惯于问（遑论思考），这是为什么^[15]。

西班牙再度陷入内乱，“自由主义色彩”的军事政变接连不断——“1814年至1820年间，西班牙的政府不计其数，频繁更迭，任期大多不过数月”^[16]。1820年元月，约两万西班牙军队集结在加的斯港，等候登船前往美洲殖民地，执行压制当地独立运动的任务。由于迟发军饷和缺乏“食物、制服和靴子”，这支远征军在自由共和分子——尤其是“共济会小组”——的鼓动下哗变。叛军领导人之一拉斐尔·里埃哥上校（Rafael del Riego，1784—1823）早年就“崇拜法国思想，喜爱卢梭”，他率领一支1500人的队伍向内陆进兵，遭到王室军队节节阻击。正当叛军快要被成功压制时，马德里的王室军队在总司令拉比斯巴伯爵率领下倒戈，包围王宫，并要求恢复1812年宪法，费迪南七世被迫让步（3月7日）^[17]189-207。

对重建欧洲秩序负有责任的四大国——尤其“四国同盟”中的英国、奥地利、俄国来说，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西班牙的共和革命？

俄国领导人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得知消息后，呼吁同盟国出兵干涉，以维持战后秩序，因为这明摆着是一场“反对合法政府的革命”，必须予以制止。与此相反，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坚决反对干涉，他的公开说法是：共和革命威胁到王政秩序固然让人遗憾，但西班牙革命无论如何不可能威胁到欧洲和平以及他国安全。何况，西班牙人以拒绝他国干涉内政著称，干涉难免陷入又一场游击战泥潭。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西班牙的共和党人企图以暴力方式更替现存秩序，那也属于西班牙的内政问题，四国同盟无权干预。维持战后秩序的诸大国“绝不应成为一个为统治世界或监督他国内部事务而建立的联盟”。武力干涉他国内政以支持现有合法政府若成为国际原则，不仅“不切实际，也令人反感”。这样的说辞看似颇为正义，其实不然。事实上，卡斯尔雷关切的并非国际正义，而是英国的战略利益：如果俄国得到四国同盟的国际授权出兵西欧，或法国在大国协调的授权下重返伊比利亚半岛，“英国的自身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18]32-33[19]}。

严格来讲，身处离岛的英国与其说是欧洲秩序的实际担纲者，不如说是欧洲均势的离岸平衡手。对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1773—1859）来说，情形就不同了。他清楚地知道，“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运动只有通过颠覆既有的[欧洲]国际秩序才能达到目的”——“当卡斯尔雷提到空前的危险时，他指的是独霸天下的企图，而当梅特涅提到空前的危险时，他指的是社会动荡”^[12]302。因此，无论压制还是支持共和变革，对梅特涅来说“都是[欧洲]国际问题，必须根据外交政策的准则来处理”^[12]302。今天的我们应该知道，就欧洲政治传统而言，所谓“外交政策的准则”实际指基于封建世袭关系的欧洲国际关系法则：由于“领土被看作封建主的财产”，涉及领土的法律制度问题时，“公法和私法规范的紧密交织”特别明显^[20]。

梅特涅虽然以欧洲的“国际首相”自居，是“合法[王权]政府的坚定捍卫者和革命的死敌”，但是，由于同样担忧俄国趁机以维持欧洲秩序的名义出兵西进，他与卡斯尔雷联手阻止了俄国干涉西班牙革命的动议。这时，西班牙共和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到亚平宁半岛：1820年7 月2日，那不勒斯王国的烧炭党人发动起义，要求引进西班牙1812年宪法，随即得到当地驻军支持——“国王吓得卧病在床”，还没等到起义者提出要求，“他就同意了每一个条件，但同时他又写信去哀求奥地利援助”。烧炭党人颁布了西班牙宪法，迫使国王宣誓承认，并预定10月1日召开国会^[21]。

几天后，西西里也爆发了起义，但起义者很快就因是否要脱离那不勒斯王国独立建国而产生歧见，陷入了内部冲突。接着是半岛西北部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Piemonte-Sardinia），那里是法国与奥地利帝国之间的缓冲区。当地贵族自由派本就打算武力夺取维也纳会议划归奥地利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Regno Lombardo-Veneto），在半岛北部建立独立的“上意大利王国 （Kingdom of Upper Italy）”。南部爆发起义后，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相信机会来了：奥地利一定会被迫出兵南部，无暇顾及北部^[22]。

