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学者，曾于2001-2014年出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学者、格莱斯通教授职位的克里斯托弗·胡德所著的《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一书，讨论了欧美国家问责政治框架下，不同等级的官员发展出的避责策略，及其对公共治理造成的影响。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问责政治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无论哪一个）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部门，从高层领导到一线人员，首先关心的是避免被问责。
需要指出的是，问责本来指的是依据法律和政策规定，对于负有领导责任、行为责任以及不作为责任的个人和机构追究责任。但这在公共治理尤其是涉及到基层治理中，问责被泛化为指责，也就是一些问题会导致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不需要担负某些责任或者说承担有限责任的人和机构，在舆论“围剿”下，被迫承担更大的责任。
毫无疑问，这与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公共治理纳入了更多指标性要求，且要求治理部门和个人需要向公众披露更多信息，而且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逐渐增强了对于公共治理的事实性问责有关。政治学家指出，媒体，以及社交会放大“图像-背景”效应来塑造消极偏见——尤其是在读图时代、视频时代，一小段信息、一次行为不当或者失言，就可能造成个人承担远高于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后果。
书作者指出，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带有传统风格的老牌政治家忽略了上述消极偏见的影响，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倒台，就是因为没有料到媒体反复报道其推行的税收改革的负面影响。
而在更多情况下，因为避免受到消极偏见的影响，所以这创造出广泛的避责策略，很多公共机构和职员宁可什么也不干，只是为了避免犯错——一个普遍事实是，政绩卓著不等于提拔的依据，但政绩卓著的同时犯下了一些甚至一次严重错误，就可能在消极偏见框架下断送政治前途。
避责的“世界”
《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这本书划分出四种避责领域，也就是四种不同的人物角色，介绍他们在问责政治面前被动发展出的避责策略。
首先就是高层领导。他们避责拥有比较充足的资源，通常能够与媒体以及企业进行资源交换，有能力引入公关公司，一些情况下会主动塑造自己的亲民等良好形象。具体的避责策略是：第一，将容易引起麻烦的工作打包给某一个下属管理，让自己远离这类工作，当然通常而言，“背锅”的下属会得到其他方面的政治回报。第二，在问题出现时，归咎于前任、下属、机构内外的假想的敌人。
第二种角色是一线公职人员，包括基层公务员，以及承担公共服务工作的公交司机、货车司机、社会工作者、急救人员、医生护士、教师、警察等。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成为媒体、舆论聚焦的对象，但如果牵涉到一些出错的事情时，往往就显得非常被动。要避免自己成为彻底的背锅侠，就必须注意几点：第一，将责任推回给高层，这种话可以让媒体来转述，也就是高层对判断失误的命令、有缺陷的政策、不可用的操作系统、恃强凌弱的管理文化、设计不良的组织机构、不恰当的资源分配等负有更突出的责任，比如如果公交司机遇到严重的交通事故，伤亡惨重，高层肯定会将责任都让其背锅，但司机可以找出依据，比如加班过多、睡眠不足、线路设计不合理等证据，来降低个人所可能承担的责任。第二，可以构建出一种一线人员持续风险的形象，因为支援不足，还承担着“后方的无能或无情的指挥官要求执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美国，警察等公共服务者组建了基层工会，甚至会为暴力执法的基层警察辩护，认为责任主要需要警局高层承担。第三，进一步公开清晰解释法律、政策，目的在于凸显其中部分规定的不合理，引导办事用户去找上级的麻烦，而不是为难基层办事者。书作者说，这也成为了基层办事人员的一种技艺。
《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书作者指出，一线公职人员往往会利用自由裁量权，以及个人避责的考虑，重新塑造公共治理和服务的方式。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显然很熟悉——很多城市的城管执法人员，在大型节庆活动或重大假期之外的日常工作中，会调整工作方式和执法尺度，一切都服务于降低避责风险。
第三种角色就是所谓的中间位置的人，也就是书作者所说的“三明治中间的肉”——一方面，他们可能被基层工作者指责指挥失当，另一方面，则可能被高层领导用来甩锅。甚至而言，以英国和美国的治理实践为例，一些情况下，高层领导会通过与一线人员结盟，让中层管理人员去单独承担民众的怒火。比如，美国一些城市的警察滥用执法权暴力对待民众，引发骚乱的情况下，当事警察受到的惩处其实很轻，而这些城市的警局管理者和检察官往往会被城市长官和一线警员组成的工会“抛弃”。
