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历史作家唐元鹏的新作《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一书，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借助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六件祸事，展现了士大夫阶层是如何较为彻底地走到社会大众的对立面。
按照儒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北宋初年以后崛起的士大夫阶层，相当程度上拥有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治权，主要理由就是儒学道德谱系可以有效改善皇权家天下统治的合法性，使得统治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德治特征。到了明代，在朱元璋、朱棣父子以后的历任皇帝在位期间，士大夫往往强调自己拥有道德、文章两大责任，代民请命，不惜死谏。
在儒学经义教导下长大的皇帝，如果没有增长到一定年龄，是很难摆脱士大夫臣属的道德规劝以及各种限制的。
然而，但嘉靖皇帝显然就是个例外。他在崇尚道术的父王培养下长大，又突如其来地获得了承继大位的机会。他从来就没有被作为皇嗣来进行培养，所以脱离了士大夫塑造的可能。而在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几十年里，很大程度上撕开了士大夫群体虚伪的面孔。在海瑞崛起以前，他恐怕对于士大夫整个群体除了鄙夷，就没有别的什么看法了。
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能皇帝，而且精力旺盛，推动皇权集中，但后来的皇帝从明英宗开始就不再具有这项条件，所以被高度集中的权力实际上就大部分归于皇帝的秘书助手，也就是内阁官员——不是宰相，但胜似宰相，小部分转移到内侍。
如书中所说，士大夫文臣群体还成功改造了选官制度，从明初的荐举、荫庇、科举三管齐下改为科举独大。
士大夫群体享有极大的身份特权，也就是免税免役，以及大部分的司法特权。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渐趋发达，而逃避官府沉重劳役的百姓甘愿带着土地投寄到士大夫家里，成为对方的奴仆。
文臣权力独大，并享有解释权和舆论权-科举成为阶层晋升唯一所剩的渠道-士大夫在朝为官，退隐则可以借助身份兼并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明朝中后期，很多原本的贫苦人家的士子，一旦高中，且晋升到比较高的官位，就会迅速制造出一个新的科举世家，其子孙纷纷中举，多代多人为官，与之同时其家族就会大量兼并土地，“把持乡议，武断乡曲”，几乎可以只手遮天。
所谓盛极必衰，正如如《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隆庆开海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开采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明，这刺激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推动了以雇佣劳动、无产营生为主的商业城市崛起，这种情况下雇工、奴仆、讼棍、闲人以及市间的地痞流氓其实都摆脱了田亩的桎梏，并且因为受雇于工商资本，这些人显然开始丢掉了对士大夫阶层的本能敬畏。
偏偏这期间，明代晚期各朝的士大夫精英，在土地兼并以及乡间产业经营，乃至对待奴仆、乡邻等问题上，往往表现出更加急切的贪婪和凶狠，加速土地兼并，加重奴役压迫。如书作者所说，这就最终使得朝廷、地方官、在野缙绅集团共治地方的秩序开始首先在江南地区崩溃。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书中所述的六件祸事，归根结底都是与缙绅的贪婪兼并有关——奴仆属于元代遗留下来的社会产物，在明代本不被允许，如前述，这本就是件有违士大夫儒学道德理想的过时制度，但达官显贵和文人显然都热衷于此，为了规避官方追究，往往会让奴仆以养子、养女身份出现，甚至部分奴仆因为自小就被卖入主人家，或者家族世代均为主家奴仆，所以都冠以主家的姓氏。
豪族家奴，承担了主家大量的产业经营工作，包括兼并新的土地，管理田产，而这不免仗势欺人，或者打着主家的旗号谋夺自己的好处。这些其实都必然为主家招引乡邻的大量怨恨。
而且，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明末承平日久，大量生员无法中举，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就慢慢发展为一个善于挑唆揪斗地主、豪族，操纵舆论、煽动民众的阶层。士大夫会用的道德工具，这些生员也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所采用的手段，其实与士大夫阶层用来制约皇权的“风闻奏事”，也就是可以没有依据地提出批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所评图书：
书名：《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
作者：唐元鹏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作者 | 郑渝川
编辑 | 张寒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