当那不勒斯兴起共和革命时，梅特涅感到不得不干预了。他摆上桌面的理由是，根据1815年6月12日的条约，那不勒斯王国曾同意，其宪政改革不可扩展到奥属意大利各省，而那不勒斯共和派挪用西班牙的“自由主义宪法”，事实上否定了这个条约所规定的限度，“奥地利显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干涉”。梅特涅心里清楚：与西班牙的共和革命不同，那不勒斯的共和革命直接危及“奥地利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权威”，甚至会鼓励奥地利帝国属地的革命。那样的话，整个奥地利帝国的区域秩序必将土崩瓦解。梅特涅有理由声称，“意大利纯粹是奥地利的内部事务”，只有奥地利有权干涉那不勒斯动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卡斯尔雷也支持梅特涅干涉，因为他懂得，让奥地利“作为一种制衡法国和俄国的筹码”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18]33。对照卡斯尔雷反对干涉西班牙革命的说辞，不难看到，对他来说，干涉抑或不干涉都不成其为国际政治原则，一切都只取决于英国自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梅特涅同样如此。

1820年8月24日，葡萄牙爆发了与西班牙“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革命——北部濒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波尔图（Porto）发生兵变。不同的是，这场革命带有独立诉求，“80个城市的商人和几名贵族‘宣布’反对英国的占领”——革命迅速扩展到里斯本（9月15日），而且“表现方式更为激进”：除要求驱逐英军外，还要“复兴君主制、重建与巴西的贸易”。卡斯尔雷随即宣称，葡萄牙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坚决排斥其他大国在葡萄牙事务上的发言权”^{[9]100[23]308-309}。

奇妙的是，英国政府决定不干涉葡萄牙的共和革命，这在今天看来很不可思议。不过，一旦人们了解到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葡萄牙历史，困惑就会消失。1807年11月7日——入侵葡萄牙的法军进抵里斯本前夕，葡萄牙王室“带领朝臣和几千平民”在海军护送下前往大西洋彼岸的巴西殖民地避难。“巴西人热诚地欢迎他们的统治者”，因为王室的到来意味着殖民地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的相对地位忽然颠倒过来”^[23]300-301。

英军与法军在葡萄牙缠斗差不多三年，终于替葡萄牙收复失地，在那里建立了由英军统治的军事政权，但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João VI，1767—1826）并“没有表示出有返回欧洲的愿望”。他“显然更加喜欢巴西”，因为他决定把“这个殖民地提高到与葡萄牙同等的王国地位”，并仿照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模式建立“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1815）。由于“中央政府仍旧设在里约热内卢”，巴西上升到了“宗主国的地位”，而“葡萄牙则沦为了殖民地”，仿佛成了这个联合王国（Reino Unido）的省份之一。“一个崭新的国家”在南美洲出现了：若昂政府推行改革、发展商业、开放通商口岸，整个巴西显得生机勃勃^{[23]306-307[24]}。

如果这个联合王国继续存在下去，谁也说不准它是否会在未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竞争对手甚至威胁近邻。毕竟，若昂六世颇为开明，他很可能会带领这个跨越两大洲的联合王国走向维多利亚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1820年8月的葡萄牙革命打断了这个新生的联合王国的生命。在葡萄牙自由党人的呼吁下，若昂六世万分不情愿地带领王室返回里斯本（1821年7月），接受了英国宪制式的有限君权。紧接着，葡萄牙自由党人控制的第一届立宪议会要求取消若昂六世授予巴西的各种特权，这意味着让巴西重新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巴西国王——若昂六世的儿子——随即宣布巴西独立（1822年5月）。唐宁街的卿士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以撇开葡萄牙直接掌控巴西贸易。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英国为何不干涉葡萄牙的共和革命了。史学家难免推测，葡萄牙自由党人很可能受到了英国政治家的控制。

西班牙在1820年爆发共和革命后，由于自由派的君主立宪政府强制推行削弱地方封建自治的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政局反倒更为动荡不安。与此同时，梅特涅面对那不勒斯的动乱果断决策，迅速出兵，跨越波河向南征伐——英国和法国默认了这一军事干预。卡斯尔雷“甚至对奥地利的行动表示了审慎的赞许”，毕竟，他懂得支持抑或反对干涉得依具体情况而定。换言之，“英国保留了自己在自身利益或友邦利益受到威胁时的干涉权，但与此同时也保留了反对进行违反英国利益之干涉的权利”^[18]35。