当然，中间位置的人也可以分别向高层领导和一线人员转移责任。比如保留部分“证据”，证明高层领导对一些问题知情，但为了避责选择了撒谎；又如保留依据，证明一线人员不配合执行规定。
第四种角色就是与公共治理、服务相关的业务对象。他们很多情况下会成为背锅侠，被污名化，即如美国，官方就经常抹黑执法部门的执法对象，或者说对方编造苦难、制造恐慌，一些时候，美国官方会与媒体一起深挖业务对象（平民）的“黑历史”。但这些人在获得媒体、社会组织的支持，且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发声的可能，就可以反过来摆脱责任。
编演策略
《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书中分析了公职人员常见的三种避责策略，归纳为编演策略、代理策略、规程或操作策略。
编演策略就是通过游辞巧饰、时间安排、舞台管理以及各种形式的说服策略来降低指责伤害。书作者毫不留情地嘲讽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认为他俩开创了这项策略的许多技术性方法。
编演策略可以是“装疯卖傻”，也就是完全否认问题，唐纳德·特朗普多次诠释这项策略。而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中，其他政治人物也经常实践这个方案。书作者指出，可以将指责归咎于对方，包括组织内不忠诚的内鬼，贬损揭发者的名誉；或者将责任归咎于特定的记者或社交媒体用户，暗示甚至明示对方歪曲事实。
编演策略也可以是重新阐述过程，改变强调的重点，插入限定语，甚至直接撒谎，这样做尽管不能说服所有人，却可以很好地迷惑部分人。当严重责任事故发生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所经常看到的，一些高层领导会宣称自己完全不清楚组织内任何不正常的事情，实际上是无辜的受害者——这样做的风险是，如果中层管理人员或一线人员掌握有关知情证据，这样的高层领导的声誉会受到重创。
编演策略还可以是故意承认错误，但将所承认的错误泛化，流露出自己的诚实和诚恳。比如欧美国家的政客在国内民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为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比如一两百年前的种族主义丑闻道歉，但这其实不需要承担实际责任，也不涉及到当下改善族裔团结的政策，却能带来好名声。
最受诟病的编演策略，其实最有效果，也就是书中所说的“躲猫猫”。也就是限制信息流通，拒绝回应。即便接受采访，也要求媒体接受既定的问题流程，不得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书中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这类操作案例为据就此进行了说明。
编演策略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确实可以帮助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机构短时间摆脱舆论尴尬，逃过问责，但是不可避免造成政治信誉的严重降低。
代理策略，规程或操作策略
代理策略就是前面提到的将被问责、指责的责任转移给他人，尤其是在事前就通过机构设定将责任固定在一些机构和中层管理者。
这其实源于马基维亚利的策略，也就是“君主应将不受欢迎的任务下放，而直接执行受欢迎的任务”。美国总统的阁僚设置中，就有多个职位属于典型的“避雷针”、“炮灰”，比如贸易代表、国家安全助理。
为了避免背锅者长期固定承担过重问责、指责压力而“反水”，还可以通过不断重组和人员轮换而使得责任均摊——要成为高级领导的“自己人”，说到底就是加入到这个结构中，轮流帮助高级领导背锅。
规程或操作策略，也就是尽可能避免做可能引发严重风险、事故的事情。虽然因循守旧这个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不受欢迎的，却事实性地成为了很多政客不约而同选择的避责良方。因循守旧、照本宣科，这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失去活力，错过机会，好处却是避免出现新变量，减少风险和问题。事实上，媒体、社交媒体上经常反应的一些僵化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异化到可笑的地步，但相关机构和个人却不愿意改变。
规程或操作策略还可以是，如果很多人、很多机构都在从事事实性违规的做法，那就从众，因为无论东西方，都存在法不责众的事实。
《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书中指出，规程策略虽然有效，但是也会给官员带来麻烦，比如从众会导致加入其中的机构和官员，都被指责为无能；还有就是在需要公众参与配合的工作中，再难赢得响应。
《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书中指出，当官员尤其是基层一线人员越是明确地感知到问责、指责的存在，就会越倾向于灵活、综合行使上述三项策略，因地制宜地寻求最理想的避责效果。
所评图书：
书名：《指责的博弈：政府活动中的游辞巧饰、官僚主义和自我保护》
作者：（英）克里斯托弗·胡德
译者：杨帆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9月
编辑 | 张婧琦
