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巴黎第十三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塞德里克·迪朗在其所著的《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技术封建主义假说。
（一）
所谓封建主义，也就是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态。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当时的西方是等级森严的社会，贵族领主高高在上，而社会财富必然也呈现出极大的两极分化。不仅如此，贵族领主还拥有对农奴甚至自由民的所有权。
封建主义本质上“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统治者同时行使对人的权力和对土地的权力”。在特定的土地上，一切都属于这片土地上的领主，无论是人还是物品。
当然，中世纪的欧洲也确实存在自由民，还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和乡村自由民自治。这些自由民小心维护着自己可以进入和使用的公地。自然，自由民也需要缴纳很高的税赋来获得所谓军事保护。
封建社会中，农奴制和封臣制都是重要的制度基础，然后就是不断依托于战争来强化贵族领主对农奴、自由民提供保护的必要性。
书中讽刺性地指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20世纪晚期致力于论证封建主义作为制度安排的合理性，甚至宣称贵族领主向农奴提供的所谓保护就是公共产品，还认为农奴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书作者指出，贵族领主提供的所谓保护，目的在于强迫农奴和自由民缴纳份额不同的保护费用，而不断掀起的战争甚至经常性地导致农奴和自由民的剩余成果被无情剥夺。
在这种条件下，封建主义无法促进生产力进步，因为农民甚至连保障自己生存的钱和粮食都剩不下，也没法投资以改善土壤质量、农技水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世纪后期，黑死病危机到来，造成大量劳动力死亡，贵族领主们才愿意减租减息，稍稍增加了对雇工的薪酬支出。
贵族领主获得的剩余，绝大部分被耗费在了奢侈消费和军事开支上。如书中所说，“所有轴心都向一个强大而挥霍无度的贵族阶层靠拢”，最终用于奢侈消费。
（二）
现在过渡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塞德里克·迪朗会认为，现在的数字资本主义，等同于过去的封建主义，并将之称为“技术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原本一直是与竞争相关的投资需求和对市场的广泛以来。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崛起，颠覆了这一传统，数字资产与用户变得密不可分，用户要获得使用网络服务，就必须让出自己的隐私权。
不仅如此，个人的流动性也受到了阻碍——这是个看似悖谬的判断。因为我们现在理论上而言是可以轻易实现全球各地的流动，但如书作者所说，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融入了这个生产、消费相互依存的紧密网络，让我们能够吃到别人种植和运输的食物，用别人建造和管理的发电站取暖，通过电信进行通信等。
书作者解释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从信息技术的产生中获得的，而是依然依托于对于劳动者、用户的剥削。这个特殊的、更加先进的特殊性在于，现有的资本利用捕获机制，可以通过平台经济的方式，减少对于剥削的直接参与，强调自愿性，脱离实体生产过程，这样看起来，好像新的生产力就源源不断地从技术自身中涌现出来了。
但是，如果这些技术本身没有纳入用户，就毫无价值可言。
（三）
这一切的转变，如书作者所说，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数字革命的曙光到来，科技观察家、资本机构以及右翼的智库开始编造被书作者所称为“硅谷共识”的新型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强调，数字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因此畅通信息传输、资本往来的重要性，还要求“国家的退出”，进一步致力于鼓励右翼知识分子努力塑造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那样的词汇。
“硅谷共识”强调，现代生活的核心，也就是公共部门和传统企业中的官僚组织都在走向消亡，所以仅仅是去中心化、扁平化改革是远远不够，甚至认为公共部门以及法律、政策是对创造性破坏的抑制。
如塞德里克·迪朗所说，美国右翼20世纪晚期、21世纪初期的核心人物纽特·金里奇，不仅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助力者，而且其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亲自参加了出台“硅谷共识”的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硅谷共识”的受益者，比如美国互联网高科技领域的龙头企业，现在基本上是民主党的票仓和赞助者，但他们、她们所能获得的财富，当初却是特朗普式的政客力推成形的。
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实无论是美国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加紧推动解除监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曾一度扭转了这个态势，但随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去监管化改革又再度成为关键词。
（四）
《技术封建主义》书中指出，“硅谷共识”给出了一个虚假的承诺，可以分拆为五大要素：第一，初创者对冒险的渴望使经济结构不断恢复活力；第二，对工作场所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赞美；第三，开放和流动的文化；第四，共同繁荣的承诺；第五，国家衰落的梦想。
为什么说这套承诺是虚伪、虚假的呢？
书作者指出，首先，数字资本主义使得美国曾大力打击和有效控制的垄断，事实性地大幅回归了，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五大巨头使得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巨头控制的局面，这与120年前的能源、铁路等产业领域的高度垄断结构非常相似。
其次，偏好控制。也就是说，数字经济企业非但没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的解放，其实还回归到了中世纪领主对于农奴的人身控制和生产过程控制，借助大量的新技术完成覆盖全面的监控，强迫员工甚至用户接受全天候无死角的监听，而在生产、服务等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上，员工也被更为精密地进行工作指导，而这一切由算法进行优化衡定。所谓的鼓励和促进工作场所自主性，其实不过是很多企业借此摆脱用工社会福利负担，大量推行外包，并将零碎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进行发包。
心理学界已经证明数字经济企业推行的这种工时，并不利于生产力以及精神健康。但数字经济企业对于外包、分包任务只进行结果检验，而不需要对人的健康负责。
第三，空间两极化加剧。所谓的快速迁徙，流动自由，必须建立在有钱和有机会的基础上，哪怕只有一项也勉强可以。所以，“硅谷共识”这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就是劳动者其实更多地被束缚住了，除非选择逃跑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很难找到生计）；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都在进一步减少对资本和高收入者征税，宽容逃税行为，收紧知识产权。
第四，创新已经逐渐放缓，增长变得缓慢。
第五，书作者认为，欧洲国家，包括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比较完整地接纳了“硅谷共识”的很多内容，但恰恰因此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相对滞后；反倒是美国，在21世纪第2个10年开始重新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并大量斥资于公共项目，以提高创新创业动能，进一步拉大了与欧洲国家的发展差距。
所评图书
书名：《技术封建主义》
作者：（法）塞德里克·迪朗
译者：陈荣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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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编辑 | 张寒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