由于那不勒斯军队的精锐已于半年前奔赴西西里，以压制当地的独立倾向，奥地利军队几乎没有花费力气就压制了那不勒斯的立宪行动。那不勒斯王国要求摆脱奥地利的宗主权获得独立，却又不允许西西里从那不勒斯分离出去。在欧洲的政治成长过程中，所谓“独立”的含义及其正当性极为含混，由此可见一斑。脱离罗马教廷的支配与脱离源于封建联姻关系的宗主权的支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美利坚成功反叛宗主国获得“自由独立”的影响下，随着nation独立诉求的出现，情形会变得更加复杂。

1822年10月，战后五大国的代表们齐聚意大利北部名城维罗纳（Verona，当时是奥地利属地），重新讨论如何应对西班牙共和革命持续不断的乱局。自维也纳会议结束以来，这是五大国外长首次举行峰会。英国仍然坚持反对干预西班牙政局，其目的与反对干涉葡萄牙政局一样。俄国呼吁五大国集体干预，言下之意，俄军要奔赴西欧。法国以自己与西班牙有波旁家族协定为由，坚持应该获得授权单独处理西班牙问题。何况，法国绝不会允许外国军队经过自己的疆域进入西班牙。在接受了若干限制条件后，经维罗纳会议授权，近十万法军进入西班牙（1823年4月7日）。共和革命后的西班牙政局一直处于内斗状态，对可能的干涉“在政治和军事上均毫无准备”。前去阻击法军的第一支西班牙志愿军高唱“马赛曲”，以为可以就此瓦解法军，得到的回复是火枪排射。不过，法军仍然花了半年多时间才平定各地的抵抗：11月，“支持共和革命的最后一批城市”向法军投降。费迪南七世虽然一直是1820年革命后君主立宪政府的国王，但如今他又坐回了绝对君主的宝座^[17]272-285。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没有像一百年后的凡尔赛和会那样处理全球性政治事务，欧洲内部的巨大动荡使得四国同盟无暇顾及美洲。维罗纳会议期间，斐迪南七世呼吁神圣同盟派陆军和海军奔赴美洲，压制“他的叛乱的臣民，夺回他的富庶的省份”。于是，神圣同盟的核心成员俄、奥、普三国就出兵干预南美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准备召开另一次欧洲会议讨论这个问题”^[8]222。

若是半个世纪前，面对盎格鲁-美利坚的分离主义“叛乱”时有这样的会议，英国一定会力主干预。现在则不同，英国一直积极支持美洲的独立运动，以图“利用这些革命来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它们的美洲殖民地间的贸易垄断”，因为“这些[革命]运动不是针对英国”。1823年8月中旬，新任英国外务大臣乔治·坎宁（1770—1827）给美国驻伦敦公使理查德•拉什（1780—1859）连发三份“私人性且极为机密的”照会，建议两国签署一份协议，抵制神圣同盟三国可能在拉美地区采取的任何行动^{[8]223-224[18]33，37}。

这时，进入西班牙的法军已经基本掌控局面，神圣同盟三国和英国满以为法军会再次陷入游击战泥潭，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法国外交大臣得意忘形，他声称法国将实施一项“波旁王朝计划”：组成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部队前往美洲，以武力威胁加谈判的方式让西属殖民地转移到法国的波旁家族名下——欧洲国际公法与私法的交织由此可见一斑。坎宁得知消息后，随即给法国驻伦敦大使发去一份备忘录（1823年10月9日），这“实际上等于是对法国和欧洲下的最后通牒，叫它们放开拉丁美洲”。其实，法国外交大臣的所谓“波旁王朝计划”不过是“不经意地”说说而已，巴黎王室紧接着就出面澄清，根本没这回事（11月下旬）。在此之前不久（11月初），坎宁向拉什提出的那份建议恰好抵达白宫，门罗总统随即召集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以及陆军部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1782—1850），紧急商讨应对之策——随后就有了门罗总统的国会咨文^{[3]166，170[25]}。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通常称为“小亚当斯”，一年多后（1825），他代表国家共和党当选为第六任总统。尽管新闻媒体疯传欧洲王权国家即将出兵美洲，小亚当斯仍蛮有把握地对总统说，“神圣同盟进行干涉的真正威胁并不存在”，西班牙若还想在美洲恢复治权，就像“设想钦博拉索山（Chimborazo，南美洲厄瓜多尔中部，地理学上称为地表最厚的地方）会沉入海洋一样不现实”。小亚当斯也不担心俄国有可能扩大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即便俄国在太平洋西北部已经拥有了实质性领土。1816年，俄国美洲公司（1799年成立）在西属博迪加湾（Bodega Bay，旧金山正北）建立了一个贸易站，美国的贸易海船经常唆使印第安人袭扰，俄国政府屡屡提出抗议，美国政府以无权干涉公民自由为由置若罔闻。无奈之下，亚历山大一世发出皇室训令（1821年9月），宣布俄国在阿拉斯加的领海范围南移至北纬51度线，禁止外国船舶进入该属地“以北沿岸100意大利里以内”。这一训令似乎是门罗咨文的历史诱因之一，但它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俄国没有海军实力实施。命令发布后，“俄国船舰即接获指示，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26]89，297-298}。

小亚当斯心里清楚，真正对美国在北美的扩张构成威胁或阻碍的是英国而非俄国。事实上，亚历山大一世宣布俄国在阿拉斯加的领海范围之前的半年多（1821年1月），小亚当斯已经毫不含糊地要求英国驻美公使，“把除英国现有属地以外的整个北美大陆交给美国”。1823年7月，小亚当斯向美国驻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公使发出训令，再次重申这一原则，其表述为“美洲大陆不再是给人当作任何新的欧洲殖民地的地方”——门罗咨文中著名的“门罗主义”原则已经出现了。由于美利坚人自己就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甚至连美国史学家也承认，这一原则“具有讽刺意味”，它充分表明了美国的“自私自利，因为它所反对的仅仅是欧洲国家的扩张权利”，要把殖民的“特权垄断在自己手中”^{[3]165[8]225-226[26]287-288}。

坎宁在8月提出英美联手的建议，不过是以外交欺骗手段应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古巴是当时美国扩张的目标。1823年3月中旬，小亚当斯已经开始“担心英国可能采取行动”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一个月后（4月28日），小亚当斯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应该决心阻止西班牙把古巴转让给英国，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古巴的史学家有理由说，“古巴的未来正是促使门罗主义产生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27-28]。

小亚当斯和美国驻伦敦公使拉什与坎宁出自同一政治传统，他们很容易看出，坎宁夸大了神圣同盟三国替西班牙干涉拉美地区的可能性——坎宁建议的英美协定“表面上”针对神圣同盟，其真实目的是限制美国在美洲的扩张。小亚当斯向总统建议说，最好是“美国单方面发布一个反对欧洲国家干涉新世界的宣言”，矛头同样表面上针对神圣同盟——尤其俄罗斯帝国政府。他的理由是，“向俄国和法国公开表明我们的原则，要比充当英国军舰后面的一只小艇更光明磊落、更体面和有尊严”^{[3]168[8]223-226}。

果然，门罗咨文发布之后，“俄国政府虽然并不同意”美国政府的观点，“但也并没有公开抗议”，而是“保持缄默”。俄国政府知道，美国担心的其实是“英国扩充势力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门罗宣读咨文前一周（11月27日），小亚当斯曾将一份注明“机密”字样的照会发给俄国驻美公使，其中“几乎逐字逐句”陈述了门罗咨文“所包含的原则”，希望这位公使过目——小亚当斯还保证说，“美国政府极愿除掉会令俄国不快的一切[言辞]”^{[26]299，301}。

不过，仅仅半年后（1824年4月），美国就与俄国签署了调整两国在美洲大陆相互关系的条约。由于美国在条约中获利更多，这被史学家视为门罗主义的“初次获胜”。其实，美国能够取得这一胜利，是由于英国当时正与沙俄在近东争夺势力范围，从而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争夺上宁可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由于俄国商人竞争不过英美商人”，条约中的所谓双边权利“事实上成了英美商人享有的特权”^[29]。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小亚当斯在替总统起草国会咨文时并没有提到拉美地区的独立问题。由于门罗总统坚持，这个话题才被写进咨文，毕竟，总统自己不仅有长期的外交历练（法国大革命期间任美国驻巴黎公使），他还是信念坚定且富有热情的共和主义者^{[30]339,417-418}。据说，在修改小亚当斯起草的咨文时，门罗加了几句同情西班牙和希腊的共和革命的话，经小亚当斯劝告才删掉^[8]228。

人们看到的咨文并非如此，其中不乏同情西班牙和希腊的共和革命的言辞。事实上，门罗的国会咨文的修辞最为显眼的是，凭靠共和政制的正当性，抵制欧洲专制国家对美洲“自由独立状态”的干预。咨文声称，“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美国”，而“我们整个国家都愿为保卫我们自己的制度而献身”——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们必须宣布：我们应把欧洲国家将其制度扩展到这个半球任何一个部分的企图，都视为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一直没有、也不会干涉欧洲国家现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但是，那些已经宣布并保持独立的国家，我们已仔细斟酌、并按照公正原则予以承认，任何欧洲国家旨在压迫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这些国家的命运而进行的一切干涉，我们只能视为是对美国表示不良意向。^［2］14 2

直到今天，这段言辞还被不少人视为美国这个“自由女神”身上散发出的辉光，政治史学家则会对华盛顿的这般外交言辞感到惊讶：对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新生的美利坚“一直没有干涉，也不会干涉”吗？无须等到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结束，自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1588年覆灭后，西班牙的帝国海军就已经快步走下坡路，没有实力守住自己的美洲殖民地。自十七世纪以来，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仅动手把北美洲‘空闲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也寻机侵占“西班牙殖民地区域内的领土”。由于英国和法国相互激烈争夺，西班牙的大部分殖民地才得以幸存到美利坚立国后的十九世纪初：“直到1810年”，西班牙国旗还飘扬在北纬38度至南纬42度的广阔领地上^[31]。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之后，新生的美国趁机加入蚕食西班牙殖民地的行列。1810年，以援助西属巴吞鲁日（Baton Rouge，今路易斯安那州首府）的起义移民为由，美国武力夺取佛罗里达西部。拿破仑立即向美国抛出橄榄枝，宣布废止针对美国的“米兰法令”（1810年11月1日）。一年多后，美国加入了拿破仑阵营，即便拿破仑已经称帝恢复了令美国人憎恨的君主制。1812年6月18日，詹姆斯·麦迪逊总统（1751—1836）在国会发表演讲后，国会投票对英国宣战。当时英国正陷入伊比利亚半岛战场，美国企望趁此机会打破英国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并夺取加拿大。

“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1812—1815）爆发，尽管“欧洲根本没有对东佛罗里达构成什么威胁”，时任国务卿的门罗还是决定对这块西属殖民地领土下手。西班牙在欧洲深陷战争泥潭，已经精疲力竭，只得放弃，但还希望以密西西比河为界，“为还没有起来造反的墨西哥争取一个有利的边界”。这一想法不仅异想天开，而且“愚蠢透顶”，因为它把新生的美利坚想得太过仁慈。维也纳会议后（1817年12月），美国又武力夺取阿米莉亚岛（Amelia Island）。该岛位于美国与东佛罗里达的边界，当时已宣布脱离西班牙成为墨西哥领土的一部分，进入了“自由独立状态”。紧接着（1818年），安德鲁·杰克逊将军（1767—1845，1829年当选总统）借受命清剿森米诺尔印第安人部落之机，“率领3000人进入西班牙领土，在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去后，继续向前推进”，占领了西属佛罗里达东部。西班牙驻美公使提出抗议，并要求归还领土，小亚当斯的回复却是一份“语气生硬、强词夺理、盛气凌人”的声明：鉴于这一地区“随时会被美国的任何敌人——无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敌人——占领”，西班牙应该把它割让给美国^[3]157-158。

“文明的敌人”这个语词应该让人们认识到，后来的门罗咨文的言辞何其虚伪。西班牙没有“实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除让步外别无出路”，只得签订条约，将东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而美国仅支付了500万美元补偿金（1819年2月）。根据这份条约，美国的西部疆界得以“沿北纬42度直达太平洋岸”，美国由此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国家。小亚当斯有理由颇为得意地把签订这份条约视为自己“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时刻”，毕竟，他出任国务卿时就立下抱负：要让美国的领土扩张至整个北美大陆。对他来说，无论英国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若“与一个伟大、强盛、开拓进取和迅速崛起的国家永远毗邻而立”，这“在物质上、道义上和政治上都荒谬绝伦”^[26]281-283。

门罗咨文高调宣称抵制域外干涉，依循的不过是欧洲的国际政治传统，与英国宣称葡萄牙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别无二致，也与奥地利宣称意大利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门罗咨文为美国的地缘扩张提供了历史进步论的道义支撑，让美国显得是共和政制这一新文明标准的旗手和卫士。直到今天，不少读书人还为这样的言辞而感动，政治史学家却很容易看到，这不过是典型的美国式地缘扩张的借口^{[2]14[32]123-152}。

只要一个人的政治常识没有被启蒙意识形态蒙蔽，他就不容易被门罗咨文的自由主义文明修辞欺骗。玻利瓦尔（1783—1830）是南美西属殖民地“自由独立”共和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他虽然确信，为了“抵抗西班牙、神圣同盟和无政府状态”，岌岌可危的南美国家联盟需要援助，但他对“西面以恩人自居的强大国家”同样心存恐惧，因为他很清楚美国的天性：“门罗主义是公然的侵犯，是试图将西半球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举措。”^[30]518

玻利瓦尔能够对美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缘于美国的行为并没有让自己显得是普世性的新“文明标准”的担纲者，实际“捍卫”拉美自由独立的反倒是大英帝国，而这又不过是英国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1820年5月，美国正在与西班牙谈判，企图以经济补偿换取佛罗里达，玻利瓦尔写信给当时大哥伦比亚（Gran Colombia，1819—1821）政府的外交部长约瑟·雷文加（José R. Revenga，1786—1852）：

如果美国总统［门罗］的感情坦率真挚，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英国人的担心天真幼稚……英国人希望转让条约得不到批准，这一事实证明，情况与他们的断言相反，也表明了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他们永远不会允许墨西哥湾的钥匙落到美国人手里，他们希望通过别人，特别是他们的敌人遭受牺牲的方式，使美洲获得独立。英国人本来能够像朱庇特一样，一眼扫来就将我们打得粉碎；然而，他们实际上的中立态度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以致欧洲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败我们。我们的外交代表如此天真地相信英国可能做出不明智的举动，门罗总统看到后会发笑。但是，如果他认为我们相信英国会这样不明智，那还有点好处，因为他大概觉得搞点小恩小惠就能欺骗我们，让我们为他的自私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

没有比美国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更加卑鄙无耻了：看到事态大局已定，他们就又抗议又许诺——天晓得是真是假——想讨好我们，以恫吓西班牙人，迫使西班牙人按他们的利益行事。门罗总统的锦囊妙计真是令人叹服。他给针对英国的这种流言蜚语蒙上一层神秘的帷幕，目的似乎是要替我们说话，实际上却是给西班牙的暗示。美国人很清楚，对他们来说，英国和西班牙的利益紧密相联。我们不要让徒有其表的假象所迷惑，我们要心中有数，知道该做什么和做出什么样子。我们要像那个为了不让狼吃掉而装死的人一样行事。［33］107-108

事实上，即便是在门罗咨文公布之后，“保护”拉美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是门罗宣言的“羊皮纸篱笆墙”，而是英国舰队的“橡木墙”。这再次证明，门罗宣言出笼的起因，不过是美国与英国争夺美洲支配权的斗争^[34-35]。用世界史大师汤因比（1889—1975）的话来说，“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它“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36]11-12。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洲的机会”，维也纳会议之后，在美洲大陆，只有“英属北美和俄属阿拉斯加还同欧洲的政治命运拴在一起”，但真正有实力干涉美洲的是英国，而英国恰恰一向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和政制变革——“西班牙起来反抗拿破仑之前”，英国就开始支持西班牙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起义。当然，英国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是想借此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夺取其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若非为了抵御拿破仑的西进而与西班牙结成新的联盟，“英国至少会在南美洲建立它的主权”。当时，美国尚立足未稳。1808年10月，西属古巴和墨西哥有人想要闹独立时曾寻求美国支持，美国政治家力劝他们“继续留在西班牙王国和王室的统治之下”，因为美国政府“非常不愿意看到”古巴和墨西哥“转移到法国或英国的统治或主权之下”。时任美利坚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在任）毫不掩饰自己的忧心，他知道一旦“这些殖民地被英国或法国获得，其命运就不会如他所愿望的那样了”^[8]215，220。

1811年，以“更加赤裸裸地显示美国决心和威胁的方式”，美国迫使西班牙签订条约割让佛罗里达，并非为了捍卫“自由独立”的政治原则，而是担忧英国可能采取行动获取东佛罗里达。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绝不能“坐视该地区的任何部分转入任何外国之手”——“行政当局还得到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授权”。史学家有理由把这一秘密决议视为“门罗主义的先声”，因为它解释了咨文中拒绝欧洲国家再从西半球获得殖民地这一说辞的实际含义：所谓“不可转移”原则意味着，西属美洲殖民地不可转移到任何国家手中——但美国除外^[3]156。

十二年过去了，英国的威胁仍然没有解除。小亚当斯敏锐地看到，英国正是打着捍卫“自由独立”乃至共和制度的旗号试图获取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因此，他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采用捍卫“自由独立”的政治道义修辞阻止英国染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小亚当斯深知一个处理国际关系的道理，即“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这来自马基雅维利的教诲：

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提出无数现代的例子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与承诺由于君主们的背信弃义而废止，成为一纸空文；而深谙如何使用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单纯，那样地服从于当前的需要，以致要进行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上当受骗的人。^［37］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英译本虽然在1640年才出现，但早在1592年就有英国政治家把“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用作形容词，或者把“马基雅维利主义”用作名词。自十七世纪以来，马基雅维利的类似言论已“被广泛地引用”。如果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原则事实上成了欧洲国家之间“国际谈判的根本”，甚至所有欧洲“有抱负的外交家所应遵守”的原则，那么，史学家就没有理由说，这是一般人得出的“不正确的印象”。人们反倒必须认识到，对盎格鲁-美利坚政治人来说，“外交学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用玻利瓦尔的话来说，美国的外交人士“就像曾在马基雅维利学校学习过似的”^[33]108[38]。

门罗咨文临近结尾时有一段言辞往往被人们忽视，它充分表明，咨文作者清楚意识到，正是通过兼并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获得大片土地，美利坚才开始成为一个“大国”：

当初，在我们被公认的国界内，有一半领土荒无人烟。从那时起，我们取得了大片新领土，其中包括许多河流，尤其是密西西比河；沿该河至海洋的航路，对原有各州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居民向各个方向扩散到这一大片领土，建立起了各个新州；这些新州的数目，几乎与组成我们联邦最初骨干的诸州数目相等。我们居民的扩散和各个新州的归并，对我们联邦的一切最高利益都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它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资源以及我们的实力和作为一个大国的尊严，这是大家所公认的。^{［26］292-293}

英国虽然以支持“独立”为口实进行帝国式地缘扩张，毕竟没有用一份政治宣言让自己成为新“文明标准”的担纲者。政治史学家有理由说，门罗咨文的道义修辞开启了以“自由独立”为名的自由帝国主义式的政治占有。这篇长达 51 个自然段的国会咨文本来仅仅是一个应时性的外交文献，由于其捍卫“自由独立”的政治宣称，它成了类似于国际法性质的文献，对后来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它“甚至没有经过普通法案的立法手续”^[26]295。

另一方面，由于咨文“措辞的含糊”，美国政府能够使其适应不同的具体政治场合：

考虑到美国后来的扩张道路，注意到以下这点非常重要，即在否认欧洲国家（也包括英国）有权在西半球获得额外的殖民地的同时，门罗主义并没有阻止美国在西半球的进一步扩张，也没有排除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18］38

门罗的国会咨文成为“门罗宣言”之后，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夺取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就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3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遭受过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36］11-12}

与西班牙就割让东佛罗里达的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时（1818），小亚当斯若施加更大压力，他本可把得克萨斯也收入囊中。当时的麻烦在于，西属墨西哥（新西班牙）的殖民者后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1753—1811）早在1810年12月就策动过独立起义。伊达尔戈是位神父，但他喜欢读孟德斯鸠和卢梭，参与过一个名为“文学与社交会”的启蒙文人社团。由此不难理解，伊达尔戈的起义最初依托的是印第安人，但很快就得到克里奥尔人的地方国民自卫队支持。西班牙殖民军迅速镇压了起义，“伊达尔戈被俘并被处决”（1811年7月）。他的学生莫瑞洛斯（1765—1815）接过“自由独立”的旗帜，带领起义军继续打游击，经过两年的武装斗争，控制了墨西哥南部大部分地区，并在1813年11月发表《独立宣言》脱离宗主国^[39-40]。

这时的欧洲战场也出现了大逆转——拿破仑战败，并被迫退位（1814），费迪南七世得以向美洲增兵，墨西哥殖民当局迅速重新夺回政权（1815）。到1820年时，即便是对游击战的清剿也“已基本结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马德里的自由主义者再度“发动叛乱，宣布在帝国全境恢复实施1812年宪法”。革命之风很快吹到墨西哥，“这部宪法被逐条宣读给[墨西哥]广大平民大众”。出生于西班牙名门贵族的墨西哥殖民军上校伊图尔维德（1783—1824）被任命为南方战区司令，但本该镇压起义的他却与起义军“达成了一致”——墨西哥第三次宣布脱离宗主国独立（1821）。与1782年英国政府的改革致使其北美殖民地失控别无二致，“1820年西班牙国内自由派的宪政改革削弱了”殖民地军队的意志。西班牙王室正式承认墨西哥独立之后，其海外殖民地仅剩加勒比群岛和菲律宾群岛，而这两个群岛原本在行政上都附属于“新西班牙”（墨西哥）^{[41][42]362-363}。

墨西哥独立后政局长期未能稳定，大量美国移民进入其北部科阿韦拉-特哈斯州（Coahuila y Tejas，1824年建州）的得克萨斯。十多年后（1835年底），得克萨斯人宣布“独立”脱离墨西哥，美国政府随即予以承认——已经获得“自由独立”的墨西哥当然不会承认，而是视为如今所谓的“分离主义”叛乱。美国国会作出决议，以捍卫得克萨斯人的“自由独立”为名，动用武力实施干预，为此美国政治人必须重新诠释门罗宣言^[43]。美墨战争或者说美利坚的“自由独立”与墨西哥的“自由独立”之间的战争爆发了（1846—1848），为墨西哥争取自由独立的先驱们显然“低估了未来任务的艰巨性”，这并非因为“称颂自由和自决的原则很容易”，而“寻求将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难上加难”^[42]3。毋宁说，已经信奉大西洋革命理念的人们实在不容易认识到，门罗咨文所称颂的“自由独立状态”不过是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与墨西哥开战之前两年（1844），美国已经“搭便车”通过《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从鸦片战争（1840—1842）中获取了利益。

在“自由独立状态”中，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新生的欧洲式利维坦在北美开始茁壮成长。1840至1841年的冬春之际，美英两国因司法管辖权纠纷、缅因州与新不伦瑞克之间的边界纠纷，以及据说英国将干预美国兼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两国关系陡然间又“滑到了战争的边缘”。这场纠纷虽然最终通过谈判获得了解决，却促使美国的国会政治家们下决心大幅扩编海军，以建立一支“永久性‘本土舰队’”。因为，“美国海军力量分散于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现役舰船都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一旦发生战争，分散各地的舰船还没来得及赶回国内组织防御，英国舰队就已经入侵美国海域了”。这一决定让人们看到，美国的海军建设在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防御，而是扩张。二十年前，海军上尉罗伯特·斯托克顿（Robert Stockton，1795—1866）为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做出过突出贡献，这时已经晋升为海军上校，而他的“锐意进取”仍不减当年。辉格党控制参众两院（1841—1845）时期，斯托克顿发明了“海军中第一艘螺旋桨驱动的战舰”。由于将螺旋桨置于船尾，使得舰船上所有至关重要的设备可置于吃水线之下，这一设计让“蒸汽战舰永远不能取代风帆战舰”的成见再也站不住脚。不到十年工夫，凭靠应用“蒸汽机、螺旋桨以及海军装甲”，美国海军一下子就“暂时走在了世界前列”^{[32]123-152[44-45] 3} 。

1847年9月，美军攻陷墨西哥城，并全面占领墨西哥。争取自由独立的墨西哥被迫与美国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1848年 2 月），“墨西哥丧失了几乎一半领土”，大西洋革命以来“支撑整个新西班牙繁荣的宏伟梦想”也随之破碎。五年后，在“华盛顿的胁迫”下，独立后的墨西哥与美国又签订了“加兹登购买”协议（Gadsden Purchase），重新划定墨西哥边界——墨西哥成了美国砧板上的鱼肉^[42]402-438。

1 可对参考文献［4-6］进行比较。

2 译文据原文略有改动。

3 可比较参考文献［32］，参见参考文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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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glob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U Xiaof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